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精英白领危机

薛涌 原创 | 2010-01-31 03:16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北大批判》选载

  

  “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这话几乎成了“真理”,没有人会反对。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竟开始闹人荒,而且并不是限于某个特殊部门,许多领域都出现了找不到人干活的现象。

  前一段的“民工荒”,实际上证实了笔者在此之前对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预言,只是预言兑现得比笔者预料得快而已。如今另一个领域又出现严重缺人的现象:高级管理层。这一领域的精英白领供给严重不足,可能比“民工荒”对中国经济产生更严重的威胁。

  一

  不久前,英国的《经济学人》从外资的角度就中国的经济人才问题进行了报道。目前外企在中国的投资,每周高达10亿美元。外资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这么大笔的资金,谁来经营?外企纷纷抱怨找不到人。

  Oracle中国南方及香港分部的执行经理Arics Poon最近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必须(在中国)找到一群能力强、有职业精神的经理,否则就无法维持我们在中国的增长。”著名的会计公司Ernst&Young中国与香港部分的总裁Anthony Wu也承认:“我们已经决定不接一些主要客户,因为我们没有人手向他们提供服务。”

  外企在中国扎根,就必须“本土化”,用当地的人才替代从本国派来的高薪管理人员,减少费用,否则就无优势可言。如今,给外企服务的中国精英白领已经收入不菲。根据《经济学人》的调查,在京沪两大城市,外企中层的中方经理,年收入(包括工资和年终红利)可达2.7万~3.2万美元,大致20多万元人民币;高级经理则收入高达4.6万~5.4万美元,相当于三四十万人民币;企业总裁则岁入8万~9万美元,即六七十万人民币。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一般经营消费品和医药的公司,在美国一个有MBA的雇员可以挣到8.5万~9.5万美元的年薪,在亚洲的职位只有这个数的一半。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的白领的收入还是给外企省了一些钱。但是,如今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仅为2%。这些精英白领的工资上涨率则为6%~10%,甚至有过50%这样神话般的加薪。可见这些人的价码正在急剧看涨。以这样的速度,再过几年,中国的白领就会变得太贵了。

  更重要的是,即使如此高薪,公司还是留不住人。去年在深圳,10个企业总裁中就有一个换了工作;在北京,12个中有一个跳槽。在全国范围内,跳槽率从2001年的8.3%上涨到2004年的11.3%。有些小公司的跳槽率高达30%。像L’Oreal这样知名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拥有3000名雇员,跳槽率也接近15%。其人事经理称他们在3年内几乎把所有最初雇来的人丢光了。

  企业雇用一个高级白领,招募费用非常昂贵;人员不停地换,企业的正常运营就无法维持,大大影响了效率。再加上工资不断地上涨,这些企业很快在中国就没有赚头。一些外企已经开始想后路,希望到别的国家找机会。

  这一状况,为中国经济提出了严重的警报。中国能否像现在这样持续地、大量地吸引外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提供足够的、称职的管理人员来经营这些资本。否则,外资就不会再来。更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劳动力费用在上升,中国必须不断提高产业层次,摆脱低薪、低技术的陷阱,才有出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必须吸引高技术的尖端产业,而不仅仅是那些有很少技术要求的服装业。但是,越是尖端的产业,越需要高级管理人员。没有足够的管理人员,就会阻碍中国企业的升级。

  二

  高级白领的高薪,与民工的低薪甚至拿不到工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现象,说明中国高级白领的严重短缺。外商的普遍抱怨是,在中国找个称职的管理人员实在太难。好的就那么几个,谁都在抢,结果这些人在哪家都待不长。GE的一位培训主管称,中国的高级管理人员还是第一代,他们的父母是在国有企业效力,他们没有榜样可学。Asimco Technologies的一位总裁也说,中国的人才常常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来自国有企业,官僚习气太重;一部分来自私营企业,又实在有些太无法无天。更多的外商则抱怨,中国的雇员缺乏创意、冒险精神和管理才能,同时对自己的估价又太高。中国的教育太强调死记硬背。许多人才履历很好,英语不错,但总是没有敢为天下先的闯劲。在一个部门按部就班还可以,一旦需要跨部门协调,主动和其他人合作,就无所适从。

  这些对中国刚刚开始了解的外商,当然只是看到现象,并不一定能够抓住问题的根源。不过,他们的意见,到底属于“用人单位”的反馈。我们必须据此进行反省。这种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可雇人才的现象,在如今中国大学毕业生失业严重,许多“海归”也纷纷成了“海待”的背景下,显得格外令人震惊。精英白领层毕竟属于一个比较小的群体,空缺有限。我们只有提供足够的人才供给量,这些精英白领才不会这样炙手可热,价码才不会过高,乃至吓走外商。但是,我们的大学年年扩招,守着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竟不能为这么几个位置供应称职的人才。

  由此可见,我们的教育体制,已经和经济发展严重脱节。

  三

  笔者在近作《谁的大学》一书中指出,中国目前已经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教育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体制。大学单纯依靠国家投资,并由“上面”定出档次,按级“领赏”、拨经费。这样,大学之间没有什么真正的市场竞争,只有让学生在一套僵化的考试制度下竞争。学生从小就围绕着高考,被老师家长高度看护,毫无独立精神,而且背景越来越单一,偏远地区和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这些学生在大学里泡在一起,对社会的见识就越来越狭窄,开创精神越来越差,而且总是抱着一种不知道天高地厚的“状元心态”,眼高手低。笔者在美国见过一些名校的中国学生,一毕业就回国。问他们为什么不在美国闯一闯,回答是,太累了,还是回去的日子容易过。结果他们连试也不肯试一下,留学多年,在外面就没有竞争过。这样的态度,“海归”不“海归”有什么用?

  我们的文化,更有走向封闭保守之势。比如去年掀起的读经运动,公开提倡死记硬背。最近连、宋访问大陆,一些人不注意分析其政治上的创意,反而盯着宋楚瑜那篇《祭黄帝文》,称其中“订律设制,立五千年不拔之根基。造车指南,辨兆万民不易之方向”之语“有点骈体文的味道”。论者一边指出,“这样的文字,搁在晚清,随便哪个年轻秀才,恐怕都能写出来”,一边不停地赞叹人家的国学根底令大陆同代人汗颜。其实,连、宋来访,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何必拿这个晚清随便一个秀才都能够写出来的句子说事?我们应该为讲不出别人没有讲过的话而羞愧。如果仅仅是重复“晚清随便一个秀才都讲得出来的话”,又有什么可汗颜的?可见,我们的社会文化,崇拜的根本不是创造力,而是重复前人的能力。在这样的文化中,我们的毕业生进了现代企业中找不到北,也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一位朋友,有位号称是不争气的儿子。当年他在美国找到教职,告诉这位在国内还没有上高中的儿子:“好好学英语!”但他儿子一句英语也没有学,收集一堆“文革”纪念章,要到美国做买卖。买卖当然是没有做成,学也上得不怎么样。高中毕业当了几年兵,后来到社区大学(相当于我们的大专、夜大之类)读书,再跳到一个小大学完成学业,如今跑到上海,成了高薪白领,手下有一群清华、北大的MBA.我这朋友说,我这孩子要是在国内,什么机会也不会有,最差的大学也上不了。但就是能折腾。结果七折腾八折腾,如今比我挣得多多了。

  中国的教育还鼓励学生折腾吗?连学生开餐馆都成了不务正业,毕业后除了照本宣科还会什么呢?

  中国的教育必须改革。中国需要多元的教育体制,要鼓励小的民办大学的成长,要把学生的人生经历作为一个录取标准,要创造条件让学生半工半读地完成学业,要号召年轻人到国外闯天下。单靠国家投资,自以为是地创几个“一流”,培养出来的人,还是个百无一用的书生。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这个部门不改革,教育就会成为中国发展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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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北京大学中文系,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曾任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主办《北京晚报》专栏“百家言”,2002年日韩世界杯期间加盟《足球》,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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