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决定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因素

 

    为什么美国的“氢弹之父”、“电子计算机之父”来自欧洲？为什么欧洲免费输送科学家让美国爆炸了原子弹、制造出了导弹、把人造卫星送上天、使宇航员登上月球，冷战中却还需要美国人的保护？

   

    为什么中国送出了世界最多的140多万留学生，却只有30多万人回国？为什么中国官方的社科院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在中国，一边是大学应届毕业生曲折绵长的求职长队，一边是中国企业海外人才抄底的新闻报道。单纯地说全球人才紧缺并不足以概括目前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才战争”。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一个国家发展的结构性矛盾，而另一方面，人才浪费则是这一矛盾的有一种重要表现。
　

    “科教兴国”、“人才是第一资源”、 “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但是，人才战争却能让一切人才培养都变成“为他人作嫁衣”。世界中心从欧洲转移到北美的背后，是罗斯福发起的“特殊战争”。美国完成了从诺贝尔奖得主只有德国三分之一到聘用全世界三分之二诺贝尔奖得主的转变过程，才成为了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
　　

    全球人才战争，才能真正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化世界的最终命运，这也是中华民族未来三十年能否实现崛起和复兴的关键。

 

    中信出版社的新书《人才战争》讲述了一个真实世界的资源争夺战。这场开始于60多年前的战争，不使用枪炮导弹，没有血肉模糊的短兵相接，却比任何一场战争更能影响一个国家的现在与未来。纷繁复杂的世界背后，涌动着的人才暗流才是决定世界中心的重要力量，决定中国未来崛起最重要的因素。

 

    为此，中国商报采访了本书作者、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

 

 “人才战争”是特殊的战争

 

    中国商报：《人才战争》这本书首先让人感觉到很严肃，您把人才竞争上升到“战争”的高度，把竞争方式说成是战略，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书中提到“人才战争”是一场改变世界格局的特殊战争，它到底特殊在什么地方？

   

     王辉耀：当前的世界局势爆发大规模的世界军事大战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大家都有核武器，如爆发世界大战，对世界将是毁灭性的。但战争的形态已经转为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这就是人才战争。谁想在21世纪成为世界强国，谁就必须要赢得这场战争。为什么称为“战争”和“战略”？因为人才问题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来进行重视。世界上有“货币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争”……，但却没有人意识到“人才方是第一资源”。许多人认为科技、知识、文化、制度、货币、金融、武力、能源、粮食等等支配这个世界的一切，似乎人都成为了这些事物的奴隶，却意识不到真正的本质：制度、文化、科技、知识、货币、金融都是人的创造物，能源、粮食、武器等实物都为人所控制，其实只是一部分人通过创造科技、知识、文化，设计制度、政策，控制货币、能源、粮食，发明先进武器等来奴役另外一批人而已。这些“所谓战争”从根本上其实都受人才战争的左右。“我们必须坚持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这也不是我的一家之言，而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公开发表的讲话，因此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人才战争”的特殊性在于人是活的，并且每一个人才都不可复制，尤其高端人才。因此，如唐太宗所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这种特殊性也会给人才流失国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因为获得人才创造的技术、专利、知识产权需要付出高额费用，但获得掌握资本以及能创新这些技术、专利的人才却可能完全免费。

　　中国商报：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特点，我们常常听到对人才要“不拘一格”，在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怎样对待人才才算是“不拘一格”呢？
　　

    王辉耀：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大国仅仅能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还不够，还必须能够打赢人才战争，否则，可能就变成为外国培养人才。全球化时代的“不拘一格”也意味着选拔、使用、评估人才要有国际视野：培养、评估人才以及相关人才机制要有国际竞争力，不能“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因为一家只在本土发展的本土企业，在国内都要面临跨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引进人才必须能够吸聚全球最顶尖的人才，不能把人才的国籍、血统、种族看得比其才华还重要。从1901年到1950年，欧洲培养了73%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得主，但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这些科学家大部分却都流失到了美国，导致美国成为了世界科技中心。为什么爱因斯坦要离开？因为德国更在意爱因斯坦的犹太人血统，美国只要是人才，就“不拘一格”地欢迎入籍。
　　美国就有着“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机制：美国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排名世界前40大学美国占了四分之三），但吸纳的却是全世界而非国内最优秀的青年（美国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超过三分之一给了外国留学生）；当然，美国的移民部门又会欢迎这些人才获得绿卡以及入籍成为本国人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外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大部分会留下）；最后，美国的政府和企业又向他们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例如全世界科研经费40%是美国提供）。
　　

    中国商报：您的书里提到了人才的外流和流失的问题，并强调人才的外流并不是坏事，不过前提是人才的回流和环流，您认为如何促进人才的回归和环流呢？
　　

   王辉耀：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人才外流去学习和借鉴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是必须的阶段，例如“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名获得者有21人是海归，钱学森和邓稼先都是美国培养。全球化时代，人才流动也是国家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所以说，只要不等于人才流失，人才外流就不是坏事情。因为人才流失意味着人才不但归化外国，而且把自身掌握的技术、经验，以及在祖籍国获得的财富、产业都携带到海外为加入国服务。需要说明的是，人才回归和人才环流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必须区别对待。对于重要的、紧缺的、尤其涉及需要保密和敏感技术的人才，政府应努力争取他们回归。对于不便彻底回来、留在国外作用更大的人才，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就应鼓励留在海外进行环流。其中，人才环流群体甚至可能不具有中国籍，如果这些人才进入中国都难，怎么能为中国服务？因此，促进人才的回归和环流，政府就必须重视人才回归，出台相关人才回归计划，并改革国籍、绿卡、签证等政策，给予政策与税收等优惠，甚至可以承认双重国籍，另外还建立留学生社团、海外人才库与留在海外的人才主动保持联系，推动人才环流。

“适才适用”有利于发挥人才优势
　

    中国商报：有资料说，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80％、北京大学76％高科技专业毕业生都去了美国，并且从2006年开始荣登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美国的《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清华、北大是中国内地最著名的大学，这些人才的外流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王辉耀：人才外流未必是坏事，例如截至2008年，日本先后9人获诺贝尔自然科学领域奖项，只1人不会说英语，大部分在美国留学或工作过。但关键问题在于日本9名诺奖得主只有1个人换成了美国籍，基本都是日本籍。而中国人才外流之后却并没有回流，政府的教育投入变成了对美国教育的补贴，超过八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博士会选择留在美国，这才是问题。
　　

    中国商报：中国政府和企业已经了解到人才的重要性，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引进海外人才，吸引海归回国。但是有的人才并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问题到底是出在人才自身水土不服还是国情制度本身不利于人才发展？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人才引进模式和管理方法？
　　

   王辉耀：发挥任何人才包括海归人才的作用，最重要的都是建立“适才适用”的人才机制，提供足够的硬件、软件的支持。当然，用人单位与人才形成“共赢”效应才是保持长期合作最重要一点。人才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原因很多种，我们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可能需要引进的人才进行自我调整，由于则是因为“特殊国情”不利于人才发展。如果是因为国情落后，即使不使用海外人才，我们也需要改革。中国采取什么样的人才引进模式和管理方法，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而论，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模式：例如有些人才必须与教育、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的需要挂钩，不能把引进人才当成政治任务，或由行政官员而非专业官员去主导，避免引进一些并不需要的人才；但有些人才尤其是自己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投资人才，要求必须挂靠一个单位，显然没有必要。再如引进某些人才必须注意是否能融入整个团队、是否会水土不服；但那些领军型的高端人才，则可能应该要主动按其要求去搭建一个服务团队。
　

    中国商报：近些年国内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突出，据统计2009年将有610万大学毕业生，同时又遇上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预计起码将有200万大学生不能如期就业，而与此同时海外人才“抄底”却如火如荼，这样鲜明对比说明了什么？
　　

   王辉耀：百万大学生无业可就与“人才抄底”热并不矛盾，中国过剩的是需要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一般性人才，而自己能创造就业机会、或能从海外吸引就业机会的创造性人才则永远不会嫌多。也正因为就业形势紧张，甚至可能就越需要引进那些能创造十个、百个、甚至万个就业机会的杰出人才——因为中国的人口，显然并不需要全面引进移民，只能开通人才移民。2005年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总结美国必须开放H1B签证引进海外人才就说：“微软已经发现每聘请一个拥有H1B签证的职员，公司平均就会增加4个职位来支持他们的工作。”
　　当然，不可否认，中国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出现了问题。麦肯锡公司的调查报告就称：中国大学毕业生大多数不具备国际竞争力，只有不到10%的人拥有为外企工作的国际化技能，相比之下印度达到25%。另外，扩招提高全民素质本该是义务教育的责任，但中国每年培养博士总量世界第一，2004年全国共博士点1900多个，平均每4.2个硕士能出1个博士，而美国是每10个硕士才能出1个博士，但2005年高校却还申报增设2700个博士点，一年申报量达到已有数量1.4倍。中国教育也缺乏对创新、创业、创意的支持，更注重培养应试人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无法在全球市场吸引足够多的知识产业外包机会、进而形成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推动人才回流与环流

　　中国商报：目前全球人才流动的新趋势是什么？全球人才战争中的中国处于什么地位？
　　

    王辉耀：世界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都在改革移民、留学等政策为人才战争服务，并对外来顶尖人才日渐开放。甚至欧洲老牌发达国家都在复制美国经验，改革移民制度为人才战争服务。2000年8月德国就正式实施“绿卡工程”。2007年8月法国则实施《优秀人才居留证》。2008年10月英国实施新的“记点积分制”移民制度。新兴国家因为过去人才大量流失欧美，自身对于尖端人才的吸引力依然有距离，都日渐致力推动海外族裔人才回流。例如除了中国之外，所有新兴发展中国家印度、巴西、越南、墨西哥、菲律宾都在20世纪90年代后承认双重国籍，来推动人才回流与环流。
　　在全球人才人才战争当中，到目前为止，美国依然是最大的赢家，尽管因为金融危机开始出现“人才逆流”。而中国过去一直处于“人才供应国”的位置，例如送出140万留学生只有不到三成回国，博士回归比例更低。概括地说，中国在全球人才战争过去是被动挨打，只有中国人才归化外国，没有外国顶尖人才归化中国。一直到2004年，才出台绿卡制度，但依然没有顶尖人才入籍制度。或者从制度层面上说，现在则奉行“只防守，不还手”的人才战略——所有努力用在遏制本土人才流失，从来没有想过主动出击也去争夺海外的全球顶尖人才。
　　

    中国商报：为影响海外人才进入中国的最大阻碍是什么？是国籍、苛刻的要求、还是复杂的申办手续，或者其他原因？
　　

    王辉耀：美国培养了全世界1/3诺贝尔奖得主，人才培养能力比中国强大许多，但还要去聘用全世界70%的诺贝尔奖得主，引进占本国总量1/3的海外科学家与工程师，才真正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尽管我们都知道中国至今尚未在无意识形态差异的自然科学领域培养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按理，自身培养不了顶尖人才就更需要引进，但目前整个国家都并不认为引进海外人才能获得多大的贡献，对待外来人才也包括外籍人才并不够开放，这才是最大阻碍。不开放国外顶尖人才入籍等政策只是整个国家“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思维的一个体现而已。我们可以觉得移民之子非裔的奥巴马能当上美国总统令人赞赏美国的开放，也能认知法国总统萨科齐是东欧移民之子，加拿大2005年上任女总督米夏埃尔是海地裔黑人移民。但如果发生在中国，哪怕只是国有企业出现一个“白人”或者只是外籍总裁，恐怕都很难被接受，海归经济学家发表见解都可能因为有外国护照被扣上“汉奸”的帽子。
　　但要说明的是，中国过去在秦、汉、唐并不是如此，唐朝甚至建立了一个“宾贡科”许可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秦国当时“外籍”出身的宰相李斯还上《谏逐客书》指：“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声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致诸侯之术也。”但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也可能是这样：我们愿意买外国好的商品变成自己的东西，却不愿意收购优秀的外国人才归化成自己的人才——重物而轻人才。
　　

    中国商报：《人才战争》这本书中列举了很多例子，说明人才在国家发展建设中的巨大作用。那么对于落后国家和地区来说，需要更多的人才在经济建设、科技发展等领域工作。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实行人才“掠夺”式的引进方式，更加剧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平等性，后者应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
　　

   王辉耀：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至今为止，全球人才战争当中对人才流失极为重视甚至不惜“夸大其辞”的国家，往往是那些因为重视人才而获得大量人才流入的赢家。例如美国仅仅一部分外国出生的人才返回祖国，媒体、学界就开始忧心仲仲，以为“国将不国”。哈佛大学调查美国“逆向人才流失”的学者甚至批评美国政府的移民制度：“如果美国需要高层次人才，我们就应该把他们留在这里，而不是把他们当临时工使。”但事实上，美国有4万杰出人才作为第一优先对象不必等待排期，不需雇主就直接申请绿卡，五年后入籍。在英国、法国，人才必须先获得签证，居留数年才能申请绿卡随后入籍；在中国，2004年才出台长期引进人才的绿卡制度（1年后只有100人获批），但至今没有人才入籍政策，可以说那些竞争对手远不如美国那样“不拘一格”重视人才。
　　而那些人才战争的长期输家却仿佛是人才过剩大国，毫不在意，不采取积极、主动、灵活的战略，反而不迎战、不反击、甚至不防守。政府任由短视的“明政策”与腐败的“潜规则”控制国家，外国人才进入遭到拒绝，本土人才遭受排挤而离开。据联合国有关统计，截至2005年全世界大约30个国家制定了便利高技能人才入境的政策或计划，但其中17个都是发达国家。可见，大多数落后国家之所以人才大量流失，问题出在自身并不足够重视人才，而不是因为硬件原因。所以，这些国家首先必须从政策和行动上也重视起人才。当然，从根本上说，也必须完善硬件基础以及政府的廉洁、法治的完善、知识受到尊重、政策的开放等软件支持。（中国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