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渗入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1995年算起，胡泳关注互联网的发展有14年了，他以“新媒介批评者”这种身份来研究互联网，建设性地让互联网在推动中国的发展中发挥良性作用。他的视线从中国网络数字信息传播的发展途径延伸，眺望着互联网的未来和中国社会的未来。本刊记者专访了胡泳，他说：“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互联网是中国的加湿器，是爱的大本营”，“未来是湿的”。这是一个对新的生活理念有着无比热情的人。 ——《全国新书目》记者 杨莉
《数字化生存》启蒙互联网生活
记者：胡老师，你好！1998年你翻译了《数字化生存》，书中对互联网的预测很多已变成了现实。在翻译的过程中，最让你兴奋的是什么？
胡泳：这是一本未来学的读物，让人兴奋的东西很多。90年代中期，书中所描述的很多东西没过多久就变成现实了。当时觉得很多东西不是很遥远，其实是伸手就可以抓到的。
记者：这本书后来被媒体评为“改革开放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一。
胡泳：现在人们想不到那时候给大家震惊的程度。书里谈到的很多东西现在我们习以为常了，比如电子邮件。当时讲述电子邮件有什么用，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你倒回来看，你会发现，电子邮件这种应用看似很简单，其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本书与互联网的启蒙有关。
记者：作为最早感知互联网浪潮的那批人中的一个，你觉得在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中，什么是标志性的事情？
胡泳：早期标志性的东西是中国互联网完全跟国际接轨。今天我们互联网具有一个天然的有国际出口的用法，而在当时有人认为不应该把互联网完全跟国际接起来。所以与国际接轨这种决策对中国互联网发展至关重要，它使我们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与全世界同步。
记者：还有类似的重要决策吗？
胡泳：有很多，比如今天的互联网公司全都是大公司，他们的公司制度结构是清晰的，走上市的道路，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应用全是商业化应用。假如一开始就选定所有这些互联网行为都由国家来管，由国家来控制，包括公司都是国家控股的公司，那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将会是另外一种情景。
记者：互联网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胡泳：看自己的上网行为就知道了，你今天有多少事情离开互联网就没法做，或者做起来极其不方便。在我当年翻译书的时候，可能会觉得互联网多它不多，少它不少。今天跟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都是密不可分的。对个人的影响，我觉得是内在于人的生活方式的影响。
互联网走向《众声喧哗》
记者：《众声喧哗》是你去年的一本专著，对中国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深度讨论。目前中国有3.38亿人上网，那么多人，很多声音，你怎么看互联网时代，“我”是谁？“我”该怎么去表达、交流？
胡泳：这其实是一个自我认知的问题，自我认知并不是有互联网才有的，把人性问题放在互联网环境下只是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而已。最大的特点在于你会发现人的特点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的。人的自我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变化的东西。不是说以前人的自我就是不流动、单一的，以前其实也是流动的、多重的，可是由于没有互联网，多重性和它的流变性没有工具、途径去释放。现在你有了这种途径、工具之后你会发现人终于承认自我的多样性，如果说在互联网时代要谈“我”是谁的话，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人性由于有互联网这种空间途径，人性的多样性可以去展示。在互联网上看到很多通过互联网来展示自己的东西，比如博客就是这种东西，你很多时候跟外界展示你是什么什么样的人，包括社交网络（校内网、开心网），都是向网络上的其他人展现你自己。互联网让人性有了更好的展示自我的空间，因此，你不仅会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别人也可能有很多机会认识、了解你。
记者：你在书中梳理了历史上的哲人怎样划分公私领域、如何对待公共领域，谈到阿伦特。看得出她对你的影响很大。
胡泳：阿伦特是我自己最喜欢的政治哲学家之一。原因不仅在于阿伦特有自己很完整的体系，还在于她做学问的背后对这个世界还怀有一种爱，她有一句名言叫“爱这个世界”。当你知道阿伦特一生中经历的所有坎坷和不平，包括她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无论在德国还是美国，所受到的打击，大家对她的不解，甚至是她同族的犹太人（由于她抨击犹太人一些不良行为）都攻击她时，你就可以知道她所背负的千钧之重。可她仍然坚信要爱这个世界，我觉得这种东西是需要在中国让大家知道、感受到的、并且通过这样的一种爱的哲学来产生行动的动力，这也是我个人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的一种精神追求。
网络时代呼唤爱
记者：阿伦特爱的力量很强大。你不仅在《众声喧哗》中强调这一点，还有人大出版社新近推出了你的译作《未来是湿的》里的序言部分，提出了“互联网是爱的大本营”的说法。
胡泳：《未来是湿的》是意译了。我把这种译法称为创造性地误译，从字面来讲是误译，误译是有意为之的，强调湿的东西这个核心。我选择这个书名是基于中国的原因。这本书是克莱·舍基的著作，不是专门为中国写的，我有意要让它对中国读者产生冲击力和共鸣。所谓是湿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中国整个社会目前来讲急剧的缺乏润滑油，缺乏加湿器。
记者：你觉得网络能够起到润滑、加湿的作用？
胡泳：对，让中国社会能够更多地具有湿度。如果你把社会比喻成一个运转良好的机制的话，当缺少润滑、湿度时，这个机制转起来非常沉重，有可能在局部产生断裂，甚至局部的断裂汇总起来会产生一个整体的崩溃。这其实是一个沟通问题，这种沟通由于各种原因形成障碍，这些障碍很多时候由于它的湿度不够，整个社会会出现这么多的矛盾、怨恨或者仇恨。我为什么强调互联网是中国的一种加湿器，互联网是爱的大本营，这带有理想化的层面。我们都知道，互联网上肯定不会浪漫化的，不会只存在爱，还存在跟爱对立的恶劣的情感。这个时候强调这种东西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急切需要呼唤，呼唤一种爱，这种爱是我在大量研究阿伦特时感受到的，你也看到说我用阿伦特的理论来诠释公共领域。
未来还有更多创新
记者：目前国内很多互联网商业模式，主要还是源于美国互联网的模仿。有没有我们自己创新的模式？
胡泳：不能说今天中国的互联网完全是抄美国的，早期这样判断没有什么错误。今天还认为是抄美国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比如新浪新闻的集聚模式，完全是中国模式；比如QQ，盛大开创的游戏模式，淘宝这样的模式，我觉得都不能说是拷贝美国的，里面有拷贝美国的影子，比如淘宝当年从eBay吸取了大量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当中，显然针对中国国情做了很多改变。我不同意中国的互联网完全缺乏创新，完全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反过来讲不能也把中国互联网的创新能力估计得过高。今天中国已经是全世界网民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样一个3亿多人口的大市场上，如果还不能产生世界级别的互联网工具的话，我觉得将是中国所有从事互联网行业的企业的一种失误。
记者：你觉得中国将来有可能产生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
胡泳：以前你可以把事情推到别的地方，比如市场不成熟，中国各种环境不好。但是反过来讲放眼世界，有几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这么一个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容量本身就决定了你能在里面去尝试很多商业模式，而你尝试对了的商业模式一定会带来巨大的利润，所以我觉得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一个坚定不移的使命就是一定要立足于中国这么多网民，打造出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如果想做到这一点，他们唯一的路径就是创新。
记者：能举例谈谈你觉得会深度影响我们生活的网站吗？
胡泳：一定是满足我们需求的网站，内在于人的生活方式，举手投足会跟你的生活发生联系，这样的网站一定会在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功。有些公司已经做得很好了，比如QQ。互联网上有个术语叫杀手应用，就是你不得不用、一定会用到的，比如手机有很多用途，短信就是一个杀手应用。将来中国互联网公司要看到人的生活中有什么需求没有满足，创造这样的杀手应用，就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