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纪生：执着的逃兵回忆徐蚌会战生死劫

　　我所经历的淮海战役

　　文章原标题：我在徐蚌会战（淮海战役）中的亲身经历与感受

　　陶纪生

　
　　

　　      第一项 目睹徐州撤退

　　我老家湖北省广济县，是靠长江下游的鱼米之乡，虽然有农人种麦子，但多只在过农历年时用来做馒头拜祖敬神的，也只有在这情形下吃到馒头，后来到浙江金华也是只吃米饭。这次随军自商邱迤逦至徐州这段时间，却是天天吃面食（馒头），使肠胃一时不能适应而疼痛、腹泻，精神上也为此极为苦恼。反而对与共军交战，导致双方人员伤亡状况，没有给我太大震撼，直到目睹徐州撤退。

　　记得是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听说国军要从徐州市撤退，接着第一次和同事坐上军用大卡车，盲目的跟着大军移动，速度慢得比徒步还慢。漫漫长夜，不知身在何处，直至翌日清晨，放眼望去，遍地是人，经询问得知，我们不是撤离徐州，反而是接近徐州。原来我们部队原在徐州东北侧，向徐州西南撤退，就须越过徐州。

　　十二月一日，我们已至徐州西南近郊，由于徐州要弃守，大军带头行动，而其它军政机关、社团、学校和一般民众等，一齐跟随行进，于是千百辆汽车、炮车、牛车、骡马车、人力推拉车，杂沓前进。同时数以万计的平民，扶老携幼，肩挑背负，策杖呼号，声嘶吵杂，追寻窜扰，争先恐后，壅塞于途，秩序之乱，无以复加。及至午后，一车抛锚，全车难动，入晚，我们脱离徐州市不过十华里，部队吗，坐在车上，停在路旁，而政商机关、学校职员学生，则多张皇失措，不知所以。撤退对他们来说，就是逃难，想逃到哪里？能逃到哪里？没有人知道，于是传出在徐州就读高中、大学的女学生，只要军中有人带着她，替她解决食宿问题，就给他做老婆的消息。后来听说这个成为事实的例子不少，而且大多以运输连排官员及驾驶人员最为得利，因为他们有车辆乘载的方便嘛。

　　这一天一夜的群众喧哗嘈杂，至二日稍戢，原因是军队迟滞不前，他们既难依附，又无救援，只好各自奔逃。另一方面，共军于完成打点阻援，彻底歼灭国军第七兵团后，既没有骄矜，也没有稍息，相反的更积极以一部压迫国军向徐州撤退，主力迅速向徐州两侧迂回前进，以与萧（县）永（城）及睢宁、泗水、五河段驻军结合，以增强业已完成对国军大包围即口袋战术之部署。

　　此一口袋战术，在围歼第七兵团时即已形成，其袋口即为徐州，袋底应为蚌埠以此地区，迨至压迫国军于徐州撤守后，即已完成其此一战术而进行收口转为大包围的作战形态，往后因势利导，逐渐紧缩包围圈，迫将国军大军驱向其所期望的地区，以达成其全部集歼之目的。这时国军中流行着一种传言：「说国防部作战部门主管官是匪谍，徐蚌会战计划命令颁行前，共军即先已获得，所以，会战全程经过，都是为共军利益所设计的圈套，在战场上的国军，就只有在设好的圈套里，左冲右突，终难脱困，最后粮弹均绝，窒息死亡。」

　　我们离开徐州的第三天，距徐州仍不过二十华里地，枪声越来越密集，炮弹落点也越来越近，我们行政人员，觉得车上目标大，就下车在路旁枯坐，等消息，听枪、炮声。但徐州撤退的那种大场面、大乱象、大惊奇，却在我脑海里徘徊激荡，不知所止。

　　第二项 包围圈里的饮食生活

　　我初到第七十军军部人事科，虽然吃不到米饭，但我们那位主厨做的馒头，在同事的口中说得有多好就有多好，而他做出来的菜，在老家没有吃过，在浙西师管区（吃大锅饭和菜）更没有吃过，这多少补偿了我一时对吃馒头不适应的缺憾。但自徐州撤退前一天（应是十月二十九日）起，我们就没有固定下来吃过由我们主厨做的热腾腾的饭（馒头）菜，约十二月十日之前，大概我们炊事兵还带有一些面粉，做些简单面食如烙饼、面筋、面条等为食，后来就完全靠空投大饼、罐头为主食了。

　　十二月中旬以后，我们推移到徐州以南萧县附近的陈官庄（徐州剿共总部已先移驻此地）附近，就再也动下了，部队的粮食已告罄，空投又因自十九日起，一连十天降雪，积雪深至盈尺而受阻。至此先是拆屋掘墓取木为薪，煮吃骡马肉，骡马吃完了，就只能吃树皮草根。最后树皮、草根没有了，官兵们不是被打死，就是饿死，放眼看去，是死者以雪埋尸，伤者等死，未伤者坚贞的拚命抵抗，承受不住的则个别遁逃。我们人事科因于下雪前空投时，有空投场附近部队送来大饼罐头，所以，在空投停止期间，仍能节食度日。

　　十二月二十九日后，虽停止降雪，而天气直至元月三日始放晴，陈官庄附近开辟的空投场，接受空投食品物资，但因共军日益紧缩包围圈，空投场极小，部分物品落入共军占领区，对国军解困帮助有限。我曾亲眼看见几件事，一日正当空投大饼落入空投场外，一位士兵背起一包（约五十公斤）往自己营地跑，但后面他部士兵紧追抢夺，再后追者杀伤前者再抢夺，如此抢夺追杀不已，最后只得将饼包就地割开，各自拿一份就地吞食；二是一天上午空投一袋罐头掉入池塘，一位士兵不畏寒冷，破冰入池捞起，但眼见池边周围站满等他上岸时抢夺分食者，不得已在池中割开袋子，打开两个罐头一面吃，一面将其余罐头向岸边周围士兵丢去，直到丢完，才安全上岸；三是空投的食品物资，都是几十上百公斤一包的，一次投下来总有几百包，当在高空时，看起来好像树叶随风缓缓坠落，但将接近地面两三百公尺时，始觉其速度快疾，此时身处其落地之处，就很难逃避得了，因此眼见数人就被活活砸死，据说此例还不在少数，因事前惟恐抢不到，到了头顶却又来不及逃开，如是有的因缺食物饿死，有的却因太多、太大的食物包而被砸死、压死，真是情何以堪。

　　而我最惊悸难忘的是元月六日上午，几天大太阳，原住屋门口的积雪已渐溶化，身上因一个多月没有洗澡，早已生了虱子，痒得难受，就脱下内衣裤洗涤一下。门口原驻军已挖盖了一座掩蔽部，上面树有晾衣用的竹竿，我正将衣裤搭上晾晒时，一包空投的大饼包，总有上百斤，急速落在我身边，掩蔽部垮了，人也落入掩蔽部内，吓傻了，许久回过神来一想，如果大饼包正一点砸在身上，那不成为肉饼了，哪还有命在，该是祖宗有德！

　　再说到吃马肉，我们人事科不知怎的也有一匹马，在十二月底就枪杀吃了，后来马骨头也派上用场作了燃料。至于树皮草根吗，因自十二月二十九日后恢复空投，还是有人送大饼、罐头给我们人事科，所以并没有吃过。我们人事科为什么在空投停止前以至恢复空投后都有人送大饼、罐头呢？简单说，就是有人事升迁调补等承办和建议权，还有军长大印在手中，在当时每天阵亡官兵以千百计，有的一个少尉排长可以升到营长，虽然命在旦夕，但想升官的还是大有人在，就在这职司之便下，在惨烈的战争中，我们人事科是勉强享有不吃树皮草根而维持人的待遇的。

　　元月七日晚，我们人事科奉命移驻到隔邻的村庄，住屋较前住的宽大，全科每一个人都可以躺下来睡，吃的大饼仍不缺。直到九日下午，科里十二人除六人死伤外，其余连我在内的人在情况混乱中各自离散。

　　综括这四十天包围圈里的饮食生活，都是在饥寒交迫、担惊受怕、生死挣扎、愁苦无奈、硬撑硬挨的心情下度过的。

　　第三项 包围圈里的战斗情况

　　徐州撤退的第二天，我们就听到国共两军交战的枪炮声，所以，虽然有车，一天也走不到十华里路，第三天路上开始烧物品，是次要的军品，以减轻拖累，烧军车，烧的是抛锚堵住前进道路上的车子。第四天、第五天个人随身携带的物品，除枪弹外，其它物品尽量减少。十二月十日以后，连我们行政人员也只剩下已经穿在身上的内衣裤、卫生衣、一双鞋袜、一套黄色军服、一件黄色棉大衣及洗脸毛巾牙刷，别无他物。就算是雪深盈尺，白天是这样过，晚上也是这样过，当时的感觉，没有人说冷说苦，最怕的是枪声、炮声和爆炸声，以及怵目惊心的伤兵、鲜血和尸体。

　　迨至三十八年元月初，这种状况已至惨不忍睹的地步，一位同事气愤的说，他们总还打死过敌人，死了倒好，够本，我们行政人员呢，无刀无枪，只有挨打等死的份儿，真不甘心。晚上，另有一种状况，就是共军停止炮击，改用扩音器喊话：「蒋军同志们，我们都是老乡亲，不要打了，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天天吃得饱，睡得暖，你们呢？」说着说着，抓起鸡子弄得吱吱叫：「同志们，听到吗？我们这里有肉有鸡吃，过来吧。」有些官兵实在熬不住，就真的过去了啊！

　　元月五日以后的这几天，共军的炮火异常猛烈，因为包围圈越来越小，四面共军的炮弹都可以相互射透。国军的官兵真是被逼得透不过气来，死的已矣，活的就在尸体外围打转。我们人事科搬来新住屋后，战况虽益见惨烈，但我们住的却比以前为好，住屋座北朝南，宽约十公尺，深约六、七公尺，没有窗户，唯一的门（只有门框没有门板）是靠近右侧开的，门外右边放了一个约一尺半高、桌面约二尺正方的木桌子（我奇怪此时怎么还会有一个桌子放在这里？），门正前方有约七十平方公尺的空地，与门成直线距离约两公尺处挖了一个约长七尺、宽二尺、深五尺的躲避坑。

　　我们科共有十二人，科长傅祖彝上校，为人非常和蔼，没有一点主官的架子，全体如同一家人。自从搬到这间住屋后，他是没有住过，从早到晚都是躲在掩蔽部里，吃饭也在里面，但我们没有一个人说他怕死等闲话，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们同事，我不知道是谁提议：「谁要躲掩蔽部，谁就是怕死鬼，孬种! 」嘿，奇怪，此话一出，大家立即齐声附和，没有一个反对的，这样一来，我们大家反而苦中作乐，常嘻嘻笑笑、说说唱唱起来。

　　元月九日这一天，大约是午后一时左右，吃过大饼罐头午餐后，虽然炮声非常密集，但同仁有的躺着睡觉，有的站着、坐着闲聊，我，站在门坎上，双手分扶着门框两边，口里唱着国语流行歌曲《何日君再来》。唱着唱着，突然感觉要小解，于是就一面唱一面走向门的正前方空地边缘，解完后准备回到屋内时，一位科里的台湾籍传达兵（姓名已忘，约二十一、二岁，身高约一百八十公分，体格壮硕，他是我们第七十军未扩编前，整七十师于抗日战争胜利后，派去接收台湾时参军，再随军来到大陆，在人事科服务），迎上来与我招呼，不知何故，两人同时对那个躲避坑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在前他随后走入这个躲避坑。

　　计算自去小解再回头进入躲避坑，总共没有超过五分钟，就在转身变成他在前我随后回到地面的一剎那，一颗炮弹落下爆炸了。我本能的头往下缩，其实能缩头表示大祸已过，而那位可怜的台籍传达兵，才是「大祸临头」。我定神一看，因他上半身已走出地面，头己不见，身体伏卧在坑口上。我拍拍身上灰土，越过他尸身，爬至地面，惊慌中仍未见到他头落在何处，却另见到一位炊事兵（副厨，约三十岁，身高体壮），右腿自膝盖上约二十公分处被炮弹炸断，落在离身体约一公尺远处，人倒卧在地，尚清醒。至屋内见少校参谋郑见腰部受伤，但不严重，一位少尉额头受伤，亦不严重，靠门左侧地上坐着的徐锡畴上尉与站在屋内目取里面的科长勤务兵均被炸死。

　　细看这颗威力强大的炮弹，是落在门右侧的小方桌面上爆炸的，所以，造成屋内二死二轻伤、屋外一死一重伤（重伤者因无适时止血医治，必死），死伤正好是本科总人数的一半。想我当时若不是正好要小解，或者从坑内早五秒钟走出地面，那必死无疑。这是我在包围圈里第二次死里逃生，我深深感谢神灵和我祖母、父母亲的保佑。

　　第四项 溃散被俘与逃亡

　　三十八年一月九日下午，一颗炮弹，炸死伤我们人事科总人数一半，也炸散了活着的另一半。当时是死的不须顾，伤的顾不了，放眼看去，满地是尸体，也到处是人挤人，同仁间没有交谈，没有哭笑，甚至没有道别，就这样惊惶失措的陷入人丛中，盲目的、没有方向的跟着东奔西窜。这种心理与实际状况，直到翌（一月十日）日晨。这时炮声已完全停止，枪声也很稀疏，我已来到一个小土丘上。虽然看到的都是穿同一颜色黄棉大衣的国军，但一个也不认识，没有招呼，没有问候，没有一个人携有枪弹，也都不再逃跑，只是木然的好像等着宰割似的。

　　约莫静止了一个小时，突然一声枪响，一颗子弹射向我面前一位坐在地上的国军棉大衣下襬，一个烧黑的小洞，但没有打到人。我是站着的，是否要打我，我无法确知，是否杀鸡儆猴，也说不定。正思忖时，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共军，高喊着：「蒋军同志们，大家不要乱动，举起手来，好，向我这边集合。一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已被俘了。随后又冒出一个共军喊着：「大家跟着我走。」我估计这个土丘上，约有二千余国军，听到这从未听过的口令后，没有应声，也没有反对，默默的就跟着走，一条可以行车的碎石路上，二千多俘虏，连咳嗽声都没有，静得可怕。更奇怪的是，二千多俘虏列队行走，从头到尾总有千余公尺长，共军就只那两个，却没有人下听从，更没有反制行动。我就想，这次的国共大会战，不但打垮国军的战力，也瓦解了国军精神士气，更摧毁了国军忠勇气节。当然，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这样想，其中可能还有很多人这样想，只是付诸行动就有区别了。

　　当我们这批人行至傍晚（没有饮食过），到达一个不知名的小市镇准备安歇时，我即曾与和我走在前后最近的几位商谈趁夜逃跑，但均沉默不语，未予附和，于是我独自一人，自此展开了约半个月的逃亡生活行程。

　　我很奇怪，当时的我，不知是多了还是少了哪根筋？年未弱冠，谈不上老谋深算，也谈不上勇往直前，更谈不上忠贞爱国的情操，唯一毫无商量余地的就是想急速回到原属单位——国军陆军第七十军。当晚约七时许，大家都在等候安置时，我悄然的离开了这个俘虏群，盲目的走了一夜，还好身上带的空投大饼还没吃完，填补了肚子的空虚。但第二天早晨约八时许，在一个不明方向的道路上，却遇上一大队共军，于是我第二次被俘了。这一天我跟着共军大队向北方向走了一整天，没有给吃任何东西，但也没有为难我。天黑时到了一个村庄，随着一「班」共军在一栋三合院的房屋里，趁他们忙着找稻草打地铺的混乱时机，就翻越屋右侧用石块砌成约一人高的围墙，到了另一栋房屋，同样也是众多共军在找睡的地方，没有理会我，我就这样逃出了村庄，来到旷野，躲在一个种有植物的田地里，直到源源而来的共军全数进入村庄后，才起身向来时反方向向南遁逃。

　　在几经思考后，不得已冒险潜行到一个村庄。为何说不得已冒险？因在包围圈时就听说，城市民众较信赖国军，乡村民众则极怨恨国军，身上还有金元券、大饼，此时单身进入村落民宅，有被抢、杀的可能。但当我进入一间民宅，见有三、四名男女，便说明身分来意，也许是当时年轻稚气和狼狈相，不但没有发生原先顾虑的事，反而获得同情，他们找出几件衣裤供我「挑选」，我挑了一套黑色棉衣裤，还拿了一顶已破洞的帽子。当我要给他们金元券（数目已忘）时，他们推辞说：「我们很喜欢你的军服和棉大衣，就请留下吧。」惟恐生变，依言留下军服，并坚持给了一些金元券后迅速离开了村庄，连夜依村民指点，傍铁路南行。

　　翌日晨来到一条颇为宽深的河边，看不到桥，只有靠铁路通过，虽然河上铁路两头有共军荷枪看守，但自忖已换民服，当不致为难，乃走上河边铁路，准备通过，两名守军即加阻止，先盘问听声音不对，继搜身搜出大饼，即诘问：「你系参加大战的蒋军，何以到此！」至此乃半谎半实的答称系参战的蒋军，被俘后获释换装返乡。其一又发现我右门牙镶有金牙，即怒斥奢腐蒋军，并伸手欲予拔除，我强力辩称，真牙五岁时撞落了，未再长牙，至十四岁家人为顾我颜面，始以铜镀金镶补，请不要拔掉。于是金元券及中尉排长（寄名第七十军第三十二师某连运输排长，在军部人事科服务）人事命令藏在棉衣夹层未被搜出，大饼也还给了我后，由一人将我带到附近一个小村庄的三合院空屋里，里面却有与我相同身分的人约有二十余人，这算是我第三次被俘了。以后如再被俘，因已换穿民服，不是被俘，我当改写为被「抓」了。

　　到这个三合院时，约是上午九点多，直至天黑，没有与屋内任何人交谈，打定主意，被抓绝不过夜，有机会就逃。这个三合院只有正面一个大门，院深约二十公尺，我被安置在进门院右侧屋内，一名共军来回踱步看守，我仔细审定其来回踱步的时程与速度后，乃于其踱步至最里面时冲出逃跑。该兵当即发觉，尾随追赶至门口外约数公尺，听到子弹上膛声，并高喊不要跑，站住，我却是抱定决心，除非抓住或打死，要我站住不跑，别想。这天约是农历十二月十六、七日，晴空明月，视线极佳，村外又无土丘断垣掩蔽，我能逃脱，应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只有一名共军守院子，如离院子一路追赶我，则恐屋内其它人亦将趁机逃跑；其二，村内无其它驻共，未有其它共军出来围堵，否则十个我也逃不掉。

　　既未再追赶，便趁着月色，向着空旷地区一直跑，不知多久，跑到一处满是圆形的坟墓旁停下，没有畏惧，反而觉得是较为安全过夜的地方，于是疲倦昏睡，直到次晨，经察看地形，横在面前不远的那条河，不但面宽水深，而且流势湍急，无法游过，要过河南下，仍须利用铁路桥，但又想到如遇到是昨天的那两名共军呢？或是另外共军也同样盘查呢？心头一团乱，最后决定先拔下镶补的金牙，走到距铁路桥看守处约二百公尺远观察动静，不意此时正有一位农夫挑了一担木柴，要经铁路桥过河，乃趋前探询，原来过河后再走约二小时，即可到达徐州市，旋商允木柴由我挑，如盘问则由他回答，结果未遇到昨晚的守兵，新守兵也未盘问，平安通过。但在通过的过程中，却看到怵目惊心的一幕，分析应是两个可怜的国军通过铁路桥时，遇到了火车通过，有两件被撕裂的黄棉大衣掉挂在前后枕木上，两只血肉模糊的手腕，一只只有三根手指的手掌，一条较长的大小腿，再就是内脏肠子，血迹洒染在前后总有二、三十公尺长的枕木铁轨上，这比我人事科被一颗炮弹炸死伤一半同事的那一幕还恐怖，使我久久难以释怀。

　　金元券直到我返回苏州第七十军收容所报到归队时尚未用完。当我元月十三日，重回到相别四十三天的徐州市时，约为上午十一时左右，我想徐州一定有共军驻扎，但我并未看到，我已换穿民服，民众满街都是，就是碰到了也不会被抓的。因此，首先上馆子吃了仅剩的大饼和相违一个多月的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接着去理发店理发，在店里又试着问清楚了可以花钱坐马车直达蚌埠。这一夜我忘记是怎么过的，大概是三天后坐马车到达蚌埠，原听说蚌埠有国军收容所，此时却因共军已占领而撤退，但约有十数名国军军眷在原收容所内。我说明身分及询知国军已南退至滁县及浦口一带，即欲告别南下，不意有一位二十一、二岁挺着七、八个月大肚子的孕妇，坚决要和我一起向南逃走，我当时年青体健，心情又急，走得是越快越好，与她拖拉，实在伤脑筋。还好，当天就因行至一个必经的关卡，看守的共军把我（查悉我无「解放条」）与多名国军（均穿黄棉大衣）带向附近村庄集中看管，那位相随的孕妇却安然放行，就此分别，也算是一忧一喜。

　　当时由于战局混乱，共军一面备战，一面整补，对沿战线俘获的国军，无暇也无力严密看管，因此，一连三、四天我都是白天被抓，当晚即逃，从未被共军抓到后超过一夜不逃的，也没有一天不被抓的。直至有一天沿铁路南下时，遇到一位国军伤员，穿的也是黄棉大衣，一只右手自肩以下约十公分处被炸断，我非常同情的与他交谈，得知他受伤被俘后共军开了解放条给他叫他回乡，他是贵州人，姓杨，我问他一路上共军有否为难他？不让他走？他说有解放条验明后都即放行，又说：「我右手残废，想不走他们也要赶我走哩。」于是我与他商量说：「既然如此，我身上有点钱，我给你钱，你把解放条给我，互相方便如何？」他欣然答应，实时成交。

　　我拿到解放条后，怕他遇到共军会反悔，赶快脱离他向前疾走，真的，此后两天都能凭条混过，但第三天后解放条不灵了，主要是已快到国共两军交战线，此时也感觉到穿民服反而没有穿黄棉大衣方便，但仍如前白天抓，晚上逃，绝不在被抓地区过夜。这一天是到滁县的前二天，快到天黑时被抓，与被抓的军（国军）民至少一百人，被带到一个颇大的村庄时，因下大雾，已黑不见人，一个共军干部带领四、五名共军，引导我们分别进入屋内安歇。我不等共军离开，就向他说我要小解，当他允许我出门后，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此时意识到附近村庄均有共军驻扎，既不敢走向另一村庄，也根本看不见哪里另有村庄，只有运足眼力，摸索走向旷野，在一处田岸边侧卧哆嗦到天亮。

　　但天虽亮，雾未散，铁路与电线杆均看不见，方向不辨，只好站立原地看天气。此时左侧衣、裤均湿透，又整日夜未进食，真是饥寒交迫，几难支撑，也留下折磨我一生的后遗症——左肩骨、臀骨、膝盖骨等部位，初不在意，至三十岁后即怕冷，不能吹风，四十岁后，不论冷热天，均须套着护肩护膝布套，臀部太冷时常用手掌摀住，坐着则顺手取座垫挡住，不能吹风吹冷气，夏天晚上睡觉就是热得一身汗，护肩、护膝仍须套上，真是苦不堪言。

　　这天，直到中午雾渐散去，遂以铁路电线杆为路标，距铁路约一百公尺（太近恐被共军发现抓去）向南行走，在惊险中买了食物填饱肚子，这一夜则在有掩蔽的脏草寮度过。次日约下午二时来到滁县火车站，希望仍为国军占据，纵已易手，车站民众多，亦易混过。岂知全未料中，不久即有三、四名共军过来盘问后将我留置，我乃出示解放条请遵守放行，他们态度颇好，但委婉告以：「此地为我军最前线，过去即为蒋军，纵我放行，他们必不放你，如是即减少我军一名兵员，增加他们一份战力，所以，在此不能凭解放条放行。」我即说：「那你们要我干什么？」他们反问：「你在蒋军中干什么？」我说随长辈在厨房洗碗洗菜挑水，不会做菜做饭，他们说：「好，那也在我们厨房里工作好啦。」说完即由一名共军带我走向铁路东侧一个约四、五十户的村庄。

　　这个村庄的奇特，是我从未遇到过的。它的外围被水围绕着，好似一个孤岛，没有陆路进出，我是随共军从村南一座木桥进入的。吃了我自逃亡以来唯一由共军供给的晚餐，不久后与七、八名共军同睡一个周围有院墙的房屋里，也许是这些时日的逃跑奔波太疲乏，竟从未有过的一觉睡到天已微亮，惊醒后即毫不迟疑的起身向一名应是卫兵说我要大解，他也毫不迟疑的答允，一出门即向西往铁路方向寻找出路，但没有路。天已亮，且偏北约五十公尺处有两名共军在洗菜，在此逃抓生死交关之际，不容犹豫多想，即脱下衣裤下水渡河逃走。

　　幸好，宽约三十公尺、一人多深的水并未结冰，乃手举着衣裤很快的游向对岸。上岸后并未立即穿衣裤，先跑步翻过铁路，避开村庄共军视线后，继续沿铁路向南逃跑约千余公尺后，始穿上衣裤，继续傍铁路向南走。但此时越走越奇怪，越走越狐疑，乃至越走越害怕，怕什么？不是怕共军，而是怕当地恶人，怕遇到猛兽，因为从早晨一直走到中午，见不到任何生物，更见不到一个人。直至下午二时许，来到一个较高平台地区，有曾经军队驻扎过脏乱残破的村庄，虽冒险走进几间房屋察看，但仍静寂无人，此时才判知是国共两军最前线的真空地带。再往南行至黄昏时，说巧也真巧，竟在这无人的大路上再度遇上那位孕妇，她看到我是又惊又喜又哭。我见她挺着大肚子蹒跚地逃到这里，谅也吃了不少苦头，颇为同情，当夜我们两人再往南找到一个小村庄的民家，很幸运的被分别安置在用草铺的地铺，算是睡了一个多月以来最为恬适的一晚。

　　但第二天一早我还是摆脱了她，独自疾行，至下午二时，终于到了浦口。浦口没有看到驻军，也没有明显的战争气氛，民众生活正常。当天吃了晚饭后即赴码头坐船过江至南京，在船上心情兴奋欢愉，状似轻佻，又系穿戴异乡衣帽，同船乘客多以轻蔑奇异目光看我，我可不在乎。离船上岸后已是晚间六时多，满心喜悦的按布告地址去第七十军收容所报到，经过约半小时找到地址时，却在门外见到另一布告，略以本收容所已于日前迁往苏州。满怀喜悦，顿时变为沮丧，蹒跚街头，爆竹声此起彼落，问明原因，才知当天是农历大年除夕，这时就是大年夜，该是我出生以来最难堪的大年夜。住旅社吗？金元券已不够支付房价，就算够，这身装束，旅社服务生恐也不会让我进去，想着想着，心情轻松起来：「脱离艰险，又值过年，躬逢双喜，不应贪眠，苦中作乐，仿效先贤，多受磨难，富我人生! 」接着又想，如会作曲，就将这四字八句，谱成我此时心境的歌谣，岂不甚好！

　　如此踽踽到深夜，心情虽仍欢愉，体力似难支持，不觉间走到一栋大楼前，看似新建的，一楼没有门窗，却有三匹马锁在那里。我往二楼行去，就在这楼梯平台间，却堆了很多稻草，似是给马吃的，我也不再多想，便在草堆里一倒，这一觉直睡到第二天太阳高照才起身。吃过难得的早点后，就往火车站跑，当我无票进站受阻时，这时才傲然的从棉衣腋缝里取出第七十军高吉人军长署名发布的中尉排长人事命令，那时军人乘坐公家交通工具是不用买票的，有了这纸人事命令，我于农历三十八年大年初一（元旦），正式的来到苏州第七十军收容所报到归队。

　　总计自三十八年一月十日徐蚌会战结束被俘（抓）至农历大年除夕，不知是多少天，但我清楚记得被俘（抓）十二次，也脱逃十二次，比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还多了近一倍（五次），而且他是七擒七「纵」，而我则是十二擒（抓）十二「逃」，境况就不一样多了。

　　我向第七十军收容所报到归队是下午三时左右，收容所里只有两个承办人员，说我是第一位从前线回来报到的。他们对我很客气，招待洗澡换军服、吃饭睡觉等事宜，从此开始过军人的正常生活。随收容所住在苏州不记得有多少时日，但使我纳闷的是没有第二个从前线回来向收容所报到归队的官兵，就连两次同行的那位孕妇，也没有来收容所探询其丈夫的下落及其丈夫隶属部队的情形。后来收容所又迁到上海，时间约一个多月过去了，但仍没有从前线回来报到归队的。直到再一个多月后，第七十军军部在江西潭口正式重新整编完成后，原在前线的长官同事才陆续回来直接向部队报到候令派职，我多方探询他们是如何回来的，却发现没有一个人是与我相同的，都是由共军依其志愿发给解放条，凭条安安全全堂而皇之的回来了。想起来，我的苦是白吃了，险是白冒了，唉！真是倔强、愚蠢得可以。

　　第五项 共军释俘策略成功

　　我认为徐蚌会战，共军获胜后的释俘策略，实为其军事、政治互为配合运用的最佳模式，且极为成功。我们知道，共军是不以此战为满足的，其目标乃在全面胜利。此时其参战部队亟待整补，伤员亟需疗治安置，虽属胜利，亦是元气大伤，如何能妥善处理国军下自士兵、上至可能是中将指挥官的战俘，想迅速转为己用，绝不可能，集中严管吗？除对其虚耗日用物资及兵员战力外，还须防范制造暴乱，拖累往后战局。

　　于是以开具极为简便的「解放条」，凭条放行的释俘策略，一可显示其非敌即友、宽大为怀的善意；二可显示其一纸「便条」的命令，即能上下一体彻底执行的行事效率；三是软化了战俘对其敌忾同仇的心理；四是显示其不嗜杀戮同胞，只为救国救民的用心！

　　所以，所有这些战俘被安全释放，早在心理上敌意全消，再回到国军原部队广予散播，对往后再战的部队与兵士的心理影响，实是既深且巨，故随后不到一年，共军能席卷江南，掌控全局，进而攫取政权，实有其巨大影响作用。

　　以上《我在徐蚌会战中的亲身经历与感受》（节选本），是以陶纪生著《倔强与坚持》（台北：大康出版社；公元2006年初版）

　　陶先生，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生，湖北省广济县人；民国三十八年，中华民国政府戡乱军事逆转后，随国军撤退来台。

　　来源：选自陶纪生著《倔强与坚持》      来源日期：2009-9-4       本站发布时间：200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