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伟大创举
——中国现行非政府组织“去行政化”势在必行
题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这被认为是教改深入到“敏感地带”。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成为教育界委员们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说，高校去行政化需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高校内部管理体制，一个是大学与政府的关系。
一位很久没有联系的朋友来信，对此不敢乐观，并问及我的意见。特此作答，并发表于此，以飨网友。
钱宏兄，新年好！
今天浏览两会信息，看到新浪网上关于民生的讨论有你的一组文章，写得很实在很有触摸感，对于民生这一大家平常说的很多的话题有很好的诠释。很受启发。
两会正在进行中，除了经济工作安排外，社会、政治、文化有什么突破让人期待，最近炒作的很热的关于所谓教育去行政化的问题，我觉得似乎都在说空话。不知你有什么见解。
虎年的春节刚过，还在正月里，祝你虎年吉祥、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张HM2010-03-07 19:00:17于复旦
张兄好！
谢谢鼓励，新浪网确实很有心，两会期间其新闻中心特开“民生十议”，由我开篇，请兄再上这里溜达溜达：http://news.sina.com.cn/pc/2010-03-02/326/1608.html整版推出。兄一个“触摸感”，说得真好，如果兄愿意组织人就这个《事权法》拟订出一个提案，再找个可靠的人大代表，那就太好了！
不管怎么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在当下中国，可谓难能可贵，是一个伟大创举！
去行政化的问题，势在必行，空不空只是暂时的事，只是这个暂时，要暂到什么时候？类似出版行业去行政化的问题，1998年12月我作为仅有的六位京外代表中唯一非局级领导的代表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和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联合召开的由老中青三代出版人参加的“中国出版改革发展20周年座谈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有报道），在会上作一个40分钟的发言（因为前中宣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先生和前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刘杲先生两位老前辈分别声明把自己15分钟发言时间都让给我），题目就叫《取消出版行业的行政级别势在必行》。我是从一个出版工作者的业务发展的角度提出问题，说的和现在讲教育去行政化管理几乎是同样的意思，即：理顺两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健全出版行业内部管理体制，一个是中国出版业自主运行与宣传意识形态及政府行政管理的关系。否则,我们这个央央文化大国,不可能有世界一流的出版和一流的出版家。
我的发言当时赢利了全场掌声，同时，散会后一位主动提出用车送我回宾馆的老同志笑着对我说：“你说的大家都同意，确实切中要害，但是你信不信，十年后中国出版行业的行政级别还没有取消。”
如今12年过去了，出版行业的行政级别还基本依旧如故，尽管形式上在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先生的果决推进，中国出版行业改制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改制后的各地出版公司内部高层管理依旧是官本位。
但愿这次由国务院牵头制订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到，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能真正奏效，且由此引发连锁反应，取消中国一切非政府组织机构的行政级别。
作为体制内的人，张兄也有一官半职，你“觉得似乎都在说空话”，自然不无道理。世上无难事，但中国尽是难事。据说，这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是由温家宝总理亲自抓的，他召集相关部门领导和专家开过六次会议。值得一提的是，温总理每一次都强调在高等教育部分在大学校园里要把“提倡学术自由、独立思考”（大意）写进《规划纲要》，可惜讨论到最后，这一条还是没有通过。
中国只有一件事比较容易，那就是跟老大老板分羹分红分桩。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每个时代总还有一部分在呐喊、在激流勇进。这让我想起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的父亲钱三同与鲁迅交往一段历史佳话：
钱玄同是章太炎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很大。1917年初，在北京高师国文部任教授的钱玄同开始给《新青年》杂志投稿，积极支持文学革命，参加国语研究会。因此，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通信、文章的作用非他人可比，并明确提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为文学革命对象，深得陈独秀、胡适等赏识。钱玄同在向《新青年》撰稿的同时，也在为该杂志寻求合适、优秀的撰稿人。于是经常到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劝说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稿。周作人很快就有稿子交来，而其兄周树人却迟迟没有动手。钱玄同做事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为能约到周家兄弟的稿子，不厌其烦经常拜访他们。他与周树人又都十分健谈，常常是下午四五点钟开聊，一直要聊到深夜十一二点方散，中间的晚饭也从末使他们的谈话中断。
一次，钱玄同又身着长衫，提着皮夹兴冲冲来到周树人的住处补树书屋。钱见周书桌上一叠叠抄写的古碑文，就问：“你抄了这些有什么用?”答：“没有什么用处。”钱又追问：“那么，你抄他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什么意思。”从这儿句对话不难看出，当时周树人处于报国无门、救民无法，心中苦闷的境地。钱玄同再一次建议说：“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周树人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人死，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钱玄同同立刻争辩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句话切中要害，打动了周树人的心，使周走出隐默，终于动笔写了抨击吃人的旧礼教的白话文小说 《狂人日记》，发表在 《新青年》1918年4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周树人一发而不可收，小说、杂文等作品不断，在同旧世界的斗争中，冲锋陷阵，所向披靡，特别是他的“改造国民性”（劣根性）思想，得到各界人士认同，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民族魂”式的人物。钱玄同是鲁迅《狂人日记》的催生者，其意义远超过了文学革命。
今天，中国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环境、教育、卫生保健、科学、技术、体育、公益性人道主义和人权、基金会、行会、协会、宗教、党派、学派、学科等在内的所有现行非政府组织机构的“去行政化”势在必行。现行非政府组织去行政化，就是其“取消行政级别”，取消“官阶一统、官本位”，使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有明确的管治边界。也就是使它们彼此更加纯粹，有清晰的权责范围，亦即该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该为本行、本业、本阶层、本阶级、本信众提供服务的提供更纯粹的服务。
只是这个必行之“势”，还有大势与小势：去行政化是大势，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官阶一统、官本位是小势，习惯势力，官本位守利趋利之势。从暂时看，小势可能盖过大势，长远看大势必克小势。家父曾有诗云：
改制之路同山路，曲折迂回总向前。
张兄问我，我算老几？我这样说肯定又会得罪一些朋友，可我就是这么想的或者说感觉的。
同祝虎年快乐！
弟：钱 宏
附录：
很高兴读到张兄与钱兄的通讯。张兄在研究经济法吗？有些什么分享一下的高见？在哪些刊物上？从构建法律入手，这是一条“社会建设”的切实途径。钱兄的“12年”感叹，只表明这个思想超前了一段时间。张兄的“触摸感”也许是“到时候了”的征兆。但愿如此。
马丁路德金为标志的“民权”运动，变成社会普罗大众的运动，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开始冒头，历经20余年，才有了林肯纪念堂门前台阶上的“我有一个梦”，成为一发不可收拾的潮流，并最终落实在法律上；又过了40年，才又有深肤色的奥巴马晋为白宫主人。
借用张兄的话，正月还在：虎年吉祥。
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