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互联网对社会的改变
王利芬专访胡泳（四）
2009-08-29 15:53:32
http://blog.cctv.com/html/42/1171642-894683.html
王利芬：所谓抓住用户的能力是什么，无非是找到用户想要的，然后你给他，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接下来还想谈一谈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改变。你刚才提到一点非常有意思，我们的新闻发言人，看他们比较谨慎，对某些词的选用很小心谨慎，对某些信息不愿意发布，依然不愿意承认的方式。实际上没有意识到，如果这样的发布方式面对信息高速流通的社会，是很被动的。所谓新闻发布不成其为新闻发布，基本功能和使命被解构掉了。互联网所带给政府官员的，让他们的处事方式和他们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是什么？
胡泳：其实可以打一个比喻，过去的东西都是模拟态，包括数字化生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革作用，在于把所有的东西从模拟变成数字，产生巨大的变化。比如一本书一张光盘感觉截然不一样，光盘可以检索，一本书就是单独的一本书，是隔绝的。从介质上讲，我们知道数字比模拟的好。我觉得可以用这个比喻，这只是一种比喻，中国的官员或者公务员，必须完成从模拟态到数字态的转变。换句话讲，以前模式是从上到下，控制所有信息，不透明，把老百姓当成愚民的方式。在今天这样的环境下，能不能够网络化生存，今天的一举一动全部在网络下，如果不能够转变这种态，将会遇到特别大的麻烦。
王利芬：诚恳、公开、透明这就足够了。
胡泳：如果犯错就要承认，不要掩盖自己的错误。最核心的问题，毛主席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时候没有工具。群众的眼睛果真是雪亮的，张三看不见，李四会看见，这时候就没有任何办法。信息控制最严密的堡垒，无非是警察、军队，最严密的是情报部门。中国不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自己设了社交网络站点，他们在应对网络时代的变化。像军队，在7月份的时候，台湾军方明确规定，如果军方有人写博客，上级要检查。美国军方已经完全这样，发布的电子邮件要检查，写博客要经过批准，这种规定受到强有力的反弹，大家会说你剥夺自由。军方认识到这种东西必须想办法，机密的东西，外部的人不知道，内部的人完全知道。看守秘密的机构，都要面临这个问题。政府要执政为民，有什么道理不公开，如果不公开，最后出错的就是政府。
王利芬：社会方式转变还需要有一定的能力。
胡泳：非常难。
王利芬：华南虎的事情也是这个问题。
胡泳：如果没有互联网，就设立自然保护区，他们当时很高兴，他们开庆功会，完全忽略了有那么多人会分析老虎的照片，那么多人管事，最后就查出来了。
王利芬：中国社会社区活动非常少，志愿者对中国是非常新鲜的事情，互联网时代带动了这种精神，志愿者是互联网的产物。
胡泳：志愿者都会使用基本工具。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很多官员不见得会使用工具，之所以脑子不发生转化，生活当中对网络没有意识。就像那时候我跟田溯宁聊天的时候，他说如果要碰到一个官员有E-mail地址，那就像知音一样，就证明这个人用网，这样他很快就明白，网络是怎么一回事。
王利芬：互联网究竟能干什么？这次我去欧洲非常有意思，我通过网上订票的时候，网上有很多代理商，有不同渠道，我能比较这个信息商的零售是不是高和低，我能比到最便宜的，400欧元一晚上的饭店，我在网上140欧元能拿下。
胡泳：会互联网会占便宜，前提条件是信息充分了，其实消费者被蒙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二手车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讲，最容易被骗，如果根本不懂车的好坏，跑多少里，发动机怎么样，是不是省油，因为不是这方面的内行。二手车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如果有人第一次率先把信息不对称打破，其他竞争对手为了跟他抢饭碗，必须向信息对称性靠拢，最后造成价格差异。定价本身在经济学上，就是跟信息有关系。价格不仅仅是说它值多少钱。
王利芬：我刚才说的这个旅馆怎么分析。
胡泳：作为供应方出现多个供应方，作为需求方，面对多个供应方的时候，就有讨价还价的能力。
王利芬：现实生活中不能从一家走到另外一家饭店。
胡泳：对。长尾理论讲货架无限大，互联网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空间，消费者的选择权很大。最稀罕的书都有市场，人的需求千变万化，有的人就喜欢很罕见的东西，以前没地方找，现在就找到了。所谓长尾理论指小东西积少成多，结果他们挣的钱比大公司还多。
王利芬：如果中国社会由于互联网的到来，然后要诚恳，不能欺骗人，要透明、公开，这个东西要来，这个背后是什么样的变化？
胡泳：今天有秘密的组织越来越少，最坚守的壁垒，当几乎不透明的运作，变成裸体操作的时候，暗箱操作可能性大大减少。首先，凡是暗箱操作的东西，会激起巨大的反弹。第二，必须习惯在众目睽睽下生活，如果以前习惯于在暗处做一些事情，今天突然曝光在无数人盯住的场合，如果不能获得新的做事方式，可能会像安徒生童话里的皇帝。我现在也不是很乐观，我们有些东西在进步，但是有些东西在退步，明天有些东西比昨天和今天都好，但是明天有些东西不如今天。
王利芬：我没有奢想巨大变化，所谓质变是没有的，质变是量的积累。这对目前的改变有多大？
胡泳：一方面并没有那么乐观，也不悲观。因为我同意你刚才说的，这些小的变化日积月累。互联网对于中国社会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不停地给中国人上各种各样的课。因为以前很多东西，没有通过互联网的放大效应，意识不到。当有了互联网以后，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和在虚拟空间投射以后放大了，人人都有接触互联网的机会，这种放大导致中国人不断地在上课，如果上到一定程度，会激发更多人权利的意识。这些意识日积月累，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比较大的变化，这是我的基本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