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中的亚裔与犹太人

薛涌 原创 | 2010-04-13 03:35 | 收藏 | 投票

  美国的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竞争的体制。亚裔受制于儒家文化,讲究谦让、自强,鄙视争逐利益。亚裔的政治沉默,使别的族裔有了可乘之机。也许,亚裔在教育上要争得公平,只有与受压的非犹太白人结盟一途了。这大概也是许多亚裔中产阶级一直是共和党的选民的原因。

  近来,越来越多的人把美国的亚裔移民与当年的犹太移民相比。他们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犹太人在美国占人口的2%,亚裔人口与之近似,占总人口的2%~3%。这两个族裔都以头脑聪明、注重读书而著称,在美国的精英教育中表现突出。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哈佛大学,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5%左右;唯一能与之接近的就是亚裔学生,占20%。结果,犹太人和亚裔几乎占了哈佛学生的一半,占总人口95%的其他美国人,则只能占据哈佛一半的位置。而非犹太白人虽然占美国人口总数的75%,在哈佛学生中却仅占不到25%,就人口的代表率而言比黑人和拉美裔还惨得多。黑人和拉美裔在哈佛各占8%和7%,其人口在人口总数中各占12%和10%。

  不过,犹太人和亚裔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却是天上地下的两个极端。犹太人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精英集团之一,在政府和媒体中甚有神通。克林顿政府因任用太多犹太人,甚至被称为犹太政府。相比之下,亚裔在政治上还几乎不被看成是美国人,有时甚至有点政治捐款也要被调查。这种政治影响力的差距,正在影响着两个族裔的教育机会。

  最近,《华尔街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故事:

  Stanley Park,一个韩国移民的孩子,家庭收入极少。3年前,父母离婚,他跟母亲过,但母亲很快得了乳腺癌。于是,他小小年纪,开始给人家当家庭教师,帮助母亲付房租。尽管他用了大量时间去打工,但在大学入学的智能测验SAT中,仍得了1500的高分(满分1600)。然而,当他申请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UCLA)时,全被拒绝。

  Balnca Martinez,另一个移民阶层的孩子,也因母亲得了乳腺癌而要打工养家,不过她的SAT成绩比Stanley Park低390分,即仅1100分,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学生,但却被同样的两个学校录取。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Balnca Martinez是拉美裔的后代,Stanley Park则不幸地长着一张“亚洲”脸。

  加州大学最近采取了新的录取标准,通过所谓综合评定,来选拔学生。这一综合评定,冠冕堂皇地说要给那些“克服了个人、家庭和心理障碍”(即所谓“生活的挑战”)的学生加分。按照常理,人首先是要吃饭的。贫困应是生活中最大的挑战。但UCLA的前录取部主任Rae Lee Siporin供认,UCLA不把贫困作为一个指标,因为那样一来,好多低收入的亚裔子弟就会进来!

  当然,学校并非没有理由。目前拉美裔为加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在加州大学的学生中只占八分之一。亚裔人口占加州的11%,但在加州大学的学生中却占几乎40%。

  然而,这不过是对这些族裔的学生学术质量的真实反映。比如在UCLA,去年被录取的拉美裔学生的SAT的平均分只有1168,而被拒绝的亚裔学生的平均分就比这高,为1174,白人被拒的学生分数更高:1209。入学的白人学生平均成绩则高达1355,亚裔为1344。以UCLA而论,许多SAT只有900多分的拉美裔都能考入,但亚裔却常常拿着1500的高分被拒之门外。

  这种歧视,早在上大学以前就开始了。1994年,旧金山一个学区的华裔中学生曾起诉该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当时旧金山的学生被分为9个种族:拉美裔、其他白人、黑人、华裔、日裔、韩国裔、菲律宾裔、印第安裔和其他非白人,并有规定任何一个族裔在一般学校的学生中不能超过45%,在特别学校中不得超过40%。但由于华裔在当地人口已占了25%,而且退学率甚低,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都是华裔,结果各校纷纷对华裔学生的人数“封顶”。在当地一个有名的高中,华裔学生的录取线是66分(满分69分),而其他白人的录取线为59分,拉美裔和黑人学生的录取线仅为56分。后来学区又进一步采取行动,在考试中强调英语,希望把母语不是英语的华裔的分数压低,结果华裔的录取线从66跌到62分,但还是比其他白人的录取线(57分)高出一截。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族裔的学术表现太好,社会对这个族裔的要求就会提高,以给弱势族裔提供机会。这如同围棋中高段选手要让低段选手几个子,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近来同处于该“让子”地位的亚裔和犹太人,境遇走向却截然不同。

  由于美国实行种族平权的政策,各校必须录取够一定的黑人和拉美裔学生,虽然其考试成绩远低于其他族裔,而亚裔成绩好也会被排拒在门外。犹太裔虽然也不免有类似情况,但由于混迹于白人之中,可抢非犹太白人的机会。要知道,白人虽然也受不成文的配额限制,但毕竟占人口大多数,配额的绝对数字还是很高,犹太学生的分数只要高过非犹太白人学生,一般有大把的机会可抢。结果,在如今的常青藤盟校,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3%,比其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高出十几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犹太人,而非犹太白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在入学时和犹太人同属于“白人”,名额本来已经受到控制,又因读书远不及犹太人而被大量淘汰。

  犹太人在与比自己低一段位的非犹太白人竞争时不必让子,本来已经捡了不少便宜。然而,最近却有一大怪现象,即各大学对犹太学生不仅不是提高标准,反而主动出击,到处搜罗犹太学生。强手不但不让子,反而要占先手了。

  目前领导争夺犹太学生潮流的,是南方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该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中居第21位,被人封为“小常青藤”之一,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梯队,立志早日挤入常青藤的行列。两年前,范德比尔特将常青藤盟校之一布朗大学的校长Gorden Gee聘来当校长。这位校长上任后,发现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中,范德比尔特的犹太学生比率在前25所名校中居倒数第二,即2%~4%。与范德比尔特在同一水平上的Emory University和华盛顿大学名次都高于它,而这两所大学的犹太学生比率分别为30%和35%,并且都积极去一些犹太学生集中的精英中学直接录取新生。普林斯顿大学则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特别注意维系与一些犹太人集中的高中的关系。于是Gee校长宣布采取所谓“精英战略”,提高犹太学生的比率,以早日跻身于常青藤之林。

  根据对SAT考试成绩与宗教信仰关系的统计,35个宗教的信徒中,在SAT中拿分最高的,是“一位论”教派(Unitarian)的信仰者,平均分为1209;犹太教信徒居第二,平均分为1161;全国平均成绩则只有1020。不过,SAT的考生中“一位论”教派的信仰者只有2354人,犹太教徒则多达27120人,比“一位论”教派多十几倍,成为最大的一个高分群体。于是,为了吸引这批学生,各校不惜争相建立犹太文化中心,开设犹太研究的课程。

  不过,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绝不能用犹太人学业出众这一点来解释。亚裔同样出众,还是受到抑强扶弱的政策的限制。亚裔与犹太人的不同是,亚裔只是学业优异,在政治上还是贱民,经济上也未得势,在社会上占不到一点便宜。这次亚裔在加州大学受排挤,一大原因,就是近期加州拉美裔人口暴增,成为政治的主要势力,因而得以通过其政治权力在教育上排挤亚裔,提高拉美裔的地位。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已得势,并且不但不像白人那样因种族歧视而有负罪感,反而还因希特勒的大屠杀沾了受害者的光,有要求社会补偿的权利,实在是两头的便宜都占了。一位犹太大亨因为60年代范德比尔特未能录取他的女儿,指责范德比尔特“反犹”,发誓不捐给范德比尔特一分钱。如今,范德比尔特的亲犹政策让他心花怒放,一年就捐了100万美元。这样的后盾,亚裔是很少能找到的。

  美国的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竞争的体制。亚裔受制于儒家文化,讲究谦让、自强,鄙视争逐利益。亚裔的政治沉默,使别的族裔有了可乘之机。也许,亚裔在教育上要争得公平,只有与受压的非犹太白人结盟一途了。这大概也是许多亚裔中产阶级一直是共和党的选民的原因。


 

个人简介
北京大学中文系,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曾任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主办《北京晚报》专栏“百家言”,2002年日韩世界杯期间加盟《足球》,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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