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赫一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传13-声誉隆隆而上

高泽金 原创 | 2010-02-28 09:51 | 收藏 | 投票

  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时候,署两江总督张之洞(1837—1909)在南京正编练“自强军”,创办武备学堂。自强军十三营,一切营制训练全按德国章程,由德国军官来春石泰等任教习。1896年春,张之洞回湖广总督原任,奉命把“自强军”交给刘坤一,他在武昌又开始练湖北新军,创办武备学堂,聘请德国军官佛拉根海为总教习。同时,广东也有新军出现。这些地方新军都是督抚自行筹饷督练,只有新建陆军是由军务处直接控制,户部供饷。饷银每年近百万两,在当时各军中待遇最优,就是大力支持成立新建陆军的翁同,也曾认为“太侈”。①在新建陆军身上,清廷花了那么多钱,自然对它格外重视,对督练官袁世凯期望殊殷。

  1896年4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以及用人“论情面大小食鬼遗多寡”等多条罪状。②这些都是事实。以“克扣军饷”来看,袁世凯对旧军中营官吃空额及克扣军饷等积习陋规了如指掌,他便规定新军士兵月饷不许营官经手,而由粮饷局派员会同各营主管粮饷委员,于出操后在操场点名发放。这样,表面上杜绝了顶替冒领及克扣短秤等弊端,避免营官吃空额,同时,也赢得了一些士兵的好感。可是,实际上各营每月截留下来的空额军饷(当时称截旷),都入了袁的私囊或移作他可以随便开销的所谓“公费”。袁得到被参劾的消息,一时又摸不到胡景桂参奏的政治背景,深恐因此丢掉美差,感到十分懊恼。当时,他给徐世昌的信中说:“两旬来心神恍惚,志气昏惰,所有夙志,竟至一冷如冰。军事实无心详述。”③

  清廷收到胡景桂的奏折,立即派荣禄前往查办。荣禄当时已任兵部尚书,邀其幕僚陈夔龙随行。据陈记载:荣禄到小站后,见“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德国操,步队五营,各按方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不觉喜形于色。问陈:“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何如?”陈答:“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无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荣说:“君言是也,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④

  荣禄查办完毕,回京后指令陈起草覆奏稿。陈“以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一条,已干严谴,其余各条亦有轻重出入”,拟“请下部议”。荣说:“一经部议,至轻亦应撤差,此军甫经成立,难易生手,不如乞恩,姑从宽议,仍严饬认真操练,以励将来。”⑤就这样,荣禄的所谓“据实复奏折”,不但改为所参各节“查明均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把袁世凯的种种罪行一笔抹掉,而且吹捧袁说:“查该道员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于将领中间为不可多得之员。”⑥由于荣禄的庇护,袁不仅没有被问罪,反而受到清廷的慰勉。6月24日上谕说:“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袁世凯此次被参各款,虽经荣禄查明,尚无实据。惟此事关系重大,断不准徒饰外观,有名无实,为外人所窃笑。袁世凯勇敢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但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勉之之心,以付委任。”⑦

  清廷把“新建陆军督练洋操”,视为“自强之关键”。西太后和光绪帝甚至打算去天津亲自检阅。他们以为有了这样的“劲旅”,垂危的清王朝就可望振衰起弊。1887年7月,清廷为奖赏袁世凯,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仍专管练兵。

  新建陆军不仅得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重视,也为帝国主义侵华分子所瞩目。他们看出新建陆军是维持半殖民地秩序的有力工具。沙俄、日本等国驻天津侵略军的头目,常常到小站“观操”,“动色欢服”,“诧其军容之盛”。⑧袁世凯为了取媚于帝国主义者,对他们无不“推诚相待”。1898年10月27日,英帝国主义分子贝思福(L.C.Beresford)到达小站。贝思福表面上是由“英国商会派遣”来华“调查商务”,实际上是英国首相派来进行政治活动的。他在北京、天津、武昌等地调查中国军情,向清廷提出了一个代练新军的计划,妄图控制中国军队。袁世凯热情地留他在小站军营住了两天,向他介绍了新建陆军的编制和训练情况,还陪他看了操练及作战演习。贝思福回国后写了一本书,盛赞新建陆军“操法灵熟,步伐整齐,以及旗帜之鲜明,号衣之整洁,莫不楚楚可观”。对于袁世凯也赞誉备至,说袁“以儒生而为名将,多学多能,亦廉亦勤,聪明胆识,兼而有之”,“忠君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等等。⑨在半殖民地社会里,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奴性十足,以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赏识为莫大的光荣。经帝国主义分子一吹,袁的声誉鹊起,身价倍增,从此在清政府中的地位更扶摇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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