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和魁奈
魁奈（1694—1774）和斯密（1723—1790）分别是法国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作为经济学家，魁奈成名早于斯密，他因为创立重农学派并应用其理论影响国家政策而享有盛誉。而斯密作为一位理论经济学家成名稍晚，其思想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及对各国政策制定的影响在其身后才充分显现出来。斯密陪同巴克勒公爵游学欧洲大陆期间，曾经与魁奈有过接触。由于他们核心思想的接近，这可能给后人留下谁影响谁的想象空间。
斯密1764年2月初陪同巴克勒公爵从伦敦动身前往法国。整个行程大概是这样的：在巴黎10来天，在图卢兹一年半，在法国南部旅游两个月，在日内瓦两个月，最后再回到巴黎10个月，从1765年12月到1766年10月。本来斯密和汤申德（巴克勒公爵之继父）约定的是带巴克勒公爵一人到欧洲大陆游学，在他们居留图卢兹期间，汤申德又要求让巴克勒公爵的弟弟斯科特加入，斯密很愉快地答应了。
1765年12月，斯密带领他的学生们回到巴黎，这是他们大陆之行的最后一站。此时休谟也在巴黎，作为哲学家的休谟在巴黎深受追捧，成为上流社会的宠儿。休谟将斯密引荐给法国当时最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爱尔维修等人。经由这些启蒙思想家，斯密结识了魁奈。——相信不是休谟将斯密介绍给魁奈的。休谟是那样一个坦坦荡荡风风火火的人，他特别不喜欢魁奈那样故作深沉的人，他把魁奈叫做“所有人中最怪诞的人”。当时作为国王御医的魁奈经常在凡尔赛宫蓬巴杜夫人的一个阁楼上聚会，研究经济问题。据一个叫马芒特的参加者的回忆，“尽管魁奈的楼下进行着热烈而激烈的讨论，魁奈却平静地进行农业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计算，对宫廷中的变动漠不关心，好像他远离宫廷千里之外。他们在楼下讨论战争与和平，议论将军的任用和大臣的任免，我们则在楼上议论农业和纯产品问题，有时在聚餐时交谈，参加者有狄德罗、达兰贝尔、杜克洛、爱尔维修、杜尔阁和布冯等人。蓬巴杜夫人则因为不能使这伙哲学家下来参加她的沙龙，她就自己上楼看望他们，在餐桌旁同他们交谈。”[i]
斯密参加过这样的研讨会。据魁奈的弟子内穆尔回忆，那段时间他经常在阁楼聚会上见到斯密。不过，他们仅仅将斯密看成是一个贤明坦率有学识有修养的人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斯密的真才实学还没有显现出来。可以想见，斯密的法语还不是太好，他可能缺乏发言的勇气。因此，在参加阁楼研讨会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倾听。不能因此而认为参加阁楼会议的斯密只是一个应声虫，只是一个像魁奈弟子一样的盲目崇拜者。斯密不会像米拉波侯爵那样认为魁奈比苏格拉底还伟大，也不会相信魁奈的《经济表》能与印刷术和货币的发明相比拟。不过，斯密还是对魁奈充满敬意，他将魁奈的学说看成是当时最接近真理的经济学说，他将魁奈看成是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甚至想到，他将来成书的《国富论》要题现给魁奈（只是因为魁奈在《国富论》出版之前的1774年去世，斯密的这个想法才作罢）。
斯密不仅同作为经济学家的魁奈打过交道，还同作为医生的魁奈有过来往。
1766年8月下旬，斯科特因为饮食不当发烧。斯密当即派人去请魁奈，不巧的是魁奈当时也在生病，仆人当即去请另外一位医生，更加不巧的是他也在生病。斯密以为魁奈耍大牌，于是亲自去请。魁奈果然在生病。魁奈拒绝出诊的理由还在于——他说自己年老体弱，即使不生病，他的诊疗也靠不住的。魁奈向斯密推荐了王后第一御医索恩。斯密找到索恩家，索恩不在。手足无措的斯密只得返回请魁奈。魁奈无可奈何跟着斯密去到斯科特住处，确认了病情，并作了简单处置。第二天魁奈实在去不了，代替他的是索恩。索恩对斯科特做了放血治疗，情况有所好转。到10月中旬，斯科特病情突然加重。斯密再次请来魁奈，仍然施行放血治疗。最后还是不治。对斯科特，斯密完全尽到了作为教师和长辈甚至监护人的职责，在斯科特病重期间，斯密一直看守在床头，精心护理，丝毫不敢马虎。斯科特死后，斯密还是有些紧张。于是，斯密给斯科特的妻子写信做了这样的说明：“魁奈是法国最有价值的人物之一，是在任何国家能够碰到的最高明的医生之一。而他不仅是医生，而且是蓬巴杜夫人的朋友和知己，蓬巴杜夫人具有不可轻视的评价人物的能力。”[ii]显然，斯密此信的目的不在于褒扬魁奈，而在于说明情况，说明自己已经尽了力。
还是回到斯密与作为经济学家的魁奈的关系。
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被看成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斯密被看成是现代经济学之父。由于《国富论》是在斯密居留法国期间开始写作的，由于斯密在巴黎期间与魁奈有过广泛深入的交往并参加过重农学派的学术讨论，于是，在一些法国经济学家那里，出于维护本国经济学地位的愿望，声称斯密是魁奈的学生，声称魁奈对斯密经济学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由于斯密本人一向又是那样谦逊——比如说曾经设想将即将完成的著作题现给魁奈，更加深了斯密经济学受魁奈影响的印象。
重农学派的核心观念大概有这样几个：自然秩序观念、自由放任观念、重农观念（核心是纯产品学说）。斯密所接受或者认同的是前面两个观念，第三个观念是斯密反对的。斯密关于财富的观念要比重农学派更加现实一些，他曾经嘲弄说——按照重农学派的观念，只有土地才能生产纯产品，才能创造财富；那么可以这样推理，只有养育了两个以上孩子才算是具有生育能力。至于前面两个观念，自然秩序和自由放任，实际上在斯密踏上欧洲大陆之前十几年，在他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期间，早就已经讲授过了。
1896年，埃德温.坎南整理出版了斯密的一部著作《亚当.斯密关于警察、军队和岁入的演讲》，该书来自斯密1764年前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的学生课堂笔记。从该书内容看，《国富论》中关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在斯密离开格拉斯哥大学之前已经形成。至此，争论才平息下来。
其实，经济思想或者经济理论是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产物。处在相同或者相近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需要解决或者解释的问题具有相同或者相近的性质，由此形成相同或者相近的解释思路或者经济理论属于正常。确定优先权可能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至于说思想家之间通过学术交流导致相互影响，本来也属正常。说谁影响谁多一些，可能也没有多大意义。如果非要说斯密经济学的核心思想确实受到谁的影响，我更愿意相信是休谟，因为休谟1752年的《政治论丛》要更早一些，而该书实际上是一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