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需要什么样的写作？

作者：张修林

       我们离现代化还多少有些遥远，甚至还存在难以逾越的本质距离，当然更谈不上什么后现代，所以我认为，西方的现代主义也好，后现代主义也罢，尽管早就被文化传播者搬弄了过来，被文学实践者和文学批评者按照套路演练、按照套路评述，但于我们而言，实在有些奢侈。很难想象，一个还很贫穷、生存还很艰难的人去追求富翁的自由休闲生活方式和一掷千金的消费习惯，将会是什么结局。严格说来，文学艺术演练了西方现代、后现代时期的各种“主义”，但于我们的现实而言，并不怎么搭界，除了轰轰烈烈的语言实验，我们在精神上依然是大片大片的荒芜；由于与社会现实相隔太过遥远，而我们的写作者没有勇气面对并适当填补这种差距，不过是绕开我们真实的生存处境去拥抱远方的梦境，没有真实的大地可以依托，脱离实际地在虚空中飘忽，终将“一场游戏一场梦”；即便不说这样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演练已经失效，不过做了耗时长久的无用功，但至少，这些努力同社会现实并没有产生多一些的切实有效的关联，并没有使社会的精神现实产生明显的、实质的改善；有这样的“演练”，本身并不是什么坏事，按道理是可以鼓掌的，但问题在于，“演练”得不得要领，并且大面积地盲目扩散，声势太过浩大，把深入思考、直面现实、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写作声音给淹没了，恶化、破坏了本来就艰难、脆弱的写作生态系统，使整个社会的写作更加脱离社会大众，严重地影响了正常和正当写作的生存和发展。写作，应该是属于民族的，应该是属于大众的――当然也应该属于人类的，而不该是在强权和富豪面前缴械妥协、低声下气、俯首称臣，成为献媚的武器；最近几年来，出现了“打工文学”，也有一些人在呼唤底层写作，这些，都非常可贵，但是，还似乎没有比较自觉的、根植于骨髓的、根源性的底层文学出现。底层写作，如果仅仅停留于反映底层的表面生存状况、表层的哀伤和表面情绪，不上升到社会精神的层面，同样不能算是有效的写作。当前的文学创作状况，大抵有以下几种情形。“演练”西方的文学的，姿态太“高”――高得离谱：信仰的是洋语言，追随的是道家，操着洋腔，逃避现实、逃离百姓，消极出世去了。“日常叙事”尤其是“下半身”之类的，与社会真正的精神层面没什么关系，最多也只能算是“玩乐文学”。底层写作，有两种情形，其一是知识分子的底层写作，在姿态上从上到下，不深入底层真实的生活状况，不过表达一些远距离的同情和怜悯；另一种，是打工文学这类的，真实感受没问题，不过姿态太“低”，缺乏自觉性和反省精神，不过盲目悲观――只有眼泪，却不知泪自何处。还有一种文学，也就是目前最有效的文学，这种写作有自觉性，有独立品格，能深入民族和人类意识的核心精神层面，但是也有缺陷，那就是思维太过“综合”，主题往往过于核心化、抽象化，所以呈现的效果比较模糊，缺乏对应于生活状态的、比较具体的可感性。所以，需要有一种比较符合我们的社会现实和生活实际的，既能尽可能反应真实的、具体的生存处境，又能上升到社会精神层面的写作理念和写作方式。
       我们的时代需要的写作，我以为，它与传统的所谓现实主义写作，无论是在精神倾向方面还是创作方法方面，都应该有着本质的、深刻的差异。传统的“现实主义”，以现在的角度看，除了表现方法的落后外，就精神内核来讲，本来也有不少合理的部分，但由于它发育和生长于专制制度中，并且长期以来被一些专制政权(比如苏联)改造得面目全非，以至于声名狼藉。
       我们的时代需要的写作，在内容表达和精神的呈现方面，它应该与现代主义有一定的区别，并在相当程度上摒弃后现代主义。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有一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时代的社会特征（比如经济领域的市场部分――另一部分被有些人称为“体制经济”或“官僚经济”），但总体而言，特别是在社会方面，在政治体制方面，还是很不现代的――当然更无从“后现代”了。
       我认为，我们的时代需要的写作，既是历史写作，又是在场写作，更是未来写作；而且它并非历史的或在场的或未经的单一性写作，而是将它们有机融和在一起的能够揭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的新型综合写作。这样的写作既强调自然性，更重视人性或者说人的社会性；既重视社会性，更着力于作为人的个体的主体解放。这样的写作，应当成为关注民生、以人为本、人文深切关怀的写作，应当成为道德沉沦时代坚守道德高地的写作，应当成为人类和社会真正良心的写作，应当成为坚守人类本真价值的理性光辉的写作。它站在真实、具体和感性的大地上，讴歌正义，书写人类的不幸、灾难、奋斗和期望，既有正视阴暗的哀鸣，又有呼唤光明的高蹈，既强调批判现实主义，更强调真实的历史洞察力、深刻的当在见证力和强烈的未来感觉力。
        写作，本身就是一个始终开放的、动态的、不断丰富和更新的、与时代同脉动的、不断适应并适度超前于社会现实发展变化的概念，我期望，串起它的主线，就是我们的文艺复兴和全面现代化建设。无论是停滞、曲折还是飞跃，它都应当始终如一融入这个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进程。在中华民族充满无限想象力和存在无限可能性的时代，它理所当然为文化发展和全面现代化建设摇旗呐喊，理所当然在一些学者所期望的中华三千年大格局中付出思考和努力，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看，这样的写作是一种有无限可能的写作。
        那么，这样的写作，有哪些基本特征呢？我认为有以下的七个方面。


              第一是在继承“双传统”中改善文化，以新文化运动的继承为主

       “双传统”，是指新文化运动传统和诸子百家两大文化传统。  
        应该在“双视野”中继承“双传统”，从而改造文化。
        所谓“双视野”，指中国视野和国际视野。要做到更有效地改造文化，应当同时具备这两个视野，既要在中国视野中反思我们的文化问题，又要在国际视野的反思我们的文化问题；在这样的反思中，才能比较准确地、客观地找出文化的差异和差距。
       “双视野”的思路，需要我们对民族意识、民族价值观和整个人类的精神走向、人类的普遍价值有一个正面的、清醒的认识。
        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其民族意识和价值观念融入人类，这个民族才能获得广阔的观照，从而才能崛起；一个可以称之为优秀的民族，必然在引领人类精神追求和价值突破方面有着独特的贡献。没有融入，就绝不可能引领。进步的文化，需要融入落后的文化中，引领后者改造、更新，从而缩小差距。
         对于落后的文化，如果不主动融入进步的文化，甚至拒绝进步文化引领，就只能永远落后、永远被动，自然永远无从发展，永远丧失成为进步文化从而引领人类的可能。要实现文化的融合和促进，对于落后文化而言，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谦逊的姿态，然而遗憾的是，落后的文化往往具有我们经常提到的文化劣根性――盲目自大和深度自卑的双重分裂的民族性格，封闭、敏感、脆弱、狭隘的民族主义泛滥等等――往往把优秀的文化视作洪水猛兽而加以拒绝，因此，人类文化的融合促进，并非易事。
        中国视野，就是要对我们自己有个中肯的认识，主动接纳优秀的外来文化，首先做到文化的“与国际接轨”，然后才可能做到让文化超越国际；国际视野，就是要站在人类的现实高度，站在人类的共同精神追求和共同价值理想来看待问题。
        依凭和发展新文化运动和诸子百家两大文化传统，不断吸收并消化最新的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深入中西文化传统的核心层面，站在人类共同文明的高度，来检视我们的文化现状、文化差距，作出相应的变革和改造文化的努力。
         诸子百家文化传统，里面有很多糟粨，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们是人类社会早期的文化，肯定存在着视野的狭窄、认识的浅浮和思想的落后与反动。众所周知，不新鲜的食物，含有致癌成分，比如泡菜、腌菜、卤肉什么的；我们的文化也一样，长时间泡在专制的坛子里，即便没生多少蛆，但致癌成分肯定是不会少的。文化也同人的生命一样――年轻的身体，充满活力，憧憬未来；而衰老的身体，病痛就多，活力就少，肉体离消亡一步之遥，如果没有通过灵魂的精神传承而得以新生，就没什么生命的寄望了。有些人不懂这个道理，或者为了某种目的而有意不顾这个道理，不知道或不顾衰老的文化和新生的文化的区别，总是抱着文化衰老的残躯甚至文化死尸为其经历的悠久而扬扬自得、大唱赞歌。曾对中国文化造成长期戕害的法家和儒家，其实就是这样的两具文化僵尸。作为法家和儒家的“物质”部分，或者说承载法家和儒家的身体或器物――封建政体，早就在现代意识中瓦解了（不过后来还发生了借尸还魂的“王朝”，由此可见其顽固性），如果法家和儒家的灵魂不能融入甚至抗拒现代民主而获得新的生命力，那它们就彻底地死去了。我曾经说过，对于法家和儒家，其实并非要一棍子打死，它们里面也有一些进步内容。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家中，也不是每个都一般长短，比如荀子，就比李斯稍好一些。对于法家和儒家，重点是批判，但用法家来批判儒家（“批林批孔”，就走的这条路），或者用儒家来批判法家，这样的文化道路都走不通，都会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文化研究的参照系，只能是现代文明的精神和理念。至于儒家和法家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可供继承的问题，应该在文化土壤已经得到良好改善后才去考察。如果还一成不变、仍然按照老套路在“文化酱缸”中绕来绕去，始终陷入“文化酱缸”的魔阵，文化改良就会遇到干扰，文化的肌体就会因为盲目奔波而更加虚弱。这也与肠胃负载了太多难以消化的食物出现了毛病，就不宜在完全恢复健康前继续进食导致它出毛病的那些食物，是一个道理。可就有人不顾文化的健康，文化的肚子曾经吃出问题，并不吸取教训，看到文化肚子的功能稍稍正常，就又猛烈吃将起来。近来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一谈到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就只提到孔子、孟子和荀子之类，总之只有儒家主打、法家陪衬，墨家、道家等其它各家一概不提――“言必孔孟”，满篇都在兜售“天命”理论。开初以为是翻译的哪朝哪代封建士大夫的文章，看完作者介绍后才知道，作者生在当今，尽管比不上“于论语”、“余苦旅”和“张电影”风光，但也多少有些来头，是什么研究员之类。已经被历史批臭的文化垃圾，束缚人性自由伸展的“人性裹布”，居然还有人去捡起来――这样的文化“裹脚”，可没有臭豆腐的效用；何况就算是臭豆腐，瘾君子总也不多，绝非人人爱吃。读了这样的文章，除了对孔孟阴魂的顽强难散深深“佩服”外，大概就只剩下悲凉的份了。    
        法家和儒家以外的其它学说中，凡是消极落后的，同样绝对应该摒弃；我们需要的，是寻找里面的进步内容；在我看来，对于我们的文化发展，墨家和道家尤其是墨家里面进步的东西要多一些、有用一些，应该将墨家和道家作为研究的重点。 
        《墨子》中，进步立场的观点不少。比如：《亲士》和《尚贤》，讲知人善任、亲近任用贤才；《修身》讲言行合一、反对虚伪；《所染》讲亲贤良、远奸邪；《法仪》讲法治的重要性和立法的依据，其“以天为法”，与现代社会的反对专制、以公民的普遍意愿为法的思想已经较为接近；《兼爱》讲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表明反对战争的态度；《三辩》和《节用》，反对统治阶级追求声色犬马、贪图享受而加重人民的税赋。墨家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至于道家，研究的人不少，这里就略而不谈了。
        新文化运动的传统，由于出现的时间离现在很近，所以与现实文化的关联性很强，它的发展空间非常巨大，其意义自然很深远――不过，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它的影响还相对薄弱，还需要以大视野、大胸怀继续接收、消化当今一切先进的、与其一脉相承的先进文化成果。
        要做到接收和消化，很艰难。我们泱泱大国，文化英才众多，文化智慧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文化智慧之外的外部环境。难就难在胸怀上。外部环境问题，头绪甚多，很复杂――总之，外部环境问题的阻力很大。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能从侧面说明一些问题。最近，广东的报纸推出了一些关于普世价值讨论的文章，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响应，然而，却遭到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其文革式“上纲上线”，采取恶毒的辱骂式攻击。有争论是好事，但应该建立在理性的、讨论问题探究真理的基础上。这样的文革遗风还有市场，这至少说明，我们的文化环境还有些恶劣。
        存不存在普世价值，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每一种金属元素、非金属元素有着相同的属性。每一个物种，也有着共同的特性。每一种植物如此，每一种动物同样具有相同的食物选择、生活习性甚至群体建构特征等等，难道人这个物种能例外？据科学家们研究表明，人类的基因，不仅当今世界上所有人的基因没什么实质差异，就连远古的人类与现代人类相比，在基因上也没多大实质差异。既然当今世界上所有人的基因无实质差异，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共同的价值期求？
        再举例具体一些。法拉弟发现了电磁感应，后来全世界的人都放弃了古老的照明方式，用起了电灯，有哪个国家拒绝电能、拒绝有大作用的科学吗？还有，有哪个国家的民众热爱战争吗？再有，有哪个国家的民众愿意饥饿、喜欢象牛马一样被奴役吗？
        关于这次普世价值讨论的民主、科学、尊严、正义、公平、平等、自由等等具体内容，已有很多人给出了各种论证，比如，阿玛蒂亚?森在《民主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里就很有力地论证了民主的普世性（原载《当代中国研究》总69期），尽管，当今的世界，民主的躯体还不太丰满，甚至还只是一个巨大的构架，还处在成长的过程中――在这儿我不想再去具体谈论了――但无论怎样，道理是类似的。
        真理，可以被诬蔑，但无法被抹杀。
        这一轮普世价值的讨论，历史将会证明，非常重要。因为，它击中了我们的文化思维惯性中的某些软肋。它应当是继承和发扬新文化运动传统、诸子百家传统的有效文化动作。
        然而，仅仅是做到接收和消化，还远远不够，我们还需要发展，还需要在接收和消化基础上的创造。我们最终需要的，是建立在新文化运动传统和诸子百家文化传统之上的、不断超越自身文化、企图超越人类文化程度的文化创造。


                第二是着力写作者自身的主体解放


        整个人类社会的历时发展，其实就是人类主体不断觉醒和解放的结果，自然而然，贯穿起各种思想、文学和艺术创作的发展主线，对于创作者个人而言，其实就是创作者自身的主体不断觉醒和解放的过程，对于整个领域，比如思想领域、文学领域或艺术领域而言，就是不断变化的该领域创作群体的主体觉醒和解放的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对于历史而言，这个过程并非都是线性上升或者趋于稳定的，同样具有下降的可能。一般而言，除了受到历史、政治等因素影响外，这主要受制于创作群体所受教育程度、整个社会的文化教育程度的高低以及创作环境的优劣。也有其它偶然性因素，比如所谓英雄造时势，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出现了禀赋奇高的特别人才，从而对其达成超常规推动。
       写作者要达成自身的主体解放，我认为首先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其一、培养对于真理、真相的独立判断能力；
其二、信仰公平和公正，摒弃利益依附和其它依附，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对未来负责，逐步形成判断事物的客观立场；
其三、崇尚个性，杜绝人云亦云，杜绝随大流，尽力达成思想和创作技巧方面鲜明的创造性。


                 第三是切入人的主体觉醒和解放


        人或人类作为写作的客体，上面说过，人或人类的主体觉醒和解放问题是写作价值体现的最重要的、最核心的部分。写作必须要具有人或人类的主体觉醒和解放的观念。要解放人的主体性，就需要直面社会和人性、深入时代的疼痛和希望，需要批判麻木、冷漠、虚伪、自私、狭隘、保守、惰性和奴性的国民心态，需要批判泛滥的物欲文化和庸俗的价值认知，需要提倡宽广的爱国意识和开放的民族情怀，需要提倡精神、理性和进取。
        一切社会问题中，最大、最基本、最核心、最本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人的问题。可以说，所有的社会问题，其实就是关于人的问题。人，是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唯一本质因素。而关于人的所有问题中，最核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的觉醒和解放――世界主体的觉醒和解放。写作的全部问题，同样是而且仅仅是关于人的问题。
        打一个最简单的比方，世界是一所房子，人类就是居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离开了房子之中的人来研究这个房子，有意义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对于整个世界是如此，对于某些局部的地域空间，比如村落、部落、氏族、国家、国家联盟等等，同样如此。可是，人类社会意识中，有些认识（往往是太重要的方面），却是本末倒置，不是让房子服从人的需要，而是让人服从房子的需要。不把人作为灵性的、能动的、创造世界的，反而把人作为累赘、作为负担；把人不当人，把人作为消耗资源的低等生物，甚至把人作为可以随意剥夺甚至专政的对象。
        应该认识到，人的觉醒和解放，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永恒的主题；人的觉醒和解放的程度，始终就代表着社会发展的高度。所以，人的觉醒和解放，永远是写作的永恒主题，永远是写作的价值高度标竿。
        实现人的主体觉醒和解放的最根本理念，就是常常被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以人为本。这话人人会说，能真正理解的却不多。所谓以人为本，就是指只有人才是真正的、唯一的主体，只有人才是真正重要的；所有价值，都是围绕着人的价值，离开了人，价值就无从谈起，正价值也好，负价值也罢，同样如此；离开了对于人的悲悯和关怀，离开了对于人的公平和公正，离开了为人的每一个个体改善生存和提供均等发展机遇，离开了人的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最低的层次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一切都归于负价值――王冠、爵位、顶子、资源、财物、名声、法律、主权……莫不如此――当然包括写作。
        在关于人的价值上，没有中间地带，即永远不会有零价值，不是正价值，就只能成为祸害人的负价值。
不过，写作具有特殊性。对于写作而言，离开了以人为本的写作，如果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可以是零价值，也可以存在语言探索意义产生影响的价值，但永远不会有很大的价值。
        人的觉醒和解放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对于人的深切悲悯和关怀、怎样实现对于人的个体的平等和公正、怎样实现人的每一个个体自由的问题。
        作为主体的人的觉醒和解放，包括人的精神觉醒解放和身体觉醒解放两个方面。在人的主体觉醒解放这个文化问题上，我们的文化精英们是何等逆向而行，是何等卑污和弱智（或者蓄意），竟然把身体解放视作人的主体解放了。身体需不需要解放，当然需要解放；要解放身体，就要解放性和物欲――但唯性和物欲是举、一切以性和物欲为中心，宣扬性开放和物欲追求的广大无边，漠视精神、抑制精神，就只能导致主体解放的倒退。“社会解放，身体先行”，甚至是“社会解放，身体乱行”，就是很错误的观念。
        主体的觉醒和解放中，精神的觉醒、解放应该优先于身体的觉醒、解放，应该优先于性和物欲。身体的觉醒和解放，应该由精神的觉醒和解放带动，应该滞后于精神的觉醒和解放，并且受到精神的约束，只有这样，主体的觉醒解放才能真正全面、正面、均衡和健康；如果仅仅强调身体的觉醒解放，那不仅无法实现精神的觉醒解放，而且，即便是身体觉醒解放，也只能成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少数人的特权，对于更多主体，更多的人，则是负面意义，成为牺牲品，成为被掠夺被侵害的对象，陷入更深的灾难和圈套――性和物欲，不仅不应“先行”，而且绝对不能不要规则的“乱行”。
        看看我们的文化，在关于人的主体解放中，除了身体解放如火如荼（性解放才短短的三十年开放就超过人家老美了，我们的诗界有“下半身”，色情文化、色欲消费满天飞舞；物欲横流，以致我们的精神被侵袭、攻击得已经命若游丝），还有什么可稍感自豪的成就？ 
        主体的的觉醒和解放，包括人的精神和身体的觉醒解放两方面，这与写作问题，只是面对思想精神和语言两个方面，有着一些类似性。人的觉醒解放问题中，精神和身体的关系、精神的主导性、只强调身体解放的危害，同样类似地适用于写作问题中的思想精神和语言。有所区别的是，与只强调身体的主体觉醒解放造成恶劣社会灾难不同，写作中，只强调语言而忽视思想精神，尽管几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价值，但最多造成写作风气的恶化，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的、直接的危害。
         忽视精神而“身体先行”、“身体乱行”的写作，如果产生影响，肯定是坏影响，所以，呈现负价值。
        人作为主体，它包含人的个体和人的群体。主体的觉醒和解放，首要的就是作为人的个体的觉醒和解放，然后才谈得上作为人的群体的觉醒和解放。没有前者，后者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如同没有构成某种物质的分子，就不可能有这种物质一样。在这点上，我们的传统文化认知是有问题的。有缺陷的文化，如同有缝隙的蛋，苍蝇总会来叮的。往往，有缺陷的文化，就会成为专制的法宝。不加思索的、惯性的、甚至恶意只强调人的群体而漠视人的个体，是封建专制文化的产物。统治阶级出于欺骗的需要，恶意这么宣扬，从而造成文化意识中存在盲目的、不加思索的、惯性的错误认知。
        没有个体的觉醒，就永远没有社会的觉醒；没有个体的解放，就永远不会有社会的思想解放。
――没有个体的自觉，就永远没有社会的自觉；没有个体的主动，就永远没有社会的主动；没有个体的积极性，就永远没有社会的积极性；没有个体的创造力，就永远没有社会的创造力。
――没有个体的正义，就永远不会有社会正义；没有个体的良知，就永远不会有社会良知；没有个体的道德，就永远不会有道德的社会。
――没有个体的自由，就永远不会有自由的社会；没有个体之间的平等，就永远不会存在真正民主的社会；没有个体的尊严，就永远不会有社会的尊严；没有个体对法律的神圣认同，就永远没有法治社会。
――没有普遍性的个体精神，社会就不会有充满活力的精神；没有个体的审美能力，社会就不会有多姿多彩的审美情趣。
        要实现人的主体觉醒和解放，需要直面社会和人性、深入时代的疼痛和希望。不解剖时代的社会和人性，不深入时代的疼痛，不把时代中社会和人性里面的恶俗暴露出来，不还原时代真实的社会和人性现实，社会和人性就会昏昏噩噩，以致完全僵化，价值就会模糊，个体就会丧失主体意识；不深入时代的希望，不把社会和人性中闪光的东西挖掘出来加以张扬，社会和人性就会是非不分，从而时代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活力。 
        我曾对“现实”的范畴作过几种方法的分类，其中有一种，是分为显现实和隐现实。解剖时代的社会和人性，其实就是实现隐现实和显现实之间的转化，将作为“隐现实”的恶俗暴露出来，将作为“隐现实”的闪光品质挖掘出来，使它们成为外在的、被社会大众所认知和介入的现实――显现实。
        根据控制论原理，个体向社会输入什么，社会就输出什么；社会的输出，又成为个体的输入，再输送到社会……个体向社会输入的，无论是恶俗还是闪光的品质，都会被放大，再被循环放大――所以，个体的觉醒和解放，如果没法实现，那么社会要发展，谈何容易。
        没有健康的国民心态，没有良好的精神追求和进步的价值立场，主体的觉醒和解放就不能实现。
要实现人的主体觉醒和解放，就需要批判两千年愚民统治和专制统治所引起的麻木、冷漠、虚伪、自私、狭隘、保守、惰性和奴性的国民心态。 
        麻木，就不可能有痛感，至少难以感到疼痛。而痛感，是生命存在的表征。没有痛感，就没有生命，最多只能算是行尸走肉的生命。就算存在没有痛感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也没有活力，只是浑然的、脆弱的、暂态的、盲目的、行将就寝的生命。没有痛感，连生命存在的迹象也没有或者非常微弱，所以，主体的存在性便非常模糊，自然难以谈得上主体的觉醒和解放。痛感不深刻的主体，生命不够鲜活，其觉醒和解放便难以彻底。把麻木的神经激活，生命才能逐步恢复活性，主体才能逐步明朗，由此逐步苏醒，从而获得解放。 
        没有痛感的写作，其效力、价值和命运同样如此。写作的效力和价值，与对痛感的敏锐度、对疼痛的深入度和对疼痛感知的深刻性成正比。新现实写作，应该是对疼痛特别敏锐、对疼痛的感觉异常深入和深刻的写作。
         冷漠这种毛病的病因，在于主体的血液流动不畅、流动速度慢，其发病根源在于高度的自私以及对社会缺乏善良和热情的高度失望。冷漠，容易导致与社会失去正常的或紧密的联系，容易丧失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也容易导致麻木不仁。冷漠，使主体消极、黯淡。用热情、善良和正义的写作，通畅、加速主体的血液流动，从而融化冷漠，使主体呈现出积极的姿态，逐步激发主体的活力，使主体能够有效觉醒。
        狭隘，大略就是目光短浅，所及不够开阔。其产生的原因，有功利的因素，有因自卑而导致盲目自大的因素，也有视野和学识的因素。狭隘最大的危害，就是逢外必排的盲目排外（外人、外圈子、外地、外集团、外国、外洲等等）。
        奴性，是一个极大的、危害深广的、难以剿灭的毒瘤。它的存在，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土壤的原因。奴性，恐怕只有随着社会现实土壤的逐步改良而逐步弱化。这个毒瘤，写作的刀子，恐怕是难以切动分毫的，但无论如何，反对奴性，总是写作必须明确的态度。 
         关于人性和社会中的自私、虚伪、惰性、逃避等方面，华中师范大学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硕士、研究世界著名的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年轻女学者陈富瑞阅读了我于1995年所著的一篇文化和文学札记后，据此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写了一篇题为《人性和社会的世俗化》的文章中进行回答，该文对这些方面作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第四是直面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态势，实质就由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综合反应。所谓文学就是人学，写作的所有内容，总而言之，就是关于人的内容。人的个体主体、各种群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之间的各种复杂运行和运动，其实就是写作的全部主题。
        怎样真实、有效、深刻地反应人的各种复杂运行和运动？只有深入人的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深入其中的运行或运动的形态、方式、利益矛盾、思维对抗、价值差异等等，从而才能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态势。
        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由很多层次构成。这里面有宏观的关系，也有微观的关系；实际上，不仅在总体上有宏观和微观之分，就是在系统内部的各个层次中，也存在宏观性和微观性。无论是在同一个层次的宏观上考察和还是微观上考察，个体主体之间、群体主体之间，既存在一致性、协调性，也存在着矛盾性、对抗性。可以说，或大或小的层次中的各种主体的生存状态、精神状况、变易趋势、运动态势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合作、妥协、转化、矛盾、冲突等等，就是写作的全部线索和主题。
        对于写作而言，直面各种主体之间的关系，有主要关系、主要矛盾和次要关系、次要矛盾之分。往往，较大层次的主体之间的主要关系和主要矛盾，是历史性、社会性地被屏蔽、被阉割、被篡改了的，优秀的作家，肯定是能够抓着较大层次主体之间的主要关系和主要矛盾，在较大程度上还原其真相的作家。
        还原较大层次主体之间的主要关系和主要矛盾，揭示真理和真相，这首先需要超乎寻常的勇气，另外还需要坚韧的耐力、丰富的学识和活跃的创造力。

               第五是企图达成人类与自然共同成长


        对自然造成破坏，从而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人类的集体共识了。自工业革命尤其是最近几十年以来，人类对自然造成的破坏可以说是无以复加，几乎就快要到自然的最终承受极限了。
        对自然造成最大破坏的，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发生在怎样的社会环境？显而易见，是发生在人的物质欲望空前膨胀、变态膨胀的阶段，是发生在权力不受制约、权力为了满足掠夺而疯狂的社会环境。在权力不受制约、权力为了满足掠夺而疯狂的社会环境中，往往，人的物质欲望就会空前膨胀、变态膨胀。两者叠加在一起时，就容易相互推动，共同放大。对于自然而言，这便是最可怕的情形。
        最大的客体，是自然。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就是最大的、最综合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矛盾。长期以来，一直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应该坚决摒弃这样的自然观，强调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强调把自然看作灵动的、人化的、富于精神的对象，强调达成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共同成长。
       在哲学著作《新现实哲学纲要》中，我曾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自然科学问题、自然消耗问题等作过探讨，这里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上述情形，人类没有理由忽视，作为写作者、作为作品，更没有理由忽视。


              第六是呈现历史意识和未来观念


         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历史往往具有片面性、封闭性的特点，甚至体现为虚假性、欺骗性。
        写作要呈现历史意识，就需要有清晰的历史思路、正确的历史观念和独立的历史精神，忠实历史逻辑，拨开历史迷雾，正视、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实，揭示历史与当在、与未来的关系和对当在、对未来的深远影响。
         所谓作品呈现未来观念，简单地说，是指作品具有前瞻性，有强烈的现实感，在对现实的深刻揭示中，凸显主动、积极的未来意识。 
         关于写作的历史意识、历史态度、未来观念，请见拙作《现实写作的哲学基础（一）》。

              第七是在历史和未来中凸显现实写作使命

         既要有强烈的现实责任感，也要有正确、积极的历史观念，还要有展望未来的前瞻意识。提倡坦然接受和正确总结历史，把现实看作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纽带，于人类发展整个时空中考察社会的现实任务和未来使命，提倡积极应对当在，对现实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对未来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

         200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