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赫一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传17-施展诡计,渡过危机

高泽金 原创 | 2010-03-01 20:18 | 收藏 | 投票

  由于袁世凯的高压政策,山东省义和团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当时产生反帝运动的社会条件,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全国仍是普遍存在着,反抗的火种,随时都可能燃起熊熊的烈火。1900年春夏间,直隶省沧州、河间府、保定府各州县的义和团又掀起了更大规模的反帝斗争,并迅速地控制了保定、天津、北京等城市,影响到全国各地,形成反帝运动的新高潮,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教会侵略势力。

  直隶省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如此迅猛发展,客观上与反动营垒内部的分裂有密切的关系。原来,自戊戌政变后,满族亲贵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及刚毅等人取得西太后的信赖,渐渐形成为一个极端顽固守旧的派别。在俄国公使巴布诺夫的支持下,他们多次图谋废掉光绪,另立新君。由于英国公使窦纳乐支持汉族大官僚刘坤一(两江总督)等坚决反对,使他们的阴谋活动没能得逞。他们只得改变策略,于1899年10月把载漪的儿子溥立为大阿哥(帝位的继承人),以便“徐篡大统”。废立计划受阻,和康、梁逃亡国外后到处鼓吹保皇,使西太后对洋人主子产生了怨恨,盲目排外的情绪在宫廷内蔓延开来,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激昂。封建统治阶级“自强”政策的重心,也由采用“西方富强之术”转回到“以礼教立国”为本上来。中国政治舞台上风云变幻,波澜起伏,呈现出十分错综复杂的景象。

  当直隶各州义和团不断粉碎清军围攻,发展到天津、北京时,西太后见“其人不下十数万,自民间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如果贸然镇压,恐“即刻祸起肘腋”,危及自己的生存,便决定采用笼络和欺骗的手段,“因而用之,徐输送挽救”,①以达到其排外灭拳一举两得的目的。因此,她接连发下上谕,假惺惺地称义和团为“忠勇义民”。当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占大沽口,威胁到清廷生存时,西太后又颁发了对帝国主义各国“宣战”的诏令,并命令各省督抚“招团御侮”。

  清政府对外“宣战”后,义和团运动的阻力减少了,发展更为猛烈,很快地影响到北方各省以及南方一些州县。据记载:山东省境内拳民“复起响应”。②博平、茌平、清平等县“亦各蜂起”。,“时有数百人聚散靡常”。③青城、海丰、平阴、阳信各县义和团包围县城。德州义和团千余人反击清军,“伤毙官弁勇丁三十余名”。④滨州、蒲台、新城、高苑、监邑等县义和团“竖旗号召,其数逾万”,“省城为之震动”。⑤气势磅礴的反帝运动,使袁世感到“防不胜防”,“棘手万分”。⑥

  袁世凯是一个精明的官僚,又加上在北京的高级坐探徐世昌不时向他报告京中的消息,所以他对清政内顽固派得势的事实及时局的奥妙一清二楚。为了向顽固派献媚,早在去年他就连上密折,建议练兵图强,“湔雪国耻”。⑦还曾故意扬言要责打新建陆军一洋员二百军棍,又趁聘请合同期满,将德国教习一律解聘,甚至还表示要与侵占胶州湾的德军决一死战。当西太后对外宣战,袁深知如再一味叫喊剿办义和团。则有丢官的危险,于是,他便迅速变化其狡猾手腕,驱令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他指示各府州县官张贴布告说,“真正义和团,现聚在京津,有志效用者,均宜往北功成邀重赏,切勿再停留”。以此表示对西太后“招团御侮”政策的衷心拥护。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受其欺骗而“逗留在本省的”的义和团,则加以“假义和团”、“黑团”、“土匪”等罪名,“立正典刑”,横加诛戮。

  当时,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以顽固派“矫诏”为理由,拒绝执行西太后对外“宣战”的命令。刘、张还与帝国主义各国议定东南各省“中外互保”。事实上,这等于对清政府宣告独立。袁世凯暗中向刘坤一等表示“与各督抚同心”,又致电上海英国代总领事华伦(PelhamWarren)说“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一致坚定立场,维持和平”。⑧可是他不愿公开声明参加“中外互保”,唯恐忤逆西太后的旨意。他一面密电荣禄说:“各国又有另立政府之说,使中国自相残杀,无一寸净土,计甚狡。”希望荣禄劝西太后迅速改变内外政策。一面派人与帝国主义各国驻烟台领事谈判,仿照东南“中外互保”办法,与各国达成协议,“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派清兵保护教堂,“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⑨三天之内,袁就把内地各州县洋人都护送到通商口岸。“教士等之归自中国者,莫不颂述其恩”。⑩

  对于袁世凯这这种媚外行径,广大人民无比愤慨。当时曾有人在巡抚衙门前的照壁上画了一幅漫画,画上是一个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拜伏在洋人的屁股后边,把袁氏甘充当洋奴的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

  袁世凯对西太后责成各督抚勒令教民退教的谕旨,也是阳奉阴违。他一边向西太后报告说:“习教之民,均令反教。”[1]一边却指示各州县官:“教民悔教与否,亟应听其自便,勿庸令悉数具结反教,以杜口实,而符约章。”[2]

  八国联军进逼北京时,西太后命令他火速带兵北上应援。当时,他手中的兵力不算少。在血洗义和团的过程中,他把原来山东各地旧军三十四营改编了二十营,称“武卫右军先锋队”,再加武卫右军万人,总共有一万九千六百余人。这本来是他实践其平素宣扬“御侮”的一好时机。但事实却完全相反,他守定李鸿章的真传,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不忘保存个人实力。他像一个吝啬的商人考虑把资本投向何处一样反复地盘算着:清政府抗不过八国联军,最后免不了求和,如若率兵北上,白白得罪洋人,官也做不成了;假若一口拒绝赴援,落个忤旨,罪也不轻。想来想去,他决定派登州总兵夏辛酉率领武卫右军先锋队六营进京,以应付西太后,自己则以“山东防务吃紧,兵力不敷分布”为借口,表示“暂不能北上”。同时,他又通过在京的徐世昌乞求荣禄,使清廷取消了令他北上的命令。他终于得以拥兵济南,坐观成败。

  当时,由于盛宣怀建议,李鸿章、刘坤一和张之洞曾联名致电袁世凯,请他乘机率兵进京,以“清君侧”。他不肯得罪顽固派,复电说:“恐中途先败,实难照办。”他在当时各种势力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施展诡计,保护自己,渡过了一个个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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