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视域中的“天”和“地”

祝和军 原创 | 2010-03-29 11:13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天是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它离我们很远,又离我们很近;它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似乎高高在上,但却永远不会死板地向人间颁布命令;它似乎就在我们身边,但却又是神鬼莫测, “时事无常”、“造化弄人”地化解着我们的努力,嘲弄着我们的命运。所以,尽人事而知天命,一直是中国人的处世方式。我们一般不会眼巴巴地等着天上掉馅饼,更不会去崇拜什么人格神,而是脚踏实地第生活在大地上。但是,我们又不是天不怕、地不怕,而是永远对“老天爷”充满着无限的敬畏,最怕的就是“天诛地灭”。

  

  天是中国人的生存境遇

  西方人信仰宗教,其心灵寄托总在世俗生活以外。而中国文化是一种世俗文化、伦理文化、宗法文化,其感兴趣的领域不在来世,也不在彼岸,而就在现世。这一点,在儒家文化中表现得极为突出。但是,如果据此否定中国人的精神超越,否定中国人的至上追求,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翻开任何一本中国文化典籍,我们都会发现里面肯定有两个字,那就是“天”和“道”。可以说,“天”和“道”就是中国人思考的终极问题。而在这一讲里,我们谈的就是这个“天”和“道”。

  西方宗教崇拜的对象是人格神,无论是上帝还是耶稣,他们都是人的形象。他们有脾气,有性格,有好恶,所以可以当作一个“东西”来描述。

  可是,我们中国人的“天”呢?好像却无法描述。它是刮风下雨的天?好像不是。它是奖善惩恶的“老天爷”?好像也不全面。它是人命运的掌控者,是如来佛的手心?好像也有失偏颇。它是《西游记》中描述的天宫,神仙居住的宫阙?好像又有失真实。总之,我们无法对中国人眼中的“天”下一个定义,它就是一个一个苍穹,好像是一个境域,一个充满玄机的境域。

  正如我们每个人抬头所看到的那样,蓝天白云,无边无际。它的含义是如此地丰富,以至于我们在那一声声“天啊!”的呐喊和发声语境中,可以通过各种各样方式来体会和体现着这天的蕴意:当我们遭受天灾时,我们会心生恐惧,总以为这是天下凶兆,以罪人间丑恶;当风调雨顺时,我们会认为这是政令畅通、国泰民安的祥兆;当六月飞雪,出现灵异现象时,人间可能存在着重大冤情,需要昭雪和平反;当人们的努力无法改变趋势,抱终天之憾时,我们会“认命”,认为是“天意”使然……

  总之,天离我们很远,又离我们很近;它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似乎高高在上,但却永远不会死板地向人间颁布命令;它似乎就在我们身边,但却又是神鬼莫测, “时事无常”、“造化弄人”地化解着我们的努力,嘲弄着我们的命运。

  正是由于“天”的这种境域化的存在,使得每个中国人都无法忽视它的存在,尽管看不见,摸不着;尽管说不出来,道不出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天是我们中国人心目中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禁忌。即使“上帝死了”(尼采语),我们中国人也不会看到世界的末日,只要苍天有眼,一切都还会散发生机;我们中国人可以什么也不怕,但不能不怕“天谴”,所谓“天诛地灭”也就成了最恶毒的誓言和诅咒。人间的帝王,高高在上,俯视万民,够伟大了吧!可是逢年过节,还是要祭天,因为天在他头上,时刻会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看到自己的渺小。

  我们上面说过,自从西周靠“修德”灭商以后,“天命”神学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彻底地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那种在人间施恶,但又梦想 “上帝”赐福、保佑的做法,更是成了尘封的记忆。可是,中国并没有因此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人格神崇拜,中国人在地上“修德”也并不是为了“成为上帝的选民”,死后为了“升天”。他们的注意力没有在人世之外,而是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可以说,中国人从来就不信仰人格神,更不相信天上的神对人间有着这样那样明确的要求。

  后来,墨子倒是发展出了一套“天志”、“明鬼”的思想,认为上天和鬼神都是人格神,他们不仅实际存在,而且还用“惩恶扬善”的眼睛盯着人间,谁做恶就惩罚谁,谁如果做善事就奖赏谁。这种理论不能说不精妙,也不能说不伟大。但就因为墨子把中国人眼中这种境域化“天”演绎成了人格神的“天”,结果而被历史所淘汰。[1] 其实,早在周朝灭商以后,就已经得出了“天命靡常”的结论。“天命”是无常的,它不会专门奖赏好人,也不会专门惩罚恶人。因为所谓的“好人”和“恶人”本来就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而所谓的“惟德是辅”,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在人间“修德”就肯定能够享受“天命”了。因为对于“德”的理解却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汉书·艺文志》),即是表明,并没有一个现成的“德”摆在那里让你去“修”。你必须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相时而动,顺势而行,摸着石头过河,才能识破“天机”,享受“天命”。

  正因为此,中国人虽然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但仍然还是会去对宗庙社稷、山川大河行祭祀之礼。秦始皇不就是死在了祭祀封禅的路上吗?还是孔子说的好:“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只有你虔诚、严肃地去祭祀,神就在;如果你不严肃,总想在神那里得到一点什么,那神就不在。这种类似“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运思方式使得中国人从来不会外在地去看“天”,也不会用概念化的语言去定义“天”,而是以投身于“天”之怀抱的方式来领会“天”。

  “天”和“人”不是割裂的,也不是有感应,二者的相参、渗透和结合总是“时机”化的。正如《诗经》中所说的:“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诗经·周颂·敬之》)如果单纯地相信“天命”,迟早会像商纣那样灭亡。但是,如果人事不配合天,人事仅仅就是人事,没有终极的含义。而一旦融入天的运作,领悟到“天时”的微妙,就能应付自如,取其大端。

  吴越争霸时期的范蠡就是一个这样一个能够深切体会“天时”的战略家和军事家。他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国语·越语》)“天道”随机显现,缘起性空,而不是摆在那里等待着我们去捉的猫。正如今天我们炒股票,不是买的太早,就是卖的太晚。所以范蠡说:“天时不作,弗为人客”。(《国语·越语》)韦昭注曰:“谓天时厉害灾变之应。”一开始范蠡劝阻勾践伐吴,就是因为他深知天时还未作,人事还未起,急于行动就是“逆于天而不知人”。结果,勾践不听,终遭惨败。只有吃亏惨败以后,勾践才认识到范蠡所讲的“天地人”不是迂腐的理论,而是至理名言。

  于是,勾践在范蠡的指导下依据随机出现的“天时”采取了不同的举措,从而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压制住了一次又一次不符合“天时”的判断和行动。而范蠡苦心追求、等待、酝酿的就是“人事必将与天地参,然后乃可以成功”(《国语·越语》)的境界。一旦“天机”显现,举兵的时刻到来,就必须要做到“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也”,得手以后就要顺天势,以摧枯拉朽之势彻底消灭吴国。因为“得时无怠,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之成灾”。(《国语·越语》)[2]

  在中国人眼里,特别是在远古时代,天就是如此地玄妙和几微。 “天时”显现的随机性,使得世间的人必须睁大眼睛,丝毫不能懈怠,做到“得时则大显,不得时则龙蛇。”不如此,就不是一个识“时务”的人,终将被历史所淘汰。不管你是一个人,一个王朝,还是一个学说、一种思想。但是,这种“天机”的显现又不是上帝手中的“瓠子”,想怎么投就怎么投,世间的人事本来就已经参与到了“天机”、“天时”、“天意”的显现和构成。

  “天因人,圣人因天”,对“天”和“人”之间这种相互参与、相互构成、相互牵引的领悟,构成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不走到此处,我们估计永远也领会不了“尽人事而知天命”的深层意蕴。

  总之,至此,我们已经走到了中国文化的最深处。

  

  黄色文明的“土地”情结

  说完了天,我们再来说一说地。

  地,好像就不那么神秘了。因为抬头看天,低头看地,地就在我们脚下,而不像天那样距离我们那么遥远。

  其实,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在我们中国人眼里,土地,早已经超出了它物质形态的意义,而成了我们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地。

  中国是什么?神州大地也。可见,“地”早已经渗透到了中国人的基因,成为了意识的一部分,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中国是黄色文明,而黄色,也正是土地的颜色。如果天给了我们这个民族以灵魂,那么土地则给了我们以躯体。我们不仅吃着五谷杂粮长大,而且,就是这泥土本身,就四处散发着几微和玄秘——它不但能够孕育生命,还能酝酿生命之根。对我们来说,它就是滋养化生的阴柔之母。也正因为此,乡土情结,成为了我们中国人的最根本的情结;寻根意识,成了我们中国人最强烈的素朴意识。而根,正是要扎于土地之中。

  上段日子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亮剑》中,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楚云飞在逃亡台湾之际,带走的仅仅是祖国的一捧泥土。蕴意何等深刻而感人!而今天的我们,远离了土地,走进了钢铁水泥的城市,在硬梆梆的钢筋水泥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土地的滋养,更无法感受土地化生的神奇。甚至,我们还蔑视土地,嘲弄土地,贬低别人用的词语都是“土人”二字。

  中国人历来钟情于土地。在古老的自然崇拜中,土地具有重要位置。 “左宗庙,右社稷”,左宗庙,祭祀的是祖宗,而右社稷,祭祀的则是土地。社,土地之神也;稷,谷神也。而谷物正是生长在土地上的,离开了土地,也就没有了谷物。周朝灭商,否定了天命,树立了人文,而人文又是什么呢?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在大地上劳作,不怨天,不由人,凭劳动吃饭,把在土地上劳作周的祖先是后稷,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为什么叫“后稷”呢?我们看看《史记》中的记载: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史记·周本纪》

  

  周人的这位始祖,并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人物,顶多不过是一个种庄稼种的比较好的老农民。就像孔子小时候把“相礼”当作游戏一样,他把种庄稼也当作了游戏。种庄稼这个游戏的规则可不简单,不仅要“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而且还好靠老天爷的帮忙,风调雨顺,才有可能五谷丰登。因此,就是在这样一种游戏中,他不仅体悟到了土地的神奇,更加强化了对上天的敬畏。也许,在后稷看来,唯有脚踏实地,敬畏上天,才能可以让老百姓丰衣足食。就是这样,土地上不仅生长出了庄稼,也孕育出了文化。《诗经》中有一节,叫作《生民》,就是用来专门来歌颂后稷的: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诗经·大雅·生民》

  

  何谓“生民”,使民生也。何以使民生?民以食为天,使民生,就是要把一套帮助庄稼生长的方法(“有相之道”)传授给广大农民。当然,这里要传授的不仅仅是种庄稼的方法和技巧,还有一种文化意识的潜移默化,那就是对土地的热爱,对上天的敬畏。所以,丰收之后的唯一大事就是“以归肇祀”,也就是归来准备郊祭,以报今年岁熟,而祈来年丰收。祭祀的场面生动热烈,最后祭物的馨香气味上升,上帝安然歆享,于是称赞:多么芳香,真是适时。(“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这种祭祀是从后稷开始的,它使人无罪过,所以子孙受其福佑,以至于今(“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3]

  我们的文化总是以天地对应来讲。在最原本的意义上,就是在种植或者说稼穑中得到了启示。如果说天暗藏了一切玄机,那么,它必然要通过土地,通过土地上的禾苗来显示这种玄机。没有上天,土地将丧失其滋养生化之能力。试想,如果没有天上的阴晴圆缺,没有上天的风雨雷电,土地上何以能够孕育生命?反过来说,没有土地,没有天地之间的这些生命,天之玄机也不过是一片空无,纵有万般风情,弦断与谁听?正是在庄稼的成长过程中,天之奥秘和几微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天气大旱,禾苗将死,此时你费多少人力灌溉浇水都不可能不尽人意。可是,一旦春风化雨,天降甘露,立即就会生机盎然,绿色一片。

  到了后来,孟子就是用这个道理来批评魏襄王的:“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资治通鉴·卷第三》)禾苗一旦受到雨水的滋润,生机顿起,岂是人力做能奏效?治理国家也是一样,一旦德行蔚然成风,所到之处,必然也是所向披靡,无恶不化。

  天地互相依托,彼此成全,将造物主的神奇毕现无遗。而从天地之间走来的人,则成了澄现这种“神奇”的精灵。他们要扎根于土地,但却不能不仰视天空;他们要在土地的劳作,但却又不能不去领略天之几微。于是,在劳作中去体悟天道,在体悟天道中去劳作,就成了中国人的存在方式。

  正因为此,后稷的全部事业就是一地一天:对地种谷,对天祭祀。没有刀剑的荣耀,没有征服的桂冠,也没有体系的构造;耕祀就是一切,因为一切都是从社、稷中生长出来的,而风水、四时的奥秘就在于这土地之中。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不过是说“人事”中已经体现了“天命”,盲目地去崇拜天,恰恰已经失去了天命。

  当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遭人追杀,在逃跑的路上向野人讨吃的,结果野人却给了他一块泥巴。重耳勃然大怒,刚要发作,却被手下的狐偃制止了:“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授公子,此乃得国之兆,又何怒焉?”[4] 重耳恍然大悟,急忙跪倒拜收。土地就是一切,土地里已经有了天下,因为天的一切奥秘就在这黄巴巴泥土里,天不需要自己言语,土地中造化的神奇就足以彰显一切。

  还是孔子说的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1] 关于墨子“天志”、“明鬼”的思想,参见第4卷:墨家的现实实用主义。

  [2] 张祥龙:《海德格尔与中国天道——终极视域的开启与交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3]张祥龙:“‘姜螈生后稷’中的‘缺失’——从《诗经·大雅·生民》读解周民族的思想特性”,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

  

  [4]见《东周列国志》第三十一回,是日,公子君臣,尚未早餐,忍饥而行,看看过午,到一处地名五鹿,见一伙田夫,同饭于陇上。重耳令狐偃问之求食。田夫问:“客从何来?”偃曰:“吾乃晋客,车上者乃吾主也。远行无粮,愿求一餐!”田夫笑曰:“堂堂男子,不能自资,而问吾求食耶?吾等乃村农,饱食方能荷锄,焉有余食及于他人?”偃曰:“纵不得食,乞赐一食器!”田夫乃戏以土块与之曰:“此土可为器也!”魏犨大骂:“村夫焉敢辱吾!”夺其食器,掷而碎之。重耳亦大怒,将加鞭扑。偃急止之曰:“得饭易,得土难;土地,国之基也。天假手野人,以土地授公子,此乃得国之兆,又何怒焉?公子可降拜受之。”重耳果依其言,下车拜受。

  

节选自拙著《读国学用国学——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寻找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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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德州人,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和北京大学。现定居北京,以思想的跋涉者自居,游弋在体制之外,彷徨于思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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