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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风时代”
（网友）请问胡泳先生，您认为“人民时评”里提到的“麦克风时代”（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就是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已经来到了吗？这样一来，那些被称为“意见领袖”的精英人士还有活路吗？ (star 09-6-24 20:30:20)
(嘉宾)曾经一度在中国，每个村头，每条街道，每个车间，每个人头攒动的犄角旮旯，都会树立着一个个高高在上的“大喇叭”。“大喇叭”的那头连着官府衙，这头对着你我他。“喇叭”是中国媒介史的重要隐喻——它几乎依照政府的行政网络层层蔓延分布，其最根本的功能在于向我们“喊话”。 (胡泳 09-6-24 20:34:58)
(嘉宾)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一个诡异的局面出现，那就是，当一些人还在“煞有介事”的拿“大喇叭”喊话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了“小喇叭”。一瞬间，前所未有的兴奋激荡全身，人们举起形色各异，长短不一的“小喇叭”，谈论家长里短，评说声色犬马，非议朝政，臧否人物，千军万马，千言万语，但就是再也汇不成一句话。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的核心特征就是我所称的“众声喧哗”。在这个时代，所有以前处于传播中心的人士必须适应“去中心化”的信息流动，不论这些人士是政府官员还是形形色色的各类精英。 (胡泳 09-6-24 20:36:31)
（网友）请问嘉宾们，怎样看待已经来临的麦克风时代，或是麦克风效应？ (crest 09-6-24 20:40:00)
(嘉宾)在网络时代，人人可以用手机拍下新闻的时代，人人可以使用微博客进行现场直播的时代，官方及其媒体承受的挑战是空前的。首先是他们介入事件的时机不容滞后，在非典时期媒体报道与网络传言之间的“时间差”（广州长达40余天，北京长达近30天）已不可重演；其次，他们介入的姿态也无法一味保持高压、扭曲、遮蔽等方式，而是应该抛弃由官方独家掌控信息的意识和行为，学会让多双眼睛观察，让多种声音说话，让民众在多种信息中进行分析判断，得出自己的结论。 (胡泳 09-6-24 20:47:07)
天涯网友“zawy1123”：请问专家：面对麦克风时代，中国是否有可能开放报禁？或者在一定幅度放开，给与传统媒体更独立，更强大的监督权？通过传统媒体比较权威的报道，来抵消网络人人都可真相的麦克风效应，这样是否可以更有效避免此类事件发生？谢谢！ (专业五毛 09-6-24 20:38:21)
(嘉宾)政府应该逐渐意识到，官方媒体还是要尽可能地起一个主要媒体渠道的作用，让人们能够了解到更多信息。这就是为什么在瓮安事件之后，新华社几乎是立即对骚乱进行了报道，这与以往在类似事件发生数日后才予以披露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瓮安当地官员在骚乱发生不到两天后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就此事给出他们的解释。相反，这次石首弄出“演习“新闻，成为新闻史上的一个奇观，这只会让民众更加愤怒和不耻。 (胡泳 09-6-24 20:44:00)
(主持人)过去政府部门只需要影响和把握住党报、国营电视台的宣传口径，就可以迅速统一群众思想。如今在Web2.0时代，每个人都可能获得补充的信息渠道，都可能成为意见表达的主体。有个形象的比喻，好比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麦克风。以石首事件为例，在事发后的约80个小时内，百度贴吧的“石首吧”中出现了近 500个与此案有关的主帖；在用手机发布和浏览信息的“微博客”网站饭否网上，仅一名网友“实时直播”的石首事件消息约140条；在一些播客网站，出现了不止一段网友用手机拍摄的酒店起火和警民冲突的视频。在当今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呈现多渠道、互动性的新情况下，您建议政府如何做好信息发布，及时和恰当地回答公众对公共事务特别是突发事件的关切？ (祝华新 09-6-24 20:40:46)
(嘉宾)政府要明白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传播内容的变化，博客使文字的自我出版成为可能，图片和视频分享网站使图像的自我出版成为可能，政府无法垄断信息源了；二是传播渠道的变化，信息的抓取、推送和聚合都在一系列社会性工具的发明和应用之下成为可能，政府也无法再行主导信息的流向。在源和流两方面，政府的控制力度都在减弱。正是这样，“不明真相的群众”才不容易受单一信息的遮蔽，能够做出更符合自己实际利益的判断。 (胡泳 09-6-24 20:58:11)
（网友）请问各位老师，在现有情况下，媒体究竟能做些什么？——呵呵，其实也是一个媒体如何在自保前提下突破的问题。似乎是个技术操作问题 (萧锐 09-6-24 20:57:40)
(嘉宾)一个现实是，网络跟传统媒体的讨论议题力度和热度相隔甚远。在网络沉迷时间越长，越是不知如何回到传统媒体的“现实”语境中说话；在传统媒体中耽搁越久，越是不知怎样对层出不穷的事件提出和保持鲜明的立场。好的媒体，我以为，就是要致力于肩负拉近这个鸿沟的责任 (胡泳 09-6-24 21:04:16)
对了，再问一个问题：各位老师如何看待前段时间网易的【该评论已关闭】事件呢？呵呵 (萧锐 09-6-24 21:03:57)
(嘉宾)它就是我所说的传统媒体与网络间的“鸿沟”的存在证明。 (胡泳 09-6-24 21:06:21)
（网友）王怡的博客曾有句话，我们的麦克风，别人的窃听器。不知道展老师和于老师怎么看？ (萧锐 09-6-24 20:46:19)
(嘉宾)一方面是政府信息公开，一方面是一些地方势力随意截取公民私人信息，并且对举报进行打压，寻找各种借口压制和报复，最近这种事情太多了。但是我们都能找到法律依据说明他们违法，至于能不能将他们告上法庭，还得靠大家的努力，特别需要律师的帮助。 (展江 09-6-24 20:50:48)
(嘉宾)现在的信息时代已经给我们民众多种表达的机会，特别是博客的兴起，使我们能够比较自由的把我们的语言变成一种公共的话题，也要看到，虽然我们有表达的机会，但是每一种语言表达的效果还是不一样的。总的而言，主流的媒体和主流的话语权还是在执政者手里，所以，执政者应该有能力主导社会舆论。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主导往往是不能体现民意，而是受到民众的质疑，面对民众的质疑执政者应该有一种检讨自我的心态，而不应该采取控制、压制的办法。 (于建嵘 09-6-24 20:52:12)
(主持人)这些年不少部门和地方政府很重视互联网，迄今政府用力最深的是Web1.0，即掌握了门户网站的新闻发布和宣传口径，最大限度地杜绝杂音，但在 Web2.0，即与网民互动方面，包括新闻跟帖、BBS、博客、QQ群，特别是微博客方面，政府经常成为被质疑、被批评、被嘲讽的角色。政府上网如何从 Web1.0走向Web2.0？如何从你说我听，走向你问我答，政府答疑可以成功为公众解惑、消除不满？ (祝华新 09-6-24 20:56:03)
(嘉宾)政府要首先从“绿坝”思维转向开放思维。尤其不能觉得到处都是敌人。 (胡泳 09-6-24 21:11:23)
（网友）有专家指出，近两年来的群体泄愤事件，通常发生在矛盾最容易激化、人群最容易聚合的县城而非乡下。大喇叭时代结束了，市民们正在迎接麦克风时代。而农村呢，农村的矛盾为什么不能在最基层化解偏偏要闹到县城呢，是因为农民被麦克风时代遗忘了吗？还是基层被农民遗忘了？ (nkrushmore 09-6-24 20:57:16) 0字 (4/1)
(嘉宾)问得好。我们的农民兄弟最可怜，“绿坝”都是他们首先装。 (胡泳 09-6-24 21:13:30)
（网友）请问嘉宾，最近几次群体事件引到作用的往往都是网络，这会不会造成政府对网络的监管越来越严，让网络也变成哑巴吃黄连? (crest 09-6-24 21:00:07)
(嘉宾)相信官员们会有不同看法，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明白，Web2.0时代信息如何能封锁？所以会有博弈，会有反复，但是长期压制是不可能的。 (展江 09-6-24 21:02:06)
与邓玉娇事件的不同
（网友）请嘉宾们谈谈此次石首事件与以往的邓玉娇等等事件，有哪些不同? (crest 09-6-24 20:57:15)
(嘉宾)实事求是地说，邓玉娇事件中，本地的恩施电视台和外地的很多媒体还是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报道的，而且北京来的律师也能够与邓玉娇和她的母亲长谈，这显示了媒体的作用和法制的力量，尽管后来受到限制，还有记者被打，但是初期披露的基本事实让全国关心这一案件的人有了比较一致的判断。再看石首事件，国内民众一开始恐怕多数是不知道的，等到事态有利于地方政府才发布信息，互联网上已经炸了窝，所以一个是信息部分开放，一个是信息全面封锁，尽管封锁不住，但是两个地方的政府，做法是有差别的。 (展江 09-6-24 21:06:58)
政府的公信力与执行力
(主持人)能不能说，在政府信息透明度背后，是政府公信力问题。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总结瓮安事件教训时说，瓮安事件发生之初，网上有许多谣言，群众也认为官方是自圆其说。比如传说死去女生的男同学是干部子弟，事后证明传闻失实；还传说死者叔叔被警察打了，事后查明确有其事。在不少群体性事件中，一些传闻真伪混杂，莫衷一是，为什么当事人亲属和公众往往不相信警方的专业判断，甚至怀疑政府在掩饰真相呢？一些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严重的流失？您认为如何才能有效修复政府和司法的公信力？ (祝华新 09-6-24 21:02:56)
(嘉宾)我的一个朋友说得好：常有人说管制者愚蠢，从他们的决策和行动来看的确如此——比如绿坝，比如新华社报道“石首消防演习”——可以无限列举下去，但实际上这是有原因的。一种解读是，这也仍然是因为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拥有的资源和实力实在太不成比例了的缘故。超强的一方从来不需要考虑什么战略战术的智慧，强者的傲慢是：我就吃定你了。你能怎样？！于是在被管制者们每天感受的无力，屈辱，顺从和荒谬中，草泥马出现了。 (胡泳 09-6-24 21:19:06)
(主持人)除了信息透明这一条，石宗源书记谈到瓮安事件时，还强调主要领导干部第一时间到群众中间倾听群众呼声，并借助舆论监督、启动干部问责制，才能平息事态。从近来湖北和其他地方发生的一些突发事件看，基层政府有时只顾堵塞留言以稳定人心，却疏于也不敢大胆启动舆论监督和干部问责，有时只让警察出面，主要领导干部却不能果断走进“不明真相”的群众中间做思想工作，以政府的公信力去震慑少数“不法分子”。在您看来，我们的基层政府在危机管理方面，还有哪些工作需要加强？
(嘉宾)政府需要深刻地认识到，百姓对人生的价值、尊严和安全的追求，超出了过去对温饱的追求。 (胡泳 09-6-24 21:21:17)
(主持人)在酒店发生大火后，石首警方恢复社会秩序的努力，受到民众的强力阻拦，街头筑起了路障，这在各地群体性事件中是极其罕见的，令人忧虑。有人担心，如果警方无力和缺少权威，来强力维护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如何避免政府和司法的执行力滑坡？ (祝华新 09-6-24 21:13:36)
(嘉宾)警察的权威来源于民众对国家权力的认同，这种认同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自愿的服从。现在，由于民众对分配不公、司法不公等等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的不满，会在某些事情中间表现为对警察权威的不认同，甚至抵抗。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特别是要改变现在地方政府或官员为了某些利益乱用警力的情况，要让警察成为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为某些官员或富人看家护院的武装力量。只有这样，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自然而然就有了必要的权威。 (于建嵘 09-6-24 21:19:20)
裂缝与切割
(主持人)预定的时间快到了，咱们抓紧。从石首街头的暴力行为看，除了要求命案真相，官民之间缺乏互信，基层社会似乎还存在某种戾气，也就是于建嵘教授常说的泄愤型冲突。您建议从行政、法制、意见表达、社会协商沟通等方面，如何有效地化解戾气，减少政府和民众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隔阂，促进社会和谐，促进国家的政治共识？ (祝华新 09-6-24 21:15:07) 0字 (7/2)
(嘉宾)我想仅从网络社会建设的角度谈一点看法。全能型政府孕育暴民型网民，服务型政府培养责任型网民。共建和谐网络社会，离不开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网民、企业、社会——的共同参与；需要在多方利益博弈中，共同制订游戏规则，共同遵守游戏规则。任何单边主义——无论是政府的全能主义，还是网络暴民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胡泳 09-6-24 21:27:07)
胡泳老师您好，请问您，类似石首事件，地方政府即使在事后纠正了错误，但是造成的影响已经难以弥补。您觉得此次石首事件将在哪些方面产生严重的裂缝？ (水娃 09-6-24 21:21:00)
(嘉宾)最严重的裂缝，一是地方吏治的极度恶化，二是官民对立的权力冲突已经转换为善恶对立的道德冲突。这是非常可怕的 (胡泳 09-6-24 21:24:16)
(主持人)谈到群体性事件牵扯出的干部问责问题，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顾虑：问责了某些官员，会不会影响政府的威信、破坏社会稳定？实际上，基层部门和个别官员有时也有意识地用“维稳”甚至维护党的执政合法性来要挟中央，为其执政阙失或罪错而“背书”。前不久的巴东邓玉娇案似乎是一个突破，在媒体和网民的舆论压力下，政府果断与基层某些无良官员（股级）果断“切割”。在您看来，“切割”能不能成为政府危机管理的一项基本战术，不能为了袒护少数人和小集团的利益，伤害党和政府的崇高威望？ (祝华新 09-6-24 21:12:38)
(嘉宾)最近若干年里，中央实行重大责任事故负责制，一旦出现公共事故，当地领导人就很可能被撤职。其结果一方面促进当地领导人去防止公共事故的发生，但另一方面也促使他们在发生公共事故时，第一反应就是如何封锁事故的传播，争取时间和空间去自己处理、自我消化。在地方政府不需向民众负责、而是向上级负责的政治传统下，官员被激励去选择封锁消息。民间将此称做“惟上不惟下，瞒外不瞒内”。一旦瞒不住了，内部无法消化了，地方政府就会转而把社会运动说成是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甚至具有“反党反政府”的性质，这样政治上的“上纲上线”在构陷群众的同时，可以把上级党委、政府也绑架进来，从而掩盖地方吏治的极度恶化和自身的严重失职。所以，我是赞成“切割”的。 (胡泳 09-6-24 21:2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