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赫一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传19-接任直隶总督,继承李鸿章的衣钵

高泽金 原创 | 2010-03-01 20:28 | 收藏 | 投票

  1901年11月21日,袁世凯偕同唐绍仪一行数十人,由一营亲兵护送,威风凛凛地离开济南北上,26日抵高阳。同时,护理直隶总督周馥派人携带总督官印也到达。次日,袁摆设香案,遥望两宫行在,叩头谢恩,举行了隆重的接印仪式。直隶总督的驻地本来应在天津,由于当时天津仍在八国联军的占领之下,袁即决定把他的大本营暂时设在保定。当天,他到达保定,正式履任视事。

  在内外政策上,袁世凯完全效法李鸿章。对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李鸿章采取“以剿为防,默寓抵制”的方针,袁上任之初,则下令“先弭内乱,借杜外侮”。①当然,他们的“寓抵制”、“杜外侮”都是假的,都是招牌;故称“默”、“借”,只有“剿”、“弭”,才是真的,才是他们的本意。袁世凯把他在山东屠杀义和团的八条章程,增订为十一条,张贴于直隶各州县,②并派兵对坚持反帝斗争的义和团进行野蛮扫荡。对外,他继续推行李鸿章所执行的卖国政策,派唐绍仪驻天津,担任津海关道,积极联络帝国主义各国驻京公使和天津领事,力图恢复清廷和帝国主义一度中断的关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1902年8月,八国联军交还天津城,袁世凯移驻天津,立即为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祠堂,并为之题联,其中有句为:“一生低首拜汾阳,敢诩临淮壁垒。”他把李鸿章捧为再建唐朝的郭子仪,而他显然是以李的后继人自居。为了接收淮系军阀集团的遗产,将群龙无首的淮军置于他的控制之下,他不仅继续推行李鸿章的反动的内外政策,而且把李在北洋经营数十年的官僚企业全部占为己有(详见七章五节),把他的幕府班底也大都网罗在自己的势力之下。为了表示“宏揽人才”,袁氏总是扮出一副谦恭下士的姿态,每天有一段时间在督署接见文武官吏,而且谈话时“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③他所网罗的李鸿章旧部有:

  杨士骧(1860—1909),字莲府,安微泗州人,进士出身,李鸿章的亲信幕僚。1900年随李在北京与八国联军议和,奔走接洽,出力颇大。李曾夸奖他说:“文字机变能应,卒莫如杨君者。”④当年,由李保荐补直隶通永道,次年擢直隶按察使。袁世凯督直后,杨向袁献策说:“曾文正首创湘军,其后能发扬光大者有两人,一为左湘阴(宗棠)。一为李合肥(鸿章)。湘阴言大而不务实,故新回平定后,迁徙调革,即不能掌握兵柄,致纵横十八省之湘军,几成告朔饩羊,仅剩有一名词矣。合肥较能掌握淮军,频年多故,遂尚能维持因应于一时。今公继起,如能竭其全力,扩训新军,以掌握新军到底,则朝局重心,隐隐‘望岱’矣。他时应与曾、李二公争一日之短长,南皮(张之洞)云乎哉!”这原亦是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到正合孤意,从此对杨“深依赖之”。袁曾对人说:“天下多不通之翰林,翰林真能通者,我眼中只有三个半人,张幼樵(佩纶)、徐菊人、杨莲府,算三个全人,张季直(謇)算半个而己。”⑤此后由袁奏保,杨先后升任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1907年代袁为直隶总督。

  杨士琦(1862—1918),字杏城。为杨士骧之弟。1882年中举,后报捐道员,1885年捐指直隶试用,后来总办关内外铁路事宜。1900年曾上书袁世凯,请求“痛剿”义和团。翌年随李鸿章入京与八国联军议和,担任李与奕匡力之间的联络人员,由于善于逢迎,得到李和奕匡力的赏识。李死后,他投靠袁世凯,充当洋务总文案,献“运动亲贵,掌握政权”的方策,又亲自把奕匡力和袁世凯拉在一起。他富于机略权变,“喜逸恶劳而多消息”。名记者黄远庸曾称他为“有哲学思想的官僚”。⑥他深得袁的信任,“事罔洪纤,尽以谘商”,⑦素有“智囊”之称。民国后,为洪宪帝制的重要谋臣。

  孙宝琦(1867—1931),字慕韩,浙江杭县人,他长期为李鸿章属吏,前后管理北洋银钱所、育才馆和开平武备学堂。1900年为直隶候补道。次年袁世凯奏保他“才器开朗,奋发有为”“堪称干济之才”。⑧奉旨军机处记名。1902年以五品京堂派充驻法国公使。日俄战后,以奏请立宪闻名,调为宪政编查馆提调。1907年又出使德国,次年由其姻亲奕匡力力保,授山东巡抚。民国后,与袁结为姻亲,历任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

  赵秉钧(1859—1914),字智庵,河南汝州人。1878年以文童投左宗棠所部“楚军”,后升为巡检。1889年到直隶,历任新乐典史、东明典史、天津北仓大使及直隶保甲局总办等官差。1901年初,经“李鸿章委派为淮军前敌营务处,兼统带巡捕三营”。⑨因在京畿各州县捕杀义和团首领多人,以“长于缉捕”闻名官场。赵秉钧心凶骨媚,深沉阴鸷。袁世凯认为他“才长心细”,派他创办巡警。从此官运亨通,渐渐成为袁世凯集团的特务头子。

  此外还有陈壁(字佩苍,福建闽县人)、胡惟德(字馨吾,浙江吴县人)、朱家宝(1860——1923,字经田,云南华宁人)、吴重熹(字仲怡,山东海丰人),以及齐耀琳等,或主动趋赴投靠,或被延揽招纳,都转入袁世凯集团。同时,周馥、胡等淮系大官僚也都和袁互通朝政,引为声援。

  这些淮系官僚有丰富的反动政治经验,他们转而为袁世凯效力,这是袁的势力能迅速膨胀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李鸿章洋务集团实力的基础上,袁再加以整顿扩充,同时又吸收了梁士诒、张镇芳、周学熙、孙多森等一大批新爪牙,便展开了大规模的新政活动。

  1902年1月19日,清政府派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办理新政。原来,清政府在遭到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后,深感自身的统治面临极大的困难,为了取媚帝国主义各国,缓和国内各阶层的不满,于1900年12月发布了所谓“变法”上谕,宣称要改革政治、军事、教育,推行“新政”,谋求“富强”。次年4月,又设立了“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中枢机关,派奕匡力、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和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并命刘坤一(1830—1902)、张之洞遥为参与。政务处的实权掌握在荣禄手中。从表面看,清政府的各项新政都是1898年资产阶级改良派所要作而未作成的,似乎是在贯彻康、梁变法的精神,而实质上则是封建地主阶级洋务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当时有人就称之为“第二次洋务运动”。⑩各省督抚鉴于变法失败的教训,开始对“新政”大都敷衍搪塞,存心观望。袁世凯凭着反动的政治敏感,对清廷推行新政的用意心领神会,他看出“天朝尽善尽美”的谎言已经失去了欺骗人民的作用,心须进行一些“改革”,才能争取人心,以摆脱封建****统治的危机。所以在山东时他对新政就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心。1901年4月,他曾奏陈十事:“慎号令”,“教官吏”,“崇实学”,“开民智”,“增实科”,“重游历”,“定使例”,“辨名实”,“裕度支”,“修武备”,请求清廷“甄择”。并建议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和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切实整顿,力求富强”。[1]同时,他在山东整顿财政,创立了银元局、课吏馆、校士馆等新政机构。10月28日在致徐世昌函中,他自鸣得意地说:“自强各要政,现已凑有的款,比初到东时司库如洗者,可谓甚富省分矣。”[2]到直隶后,他更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其所办的新政包括筹饷练兵、创办巡警、兴学、立宪等,而以筹饷练兵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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