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者最近问易中天，学者频频通过媒体露面是好事还是坏事，易中天答道：“学者有两种抉择， 第一种是为学术而学术，必须有这批人才能保证学术研究的纯正性。还有一种，就是关心公共事务的学者，这批学者是必须抛头露面的，要对公共话题发表意见，如果是为了公共事务，哪怕频频曝光也无可指责。”
这段话暗含着的一个意思是，公共知识分子离不开媒体。更准确地说，伴随着媒体的商业化，诞生了一群媒体知识分子，“虽然看起来与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似乎也是面对公众，……但媒体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许纪霖语）。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已经变成互为工具的关系。这样说可能有点儿刺耳，但其实，给那些坚信媒体可以产生公共空间的人注射一点现实的清醒剂，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
知识分子需要媒体这样的工具。几乎所有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对电视都看不上，因为电视是一种很浅薄的工具。电视一定是给它的发言者断章取义的，有很多歪曲，很多强加于人的选择。例如，著名的知识分子张维迎，在有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不仅被要求说句陕西话，甚至还被要求唱一段信天游。即便有这样的轻慢，非常多的知识分子在面对电视的时候，都无法抗拒电视的诱惑。换句话说，如果电视给知识分子讲话机会的话，他真的无法抗拒这种诱惑。知识分子需要媒体来作他的讲台或者论坛。
媒体也拿知识分子作为工具。媒体实际上就是要贩卖它的观众或是读者。它贩卖的原因在于，它要用观众和读者去吸引广告。观众或者读者在媒体看来是一个一个的分众市场，当它想要打动某个特定市场的时候，也即打动分众的时候，一定需要知识分子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做一个简单化的处理，这业已形成了一种模式。媒体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在媒体里生产一些内容，而且是能够吸引眼球或者注意力的内容。所以说它们是互为工具的。
说到公共知识分子，我的定义可能会窄，中国今天没有多少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记得田壮壮拍完《小城之春》后很多人质疑，你这个电影有没有市场？专家会反对你吗？田壮壮说，他从来不听专家的意见。原因很简单，专家和老百姓看电影是不一样的，专家从来不花钱看电影，既然他不花钱看电影，他也不会说太多的坏话。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其实好坏的标准已经是在经济上了。专家说好坏基本上是可以从经济上体现的，因而对专家已经没有多少信任度可言。
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互为工具达到一个极端，最后造成媒体精英和知识分子达成一个共谋的小圈子。媒体精英以传统观念来看，如果在电视台，可能就是制片人或者是大家常常见到的名牌主持人，如果放到平面媒体，大概就是主编、有名的专栏作家，以及有名的记者。这个圈子能够给观众或者读者提供布尔迪厄所说的“快食”，媒体精英和可以称作“快食家”的一批学者合起来，形成很小的圈子，也许构建了某种虚幻的公共空间。
但是，以往的媒体正在向新媒体演变。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移的有两个事物：第一，媒体所贩卖的公众在转移；第二，公众转移了之后，广告商会跟着公众转移。目前这个趋势不明显，但是将来一定会出现。在新媒体中，原来隐身在媒体后面的公众，慢慢会走到前台来。
历史上看，媒体一向是一种公司所有物或国家所有物，个人没有办法参与到媒体中。让媒体从幕后走出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区别公众与受众的不同。受众是被动的；而公众则富于参与性。由此，我们需要一种从公众角度对媒体的定义。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以及他们未来的命运，我没有太大的权威来发表看法；但是说到传统的媒体工作者，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的物质收益会下降，精神收成也会大大歉收。可能他们现在会发现，多年以来大家说他们是无冕之王，伴随新媒体的兴起，大家会说这个无冕之王是没有穿衣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