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的宇宙生成图式
潘世东
单以现在文献的直接记录而言，要解决这个问题颇为困难，往往是“横看成岭側成峰”。即使列出的证据，也有这证据本身的文献考证及时代断定问题。我们还应当着眼于这些《易传》本身所述的内容，解说的方式以及它们表现出来的思想变迁状态。这些方面，也有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思想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线索可寻，即由简单到复杂，由低层次到高层次。复杂的表述一般说来比同样层次的简单描述要晚出，除非这种简单的描述还有特别的需要。以这样的方法和文献的考证相结合，我们或许可以对《易传》各篇的成立过程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认识。那么，《易传》各篇，尤其是《大象》、《小象》和《彖传》中的内容和解说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大象》多以上下两经卦的位置关系来解说，它所述的内容，主要是自然现象，并以自然现象直接地比喻一些社会事物。比如《蒙卦》的《大象》：“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这很显然，乃是从《蒙》的上下两经卦，即上位的“==”（“艮”卦，象征山）和下位的“==”（“坎”卦，象征泉），“山下有泉”这样的自然现象中生发出来的联想和比喻。这里，既没有“刚和柔”的观念，也没有“阴阳”的思想。《小象》则是对每一个爻的解释，从其所述的内容来看，已经涉及到社会问题。比如：“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师·上六》），“箕子之明夷，利贞”（《明夷·六五》），乃是直接从社会现象中，得出自己的看法。在解释的方法上，把全卦视为一个整体，而且特别注重每一“爻”，爻位的象征意义，据有的研究者研究，其中具有比较明显的“刚柔”以应观念。其次，《彖传》也是对卦的解释。它解释的，不仅有从自然现象中引申出的内容，也有从社会事件中得出的结论。它的叙述与《大象》相比，显然要丰富得多。再次，从解释的方法来来看，《彖传》既重视上下卦位的关系，也注意到爻位的“中”与否，与此相关，提出了“应”的思想（即从上下经卦，以及六爻的位置是否对应来分析），在《彖传》的解释中，也可以看到明显的“刚柔”观念[1]。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易传》的产生过程，当先是《大象》，再到《小象》和《彖传》。《小象》和《彖传》也可能是并行发展。而一般说来，《小象》的成立或稍早于《彖传》。近年来我国不少《易传》研究者主张和《彖传》一定成于《象传》之前的“定说”，实在是值得再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我们这样认为，如果与其它文献记载的有关《易卦》的情况对照，也是比较一致的。在《左传》、《国语》等书中所见的占卜记载，和《大象》、《小象》的表述形成极为相似。高亨认为：“《左传·昭公二年》曾记载晋韩宣子所见《易象》一书，决非《象传》。”但当时的解《易》的方式，和《象传》极为接近，恐怕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吧？退一步言，即使当时韩宣子所见确实不是《象传》，但称之《易象》，至少说明，“象”这样的解《易》方法，在当时是流行的，而《象传》也正应该是这种《易》学流派的产物。
而在《系辞传》中，情况就不一样了。它始比较系统地把自然界和社会现象归纳成为一个整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在这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被纳入了一个系统来加以分析，来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这种情况如果和前面我们提到的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论述相比，有两点变化是显然的：第一，自然现象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个独立的事物，不再是具体的日、月、风、云，而是成了一种外在的整体；第二，人类，也不再是匍伏在地的的被动的奴婢，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已成了一个和自然相对应的概念而存在了。
如果稍加注意，我们就会发现，在《周易》中，内含质朴的天人和合的思想。翻开《周易》，便可见到每一卦一面是卦象所描绘的风雨山川的自然景象，另一面则是文字所描绘的纷扰熙攘的人世生活。“六十四卦活象是一幅图文并茂的艺术长卷，令人想起古代多少充满诗情画意的佳作，它告诉人们，人类就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之中，无论喜怒哀乐，吉祥祸福，一刻都离不开自然的养育，透过自然景物，能够更生动地理解人事的奥秘和情趣，反过来，人事的吉凶成败也增添了自然景物的风韵和色调。在《周易》作者眼中，人与自然互相映衬，息息相通。在六十四卦象与文比肩配合，紧密合作，洋溢着《周易》作者对自然的爱念之情”[2]。例如大畜卦为农业专卦，卦中既讲了田作种植，又讲了牲畜饲养，同时，还涉及到农民的劳动生活，卦名大畜，就内蕴有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之意。大畜卦象为下乾上艮，《象传》曰：“天在山中，大畜”。高亨的解释非常贴切：“‘天在山中’，即天之光明照耀于山中，则草木鸟兽皆遂其生，成为人之财富，其积蓄者大矣，是以卦名曰大畜”。细味其卦文，我们可以想象出一幅迷人的山野风光：人们勤劳愉快地在大自然中劳作，靠着阳光雨露和水土草木，繁养五谷牛羊，与自然万物同生共存，其乐融融。非常明白的是，人们认为，人活动于自然万物之间，而不是站在自然万物之外，与自然相对，人与自然有着水乳交融、亲密和谐的关系。
还应该值得注意的是，在《系辞传》中，阴阳的思想变得显然了：“一表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在这样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凶吉……”这样的以易为最初始原，不断展开的宇宙生成观念。这里的阴阳思想，是在前述的各种阴阳思想要素的基础上整合、系统化的产物。在这里，人格主宰的存在被完成扬弃了，阴阳的观念和在当时流行的“气”的观念，呈现了明显的汇合的趋向。在这里，既汲取了以《老子》为代表的“道生一，生二，二生三”这种宇宙生成论的表述模式，又融合以“八卦”为代表的巫术占卜。这种在原始时代具有特殊地位的表述方法，可以看到明显的思维变化轨迹。在这里，包含着明确的变化思想，世界的形成，万物的营生，都从变化的过程来认识，一切凝固的，僵死的东西，都在变动中被抛到一边！可以说，《系辞传》是战国时代各种自然观念综合的产物，它构筑了中国古代自然观的基本模式。
综上所述，《易传》的形式，如从大的脉络来看，当是由《象传》到《彖传》再到《系辞传》。而这中间反映的思维发展过程，则是从简单的用自然现象比拟社会现象，发展到企图从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中，抽象出一般性规则的追求；即用“刚柔”，或“应”（对应）这种想象中的法则来概括社会以及自然现象。这样的抽象、概括，当然是幼稚的、唯心的，但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方法和思维发展方面而言，则是一种进步。到了最后，则是进而和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气”的观念，道家的学说、变化的学说等等融合成一体，构筑成了比较初步、然而更具有一定系统性的自然观模式，这就是在《系辞传》中反映出来的思想。
《系辞传》的思想，并不是孤立的，从发展的角度来说，它是先秦诸子到秦汉时代系统的自然观著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的中介，而从思想内容的展开来说，战国时期，尤其战国后期不少文献中显现出来的自然观，和抽象化的《系辞传》相互辉映，表现得更为丰富，也可以说，在那些文献中可以看到当时自然观念展开的形态[3]。
注释：
[1][3] 李庆《中国文化中人的观念》，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62、63-65页。
[2]王日根 林壁属《历史的分野：天威与人力》，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