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以明：没有“教育者”，我们就没有了教育
——为北大校长周其凤“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叫好
几千年举世公认，我们的文明是以教化为特征的文明，以盛唐为标志的中华帝国就是全世界叹为观止的“教化大国”。因为我们有封建时代最好的道统，因为我们有全世界公认的在教化方面的至圣先师孔子，因为我们有非常成熟的圣贤推荐与科举考试完美配套的选拔人才机制，就是保证了教化的初衷——每个生灵如何做人，学做人、做优秀的人。学而优则仕，仕则为人才，仕通过学习遵守经书所阐明的天道人德而走上圣贤之路，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就是社会的管理者，为民做主。所以，官员（仕）既是社会的管理者，更是道统的维护者，是教化众生的教育者，一言以蔽之，如果官员腐败，中国就没有了教育者。
当今社会，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二十年前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十年改革失误在教育。二十年后的今天谜底出来了，总设计师最深刻的含意就是忧虑着我们体制内的掌握权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官员，虽然学会了一些管理的技术，但是离道离德以至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社会面临几千年的道统崩溃、教化缺失。所以，当前谈到教育，我要震耳发聩地喊出全民族的忧患：没有“教育者”，我们就已经没有了教育！！！！
什么是教育？欧美现代社会的设计师之一英国哲学家洛克说：教育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说的更好：学问就是做人。所以，教育，它的核心就是培养人，培养我们现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合格的公民，它的核心是人，不是人才！才，是指社会分工中各行各业中各种有用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的核心范畴是从幼儿园到中学。
这次北大校长周其凤在当前高考制度“一考定终身”——这种把学生从小学到中学训练成考试机器，这种反教育的、它的种种弊端已被有识之士所认识到的背景下，登高一呼推行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我要为他叫好：第一，在 “教育者”缺席的处境下，类似有天启般用“假设”这一思辨的根本原理，假设由中学校长负责起了“教育者”的使命，因为中学校长既是管理者又是教师，恢复了中国的士大夫做为教育者为官为教的道统。第二，重新探索在现代教育的格局中，圣贤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人才选拔机制。第三，把整个从小学到中学的教育宗旨由把学生变成考试机器这种反教育的局面回到教师教书育人的正确轨道上来。蔡元培后继有人了，值得为之振奋。
我知道，有信任，就会有希望。相反，我听到了当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一提出，举国上下不绝于耳质疑的声音：不外是被官员的腐败这时局的弊端丧失了信心，又是担忧暗箱操作又是担忧权钱交易。但北大校长懂辩证法，这就是“我们不要从好的地方开始，我们要知道从最坏的地方开始”。没有坏哪有好呢？这就是辩证法的胜利。我相信，被信任的中学校长将会成为“好”这“第一只出栏的羊”。有了“第一只出栏的羊”，各行各业的官员将会跟上来的。从这个策略上来说，这一措施对我们国家扭转官员贪污腐败之风将起到阿基米德杠杆般的意义。
“中小为体，大学为用”。“体”者，育人也；“用”者，专才也。这才是当前我国教育需要调整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中小学十二年教育制三十年来所有的手段只服务于一个目的——高考“一考定终身”。家长们把年满六岁的子女送进学校的大门时，内心就战战兢兢地揣着他的孩子，将这个“宝贝”供奉于十二年后的一个夏天——高考，这个所有孩子献祭的祭坛。这就是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来十三亿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教育意识”。在这个全民族达成的共识下，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企业。所有的中小学都是企业，产出全民族万众一心的这个“教育意识”。企业投入产出，利益最大化，用最小的成本实现最高的“利润”——升学率。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中小学做得很好啊。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合格、最优秀的企业了。学生是产品，教师是技工，校长是CEO，教育就是最神圣的考试机器，教育化就是考试化、一刀切。80年代初，我就做过中学毕业班的教员，从进这个“工厂”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我要做最好的员工就是我的“产品”升学率必须在同行中达到最高。每年高考我一年前就开始准备猜题，人家在北京出题，我在万里之外的广西猜题，年年的猜中率是60-70%（当年我的学生家长都在人世，都可作证）。我喜欢哪个学生就把猜中的题多给那个学生，不喜欢的就少给，得罪我的就不给，跟现在的老总奖罚员工一模一样。我成了家长和所有学生追捧的明星，多无聊的游戏啊。后来我辞职不干了，我不想成为这个民族的千古罪人，因为我没有资格做教育者。
大学者，用也，将中小学教育培养出的素质最全面、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合格的人，做为升大学考核的对象。进大学考核什么呢？第一条就是考核“人”完成了没有；第二条就是这些合格的“人”一个一个都具备哪些专才的潜质，学校设置有多少类专业就对应去挑选具有这个专业发展方向最具特殊潜质的学生。这不就好了吗。因此，我认为大学教育还真有一半企业的属性。因为它要完成像产品一样的指标，这些具有各种专业潜在素质的“人”要由“潜在人才”变为人才。也就是专业人才是有硬性指标可以测量的，是有数据可以检测的。所以，大学教育必须专注于学生的成才管理，类似于产品的质量，而且还要产销对路，不断地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调整自己的专业设置和方向。也就是说，能否培养出社会认为有用的人才，这才是根本。这就是：用，是大学的灵魂。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三十年前，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那是在反帝反封的时代课题下，伟大领袖毛主席从盘古开天地大无畏地第一次假设工农兵就是教育者，结果在技术竞争的全球环境下，让我们国家产业技术革命落伍了，恢复高考制度就类似于没有了标准就用最简单的标准这一价值判断。三十年后的今天，天翻地覆，世界和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社会生活上，每人都有恍若隔世的感觉。还用这个最简单的“一考定终身”的手段，如果我们不是偷懒就是犯罪。我急切呼吁：面对高考造成的全民族教育危机关头，认真关注和思考北大校长周其凤首开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这一人才选拔机制的创新。集合全民族的智慧，向着五千年我们引以为自豪和骄傲的教化之路，力挽狂澜，奋勇当先。（作者：黄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