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在北京去世。消息传到台湾，旧友陶希圣不胜伤悲，隔海撰文，追忆当年两人的交谊。其中有一个细节十分温暖：1935年前后，陶希圣在北大办《食货》杂志，顾颉刚与谭其骧办《禹贡》半月刊，并行于世。他们两人同在燕京兼课，顾每次开车途经西四牌楼陶的住处，总要把陶接上；各自完课，再同车返城，无论春风秋雨，从未间断，约有一年时间。顾与陶同为北大人，在学术上皆有建树，彼此之间，惺惺相惜。顾一直认为陶是中国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级人物”，“对于中国社会有极深刻的认识”；而在陶希圣眼中，顾则是一位“循循儒者”，每每谈及自己的事，“总是谦退不遑”。
不过，陶对顾颉刚当年某些选择却颇有微辞，认为这是顾的“自觉与自误”。陶说：顾颉刚为学，从辨伪至疑古，这是清代训古之学的一个延续与发展。但后来从训古之学转入史地研究，则又不止于“经世之学”。顾在办《禹贡》同时，又创办通俗教育社，这多少让陶希圣感到不解，“他这一步跨到哪儿去呢”？实际上，顾颉刚为学之变，乃因内心空虚之故。他当年对陶这样说：“考据的工夫做下去，自己觉得空虚。我办禹贡，再办通俗，是实际工作与民众工作。”陶自认为了解顾的这一番“自觉空虚”之意，那就是顾颉刚“辨伪疑古”，用了苦功，但“只是破，未能立，自觉空虚，便一转为史地之学，再转为通俗教育之民众工作”，“便走进了‘民众工作’的隘路”，“摸不到隘口之外的方向”。
在陶看来，顾的老师胡适及校友傅斯年则不同于通常的考据学家，即孟子所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小者不能夺也”。傅斯年曾对陶希圣说过：适之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他本人是自由主义带着社会主义的倾向。但陶认为这二人“在政治上是民主政治，在学术上是实证主义”。“胡先生称道清代考据之学是科学的方法，或者他的抱负是实证主义承接清代考据之学，结成一个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是从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演进下来的”。傅斯年后来到台湾办大学的方针，即采老子之说法：“虚其心，实其腹”，要请好教授，好好的教书，“让学生多读些书，多看些事情，看远一点。不要做学生运动……”陶感到顾颉刚当年的“空虚”，颇似项羽最后一仗垓下之围，“他带着几个骑士突围而走，走出一条隘路，问路于一位老人。老人说：‘左’！……左乃陷大泽中”。顾颉刚虽然下苦功做考据，却未曾理会实证主义，未曾看清许多事物的真相，“三十年以至于死，没有什么拿得出的成绩见江东父老。余英时先生为之扼腕，我更为之叹息”。
陶希圣对顾的评价既有学术上的，又有政治上的。但陶本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只能视为一家之言。就其训古之学，做到清代的戴东原可算是到了顶点。戴本想凭汉学突破宋学的藩篱，建立一种足以取代宋学的伦理哲学。但考据之学突破了宋学的经解，就等于突破了孔孟之学的义理，“到头来只留下一片空虚”。从这一点看，顾颉刚当年考据再也做不下去，自觉“空虚”，是否颇有点似清代的戴东原，即“一旦濒临生死关头，自觉空虚之处，或者那是宋学某种义理还魂之处”，因为戴最终还是转回到宋学的义理，而顾的“民众工作”，究竟要走到哪里去，难怪连老朋友也看不懂了？
读蔡尚思80年代的文章，也认为顾颉刚关于学术事业上的巨大抱负没有一一实现出来。顾在青年时代立志要以“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曾经问过自己，“你所得到的科学方法到底有多少基本信条”？顾在北大求学时，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印象深刻。对同宿舍的傅斯年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的能力的历史学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不过，到了1951年上海《大公报》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时，顾对胡适早已不再认同，因为胡适自1926年以后就自称已由疑古派变成信古派了。即便如此，蔡尚思的文章还是认为顾颉刚“还缺少唯物史观的应有常识”，其原因是他对钱穆、陶希圣、蒋廷黻、冯友兰、缪凤林等人的学术评价曾经过高，“当然也是很有问题的”。从某些细节看，顾颉刚的思想转变以及与北大师友渐行渐远，是在抗战结后不久。“他与傅斯年的关系，由谊同手足，而貌合神离，而终于‘决裂’”（朱维铮语），即为一例，与陶希圣之间的关系亦是突兀生变。
自抗战结束，国民政府还都。陶希圣常奔走于京（南京）沪之间。有一天，在上海，北四川路上，陶希圣与夫人正在散步，突见顾颉刚施施而来，陶这样回忆：“我一把抓住他的臂膀，匆匆问他：‘你在哪里？’他说：‘就在这附近。’我说：‘我跟你一道去看望一下。’他说：‘不！我有事。’他撇开我的手，扬长而去……”从那以后，顾、陶二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及至国民党全线溃败，陶等去了台湾，顾则留在大陆，从此分道扬镳……
刊于2010年《同舟共进》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