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08年，我国送出留学人员约140万，世界最多，但归国者只有39万。自1985年以来，清华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大这一比例为76％。2006年，清华和北大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院校，由于这些中国的大部分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孜孜不倦地走着“在美找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道路，因此，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称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国际经合组织有份统计，1990年至1999年间科学和工程领域的留学生博士，中国大陆滞留比例高达87％，而中国台湾地区是57％，韩国只有39％。当然，通过合法移民方式流失出去的人才也一样庞大。
韩国、日本也都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但日本、韩国的留学潮与中国有最明显的区别：中国“人才外流”后是大部分优秀人才都没有回归，而韩国在举办奥运会和开始产业升级后的1992年到1995年，在美获得理科博士的韩国留学生中留在美国的比例仅为20％。在领军人才上，截至2009年，有9名日本血统的人先后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大部分在美国留学或工作过，但却只有一位不是日本籍。与此同时，先后有8名华裔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5人出生在中国（即本来有中国籍），但全部都拥有或曾拥有过美国籍，只有少数一两个后来恢复了中国籍。
印度媒体把这种“培养阶段”由本国投入成本、“产出阶段”却去了外国贡献的情况称为“奶牛现象”：牛的嘴巴在印度，吃的是印度的草，挤奶的却是外国人。很显然，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去增强了对手，不仅仅是巨额教育投入成为了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补贴，最严重的是自身因此错过重要的发展机遇。因此，我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政府的人才培养变成了
“为他人作嫁衣”，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的产业升级、高科技与创新创意的发展以及创新型国家建设都会受到制约。因为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
这也是中国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推动产业升级需要重视的问题：我们强调“科教兴国”，鼓励知识、科技、创新、创意产业的发展，就不能忽略这些知识经济的“第一资源”———
人才；我们确立了“人才强国”战略，就不能执行中任由各种忽略人才的“潜规则”甚至“明政策”横行。
中国目前在全球人才战争中也正处于不利阶段：培养人才的教育体系不但落后欧美，也滞后于国家发展；培养出来的高端人才大量流失。最后，中国自身还只是被动地遏制人才流失，没有主动反击吸引外国最优秀的人才作为补充。这也让人们对“中国崛起”产生担忧：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崛起的“中国龙”难道是只能从事低端制造业的“苦力”？中国领头羊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能否不依靠垄断国内资源，中国的产业是否能不依靠压低劳动者收入、不重视质量与环保带来的竞争优势，而是靠提高产品的质量以及科技、知识、创意的含量来席卷世界？
中国目前这种高投资基础建设、高能耗、高污染、低价劳动力、低附加值的经济发展模式，肯定是不能长期持续的。除非中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与经济增长脱节（但这又意味着内需经济无法启动），否则，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跨国公司以及中国的本土企业迟早会把工厂搬迁到劳动力和土地更便宜、交通一样方便的“新乐园”，例如越南和墨西哥、局势稳定的非洲。如果中国的企业不像日本、韩国一样完成产业升级，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经济停滞就可能到来。而中国产业升级困难重重的最大瓶颈正是缺乏大量高端人才：能提供创新、创意，或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完成产业化的高端人才，以及能应对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
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外汇储备，却没有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去运用。无论政府机构的海外投资，还是企业的走出去，必须拥有能对海外收购和投资进行准确评估、能完成跨国整合、能进行当地化经营的国际化人才。否则，规模越大可能亏损越多。而正是缺乏类似的人才，所以中国一旦靠低价劳动力、高能耗、高污染赚来的“血汗外汇”到海外展开“脑力竞争”，就经常以“失败”告终：TCL集团的国际融合付出了很大代价，深圳平安对富通的投资只剩下零头，中投参股黑石损失巨大，中铝2008年出资收购力拓集团9％的股份，一年后损失数百亿元人民币，此后“不计前嫌”的注资又被毁约，力拓的“毁约金”还不够中铝给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毁约金……
在美国，服务业占GDP比重高达82％，印度2003年也超过62％，而中国在2007年只有42％。我们要改投资型拉动经济为人才型拉动经济———
即知识服务业和创新、创意产业，就必须注重培养人才以及引进人才，并且人才培养或者引进之后，还必须创造发挥才能的平台，完善选拔、使用、激励人才的相关机制与环境，才可能长久挽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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