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经营长江流域商业的现代解读

何党生 原创 | 2010-05-11 06:03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在历史上“天下之民寄命于农”的时代,“徽民寄命于商”。 明清时期的徽商是驰名全国的大商帮,长江流域是明清徽商主要的活动区域。因此,探讨明清徽商经营长江流域商业的历史,鉴启当今,对当代新徽商承接长江三角洲产业转移的现实意义,更甚于学术价值。

  一、适应形势发展,融入长江三角洲

  十六世纪以后,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西方经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宪政改革、科技革命,大踏步迈入海洋蓝色文明。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而正是这时,刚刚走上兴盛之路的徽商融入长三角,成就了发育的历史机遇和环境。

  徽商故里徽州是一个川谷崎岖、万山环绕的“四塞之地”,这里“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简单说就是山高坡徙,可耕地少。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人口却不断增加。据徽学家叶显恩在《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书中所提供的资料,南北朝大明八年(464年),徽州有3.6万人,到了唐天宝元年(742年)就有24万多,人口增加了36.5倍,再到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已有54.2万多人,又比唐代增2.2倍,到元至正27年(1367年),已有82.4万多人,而到明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以达145.2万多人,到了清代这种状况更突出。据康熙〈休宁县志〉卷七〈汪伟秦疏〉记载:“徽州介万山之中,地侠人稠,耕地三不赡一”,地狭人稠,造成巨大的生存压力。在“山多地少人稠粮缺”的客观环境下,徽州人自晋时起就好“离别”,常出外经商。唐宋时期,徽商有了初步发展。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时,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但是,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相对不发达的时代,在世界经济已经悄然变局的情势之下,如果徽商囿于固有地理空间活动,则注定成不了气候。

  对徽商来说,最幸运的是,在离徽州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和文化最发达、人口最稠密的一个大市场———长江三角洲。

  从公元10世纪以降,长江三角洲地区长盛不衰,在明清时期更是稳居全国之首。在当时的条件下,水运是最便利的运输手段。从徽州出发的交通路线非常方便,沿新安江而下,经富春江、钱塘江,即可到达杭州,进入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区。通过内河航道,还可连接江苏的苏、松、常、太各府州。另一条路线,经青弋江等水路进入长江,顺流而下就可至南京、镇江、扬州,经京杭大运河沟通各地。徽商大多从事长途贩运贸易,万里长江正是东西贸易的黄金水道。长江流域星罗棋布的城镇,又为商人提供了理想的活动舞台。长三角的城市如南京、扬州、杭州、苏州、常州、无锡、镇江等等,无不都有大批徽商在经营。如南京,是徽州木商、粮商的聚集地。徽州典商也很多。无锡号称“布码头”,最活跃的是徽州布商。“吴丝衣天下”的苏州是丝织业中心,大批徽商在这里从事丝绸贸易。苏州又是棉布交易中心,徽商在苏州阊门外开设了很多加工棉布的布号。特别是徽商抓住了明中期的盐业改革的机遇,在两淮盐场和两浙盐场的盐运司所在地扬州、杭州,发展起徽州盐商的大本营。

  徽商融入长江三角洲,成就了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超过这一比例。特别是徽商以长江三角洲为跳板,向海外发展,足迹远及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二、发挥优势,参与长三角区域分工

  徽商融入长三角,从而获得一个稳定的大市场,徽商的生存和发展就不再受到徽州本地的制约。随着本身商业地位的稳定,徽商的经营已不限于经营药材、茶叶、纸墨、竹木等故乡的产品,而是以从事“两头在外”的商业为主,即从外地采购商品,在外地销售,或者完全在外地经营。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当铺一度为徽商所垄断,当铺的主要客户是急需资金周转的商人或衰败中的世家富户,在其他地区包括徽商的故乡徽州在内,是不会有如此大的市场的。

  在这些商品中,对徽商这个群体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食盐,它的经营成功体现了徽商参与长三角区域分工合作的智慧。徽商之前,地处西北的山陕商人居商帮之首,一直是以陆路运输为主。而在封建社会最重要的大宗产品就是粮食和食盐,而食盐又是最具流通价值的(产地有限、人人需要),所以在那个时代谁掌握了盐业买卖谁就是商界的翘楚。而自宋以降逐步放宽了民间食盐的买卖使的民间资本可以加入其中,山陕商人就是在这期间迅速崛起的。但是随着明代中期盐业的改革,徽商借机崛起。明清时南方主要行销淮盐,产地是今苏北沿海,都离京杭大运河不远。徽商集中的扬州正处于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至今江苏淮阴、淮安一带的王家营、清江浦航运便捷,运输量大。徽商凭借在扬州、王家营、清江浦等沿运城镇集中居住的优势,变“居住集中区”优势为“产业集中区”优势,通过发达的内河水运将食盐运往各地,最后取得了垄断地位。大量记载表明,经销淮盐和浙盐的商人主体是徽商。从明中叶到清中叶,他们几乎垄断了淮盐、浙盐的销售。除经营盐业以外,徽商典、茶、木、粮食、布绸等贸易也主要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如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

  三、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才能重振徽商雄风。

  这一点,主要是从徽商的衰落中得出的主要教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徽商因长江三角洲而兴盛,最终也因长江三角洲而衰落。1843年上海开埠后,由于各种因素的交合逐渐成为全国金融、商贸的中心,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发生发展。应当肯定,徽商在明清时就已经是上海重要的商帮,在上海经营行业之多,商贾之众,影响很大。但上海成为新兴的工商业中心,机器生产的或进口的纺织品、日用品、药品取代了手工生产的传统商品,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替代,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路。以迁入上海的移民为例,安徽籍的远低于江浙两省,在租界甚至低于广东籍。而在上海的安徽籍移民中,大多又居住在华界,而不是在更发达、更先进、更有商机的租界。徽商在长江三角洲这个最大的市场中终于失去优势。究其因,徽商工商业融合欠佳、产业链发展不平衡,显然值得认真总结、深思。我们对比浙商:浙商能够将工商有机结合,实现工商互动。浙商肯“走出去”掘金,却不仅仅满足于“第一桶金”,往往以商业为契机而进军工业,商业利润转变为工业资本,实现扩大再生产。从各种报道中可知,浙商回乡办实业的很多,这极大地促进了浙江的工业化,浙江经济成为因“商”兴“厂”的典范。可见,浙商的可取之处在于,他们善于利用所占据的市场前沿优势,将产业链开发出来,各环节利润都不放过,待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再有选择性地发展,或留、或舍均占有主动权。近代是中国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创办工业,也可以吸纳部分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但是徽州本土的工业化进展是相当缓慢的。今天在徽州和安徽不时可以听到“重振徽商雄风”的口号,时过境迁,今古异势,当年的“雄风”能否重振,如何重振,都应认真研究。在目前阶段,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能产生新“徽商”的话,离不开长江三角洲、离不开上海,也离不开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的“双轮驱动”,这是徽商兴衰给我们后人的一点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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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西高东低,大河东流,趋势也!何老师着, 日食无米之炊(读书),夜读无字之书(思想)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头脑里奔跑思想千军万马,述而不作,劳心活到20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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