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那篇《百万留学生滞留海外，中国成为世界最大人才流失国》激发了网络上热烈的评论。有很多文章——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者，谈论人才问题是十分中肯，意识到了中国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有些批评者还不太区分人才外流与人才流失、人才归化等基本概念等区别。所以，现在我想附上《人才战争》第2章“全球人才流动新趋势”第1节的节选内容，这一节的内容是介绍人才外流与人才流失的基本区别：
人才外流可耻？未必！
截至2008年，中国留学人员总数大约139万，归国留学人员只有39万，回国总比例仅仅为28%。这一回归率在新兴发展中国家中是最低的，中国新闻社发布《2008年世界华商发展报告》称，改革开放后移居海外的新华侨华人大约为600万人。2006年，清华和北大分别以571名与507名博士输送量，成为美国大学博士生来源最多的两所院校。由于将近九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选择留在美国，因此，美国媒体又把清华、北大比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
人们对于这一问题早有关注。2003年，《国际先驱导报》曾联合新浪网进行调查——“你怎么看待中国人才外流海外？”结果73.94%的人认为中国人才留在海外不归是种耻辱，只有27.06%的人认为这是因为在国外更适合发展。根据报道，一位接受采访者虽然没有出过国，却不无激动地表示：“这种出去就不想再回国的人，往往是没有民族感的金钱主义者，爱国主义思想缺乏，个人的得失高于一切。”
为中国人才流失在海外不归而觉得耻辱，并不令人意外。然而，但是经常有媒体与被采访者似乎都把“人才外流”当成了“人才流失”，这显示出某些媒体和学术界的常识性错误：如果“人才外流”到海外就成为了“耻辱”，出国留学、工作都属于“人才外流”，那么就意味着从在海外搞革命的孙中山，到出去留学的周恩来、邓小平，再到政府派驻海外的大使官员，全都成为了耻辱，要消除这一“耻辱”，只能是像满清政府一样彻底“闭关锁国”，这是非常狭隘的。同样，外国人才只要在中国长时间地工作、学习、生活过，难道就一定热爱中国？
即使是联合国的专家也常把“人才流失”与“人才外流”对等起来。2007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结论就指出：人才流失严重，是阻碍非洲国家发展并影响其顺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但2008年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就对全球人才流动下结论：“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发展中国家人才外流只会给那些引进人才的发达国家带来好处，对发展中国国家则会造成损失；但如果加以有效和明智的管理，人才流动也会使发展中国家受益”。
其实，人才的外流与流失，人才的流入与归化，在人才流动当中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才流失”是毫无疑义的国家损失，但“人才外流”带来的影响则不能确定，人才出国的学习、深造、交流、工作，都是人才外流的一部分，是否带来人才流失也存在不确定性。外流的人才很可能是暂时“滞留”在海外学习或者工作；很可能不确定将来是否留下，甚至很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在国外为祖国的政府、企业等工作。
另外，即使“人才滞留”在海外，也可能是拿着留学或工作的签证，不一定意味着人才流失。留学生毕业后没有立刻回国，也不见得不是理性的选择。一个公认的研究结论是：留学生滞留海外“较长时间之后（一般5 到10 年）”，将自己在西方所学付之实践，获得足够的海外经验，再从海外返回祖国。因为有足够的积蓄与海外实践经验，往往更容易融入原籍社会并发挥作用。
相反，那些一毕业就去国外、毕业后又立刻回来的留学生，往往可能因为在国内、国外都缺乏实践经验，既没有国际化优势，又比本土人才更容易水土不服，反而容易沦为“海待”。我在2007年进行一项海归回国创业成功的调查，结果发现300位回国创业成功的人士平均都有5到6年的海外工作经验。橡树资本（香港）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德淼就以一个老海归的身份告诫说：“我觉得留学生应该在国外待足够长的时间，个人认为至少要5年。”
事实上，即使几个世纪以前的“传统上认为”，也不能够否认落后国家外流留学生等前往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理念、经验、文化以及制度，对于国家崛起有重大的帮助。彼得大帝时代的俄罗斯、明治天皇时代的日本，都因为自身的落后而向先进国家“外流”了大批留学生。中国洋务运动时也派出了官费留学幼童。同时，即使发达国家也可能需要派人去发展中国家学习、受训、工作，以便帮助本国政府和企业在海外的扩张。
京都产业大学教授益川敏英是日本9名自然科学诺贝尔奖得主当中唯一不会说英语的科学家。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的诺贝尔奖纪念演讲中就以“I cannot speak English（我不会说英语）”作为开头。这位教授不但不会说英语，过去也从来没有出过国，甚至常常嘲讽重视英语的东方社会风气说：“因为不会英语，所以（我）研究物理”。对于有记者问“如果要求进行英语演讲怎么办？”他的回答是：“那就（把诺贝尔奖）还回去。”
然而，生平首次出国参加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后，益川敏英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开始后悔——或许不一定非要学好英语，但一个人应该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随后，他在面向大学生发表的演讲中嘱咐说：“研究生毕业以后，要把目光转向国外。”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这一事件，就把新闻标题取为：“日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悔恨。”
益川敏英的悔恨无疑是对人才外流的一种肯定。日本自然科学领域一半以上诺贝尔奖得主都曾在美国留学或工作过，二战结束之后相当一段时间，日本大多数高科技人才都在走同样的成材模式：在日本完成大学的学业，去美国读硕、博；或在日本读完博士后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最后再回到日本发展。这一奇怪的的人才培养模式，或许有些无奈，但却是客观所迫。日本的教育实力不但落后于美国，也滞后于自身经济的发展。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刊》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整个亚洲进入二十强只有东京大学这一所，远逊于其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因此，自身教育实力不济，外流人才去美国学习，借美国的大学培养自己的人才，也就成为了日本重要的选择。
这样的故事并不是日本才有。先后就读过伦敦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的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后成为第一任总理，他培养长子李显龙的成材方式也是将儿子送往世界最优秀的大学，而非留在新加坡最好的大学学习。于是，李显龙先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后就读于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学院获硕士学位，期间还在美国堪萨斯州参加陆军指挥和参谋培训。如今，李显龙已成为新加坡的现任总理。
自身教育体系和培养人才的体系落后，就把学生送到世界最好的大学去“借鸡生蛋”，这也正是“人才外流”的意义之一。一个落后国家要崛起于世界之林，去世界上最发达先进的国家学习技术、经验、理念必不可少。
印度政府曾公开反驳联合国的人才发展报告，表示联合国所称的“印度每年因人才流失损失20亿美元”是不正确的。当年被称为“计算机总理”的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就发表言论说:“即使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或医生在50岁或60岁时回到印度，我们也没有失去他们。我们将因为他们到国外获得经理职位或成为富翁而高兴。我们不要大惊小怪，不要把这看成是人才流失，而应把它看成是智慧银行，正在积聚利息，等着我们去提取。我们必须培养和发展不仅能在印度工作，也能在全世界工作的人才。”
人才外流除了会携带技术、资金、经验回流之外，也会带来了汇款、投资以及对跨国贸易的帮助。汇款是发展中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之后的第二大外部资金来源。2005年，世界汇款总额72％大约1670 亿美元流入了发展中国家。其中，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印度和中国是收到海外汇款最多的国家。在这些国家的引进外资当中，海外族裔也扮演重要角色。
简单地说，只要是有正常国际交往、不选择“闭关锁国”的国家，只要有本土企业跨出国门去海外发展，从官方到民间就都不可能没有“人才外流”。并且，这些肯定不是“耻辱”。
人才流失是好事？荒谬！
但是，外流的人才做出贡献是建立在回流以及环流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一再强调的观点，真正带来外包业务和汇款投资也大多是滞留在海外、却在进行人才环流的群体，而不是彻底流失海外的本土出生的人才。相反，那些彻底流失的人才，反而会把在祖籍国的资金和产业转移到海外，因此损失通常会高出所能带来的回报，这是必须承认的事实。
一般来说，“人才流失”是指人才离开祖籍国并“归化”所在国。从法理上说，“归化”意味着放弃原来国籍并加入新国籍，即从国籍上说已经变成了外国人才。从广义来看，“人才流失”是指人才不再为祖籍国做出贡献，加入了所在国并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服务。尽管由于双重国籍的存在，许多人加入外国籍并不意味着散失原国籍，更难以说明已经“归化”，但大多数情况下，移民入籍依然可以成为人才流失的重要标志之一。
当然，即使全球化深入到多么“非传统”的时代，高端人才的流失带给原籍国的“收获”也绝不可能多于“损失”。除非这些杰出人才创造的科学技术、知识专利、文化创意、以及资金财富，在祖籍国都能免费共享，世界上没有所谓的机密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或者干脆就是这些知识、技术、人才一文不值。否则，只要一个国家为获得人才所创造的知识、技术、专利、财富需要付出代价，就不可能不存在零合竞争，人才流失就必然带来输出国的损失，接纳国的受益。
概括地说，“流失”的人才跟外流以及环流的人才不同，他们并不是暂时性地离开祖国，甚至是携带全家一起移民。大多数接受国也会优先批准其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同时移民入籍。因此，这些人才大多不但不会把自己大部分收入用以向祖籍国汇款和投资产业，不会视为祖籍国效力为首要选择，更多的情况反而是把自身掌握的技术、经验，以及在祖籍国获得的财富、产业都携带去了海外。于情于法，都是如此，接纳国也会要求他们带来多少万美元的投资，创造多少个就业岗位（例如美国的“投资移民”计划要求移民者必须投资100万美元，起码为美国创造10个就业机会），或者提供何种贡献和技能（例如美国每年职业移民中有4万名额属于“杰出人才”类别），才能移民入籍。
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EPI）2007年发布《国际学生对英国经济产生的效应》，计算每个非欧盟国家留学生平均每年带来收益约2.44万英镑。目前，中国每年输送近20万留学生出国，在海外正进行学习留学生接近50万，按每名留学生每年为国外贡献2万美元估算，中国仅留学一项就每年为外国就直接补贴100亿美元的教育外汇。如果这不是损失，但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则为76％。近九成的中国科学与工程留学博士都孜孜不倦地走着“在美留学——找到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模式。同时，北大、清华最早获得教育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拨款各18亿的两所高校。这些拔款变成了对美国培养人才的补贴，这难道还不是损失吗？
印度媒体曾把这种“培养阶段”由本国投入成本、“产出阶段”却去了外国贡献的情况称为“奶牛现象”：牛的嘴巴在印度，吃的是印度的草，挤奶的却是外国人。印度前钢铁与矿产联合部长K.C.潘特就总结说：“人才流失的实质是一个国家花费大量钱财培养人才,到头来却把教育收获奉送给别的国家……问题不仅是一个国家得不到本来该有的这种回报,还在于这些国家实际上担负不起这笔经费开支,却在帮助那些付得起更多教育经费的国家办教育，这真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违背常理的问题。”
欧美发达国家都是人才流入国
如果说“人才流失”不是损失，那么，我们看看欧美发达国家是否很高兴地欢迎“人才流失”？！但事实是与某些文章的理论相反，美国、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人才净流入国”。
——从1990年到2000年，美国一共接纳了415万25岁及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移民，欧盟当时15个成员国10年间也接受了236万25岁及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人才。美国只培养了40%的诺贝尔奖得主，却雇佣70%的诺贝尔奖得主。
——加拿大统计局1999年的一项报告就指出，加拿大虽有人才流失到美国，但同时却每流失1名就从其它国家获得了四名人才进行补充。
——日本外流的人才大部分都回归。先后有16日本裔获得诺贝尔奖，9名属于自然科学领域，但只有1人换成美国籍。先后有9名华裔获得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有3个是中国留学生出身，原来有中国籍。但全部拥有或曾拥有过美国籍，只有一个还是中国籍（那还是台湾的李远哲）。日本文部科学省负责留学生事务的高等教育局留学生交流室室长助理织田雄一就指出“中国留学生当中优秀人才很多，都愿意留下来，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日本的留学生吸引人才事业就难以发展。”
——有人举犹太人作为例子，但以色列建国以来60年间，增添了300万犹太人的移民流入，典型的“人才净流入国”。即使在美国的犹太科学家，很多都还是以色列国籍。因为以色列承认双重国籍，只要是犹太人，哪怕没有来过以色列一天，也可以保留外国籍的同时申请以色列国籍，并且“移民签证发给一切表示愿意来以色列定居的犹太人”（以色列的移民回归法的规定）。在以色列，移民部是跟国防部并列的部门。
——新加坡也是人多地少，但2008年的新加坡人口统计报告显示，目前在新加坡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非新加坡居民。在过去5年，共有5万8000人成为新加坡公民（全国总人口才600多万），另有24万2000人获得永久居民权。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整体上都不是“人才净流失国”，而是“人才净流入国”。这难道是“偶然”？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是不是个傻瓜？他说：“新加坡的成功仰赖于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因为最能吸引人才的国家，经济就会最成功。”
盘踞世界首富交椅多年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2007年3月来到美国国会，却忍不住炮轰美国引进人才还不够开放：“我们必须欢迎这个世界的伟大天才，而不是将他们赶出这个国家。”李光耀2002年在国庆晚宴上强调新加坡要以美国为榜样：“在这个时代，所有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必须依赖外来移民和人才……如果美国都需要吸收外国人才（自身培养了近40%诺贝尔奖得主），新加坡更必须这么做。”李显龙也认同父亲的观点说：“我们需要大量人才。你拥有得越多，你就会做得越好。”
但是，中国的“专家”们却觉得“人才过多”，流失出去是好事情。也许，全世界只有中国会觉得“人才流失”是好事，并不欢迎那些优秀的人才流入！事实上，在美、日、加、澳、法、德、英、俄、韩以及印度巴西等世界主要大国中，也确实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没有外来顶尖人才移民入籍制度。
中国不重视人才流失的原因
“清华大学培养了大量芯片专业的研究生，百分之八九十跑到国外去了。于是就有一个这样的逻辑：中国花高价培养的人才流失到国外，给外国企业搞科技创新，然后这些跨国公司再来到中国，利用其创造的知识产权大发其财。”一位中国学者如此愤怒地形容本土的人才流失。
“中资银行成外资超级提款机”在2008年成为中国各大媒体热点，国内的媒体称：目前中国所有的银行都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制，而这些外资在短时间内都获得了高额溢价，不管中国的银行是否想贱价出售股份，事实上都成为了外资机构的超级提款机，造成国民财富的大量流失。一位社科院研究员还以2006年美国高盛、德国安联、美国运通等公司用大约295亿元人民币收购工商银行10%股份为例，指出一年后这些股份市值2755亿，外国人不费吹灰之力就从中国净赚2400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些专家和媒体却没有意识到：为高盛、美林进行中国业务运作的中国区高管们，正是那些被流失的、被他们认为“水土不服”人才。
我们难道宁愿优秀的人才流失到海外去成为竞争对手？
有种乐观的看法认为，巨大的人才流失并没有影响中国过去的经济腾飞，所以未来也没有必要担心。但过去经济发展之所以不受影响，是因为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位主，更需要大量廉价的技术工人。
但是，如果中国开始产业升级，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缺乏人才的影响就会显现出来。并且关键是中国现在这种高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高出口、高投资基建、低附加价值、低价劳动力付出、低端产业增长为主的“中国制造奇迹模式”无法长期持续，一个《劳动合同法》就让大批工厂倒闭，除非中国劳动者的收入永远不增长，否则，劳动力的“廉价优势”迟早失去，跨国企业接会把制造工厂转移到越南、墨西哥等更廉价的地区。
这也是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龙的世纪”中的“中国龙”难道是全球产业链当中的“苦力”？中国难道不能在海外投资、并购等脑力战场上成为主要玩家？发展知识、科技、创意、创新为核心的“人才经济”能继续忽略人才流失吗？
其实，包括“印度经验”都是说：政府应该开放地看待人才外流，不为可能的人才流失而因噎废食，支持出国留学和来去自由，鼓励人才环流以及在海外也贡献祖国，以便培养能在全世界竞争的顶尖人才。同时也要重视推动高层次人才的回流，当然，遏制人才流失的方式不是闭关锁国，也不是过分强调引进人才，而是完善有关的评估、选拔、通过建立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与环境，来吸引住那些杰出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