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

陆铭 原创自 搜狐博客 | 2010-06-10 09:26 | 收藏 | 投票

(最近发表的这篇文章,与我和陈钊在2008年第1期《经济研究》上的文章是姐妹篇,全文见http://www.profluming.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329。希望对人们理解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发展有所帮助。在发表时,下面这段话限于篇幅被删去了,其实,这段话非常的重要。)

我们的理论虽然说的是中国城市化的故事,但其刻画的理论机制却对于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具有一般的意义。在拉丁美洲、在印度、在非洲,持续的社会分割已经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形成了危害,在欧盟东扩中的西欧国家,在国际移民浪潮之下的美国,由身份差异所造成的矛盾与冲突也备受关注。在当今世界,“和谐发展”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的现实选择。
 

刘晓峰、陈钊、陆铭,2010,《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变迁理论》,《世界经济》,第6期,60-80页。

 

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
——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变迁理论
 刘晓峰 陈钊 陆铭*
 

摘要:本文构建了一个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变迁理论,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模型的重点。我们证明,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早期,对于移民的歧视可能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但是当城市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城市内移民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对于移民的公共服务歧视也会加剧城市内部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力之间的福利差距和社会冲突,而这又将造成社会资源的非生产性消耗,阻碍城市化进程,并有损于城市户籍人口的利益。这时,均等化公共服务的社会融合政策就可能内生地产生,并相应地减少不同身份的居民间的福利差距和社会冲突,促进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增长。

 

关键词:社会冲突  城乡分割  城市化  内生政策变迁


 
一、引言

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化和工业化是发展的主题(Lewis,1954)。而在马克思看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社会发展的持续动力。对于中国来说,当2009年二三产的GDP比重已经接近90%的时候,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仅不足46.6%,[1]实证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蔡昉等,2003;陆铭和陈钊,2004;Lu and Chen,2006),城市内部有无本地户籍的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和教育回报差距也在扩大(Meng and Bai,2007;Zhang and Meng,2007),这意味着,发展并不只是城市化加工业化。传统的发展理论所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往往是在城乡分割的背景下进行的(陈钊和陆铭,2008),因此,经济发展理论应该是一个同时包含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应该能够解释从社会分割到社会融合的政策转变是如何内生地实现的。

本文将构建一个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理论,其中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模型的重点。我们将证明,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早期,对于移民的政策歧视有利于城市居民更多地获取经济增长的成果。但是,对移民的歧视性政策会造成城市内部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力之间的福利差距和社会冲突,并且进一步导致社会资源的非生产性消耗,当城市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城市内的移民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通过社会融合来减少收入差距和社会冲突,就反而可能更有利于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面对着日益扩大的城乡间收入差距和城市内部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群间的收入差距,惠农政策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正在成为新的政策取向,一个通过社会融合来推动城市化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时代正在到来。本文则从理论上刻画了这种内生政策变迁的内在形成机制,是内生的制度变迁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运用。

本文研究的意义并不只局限于中国本身。事实上,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分割以及社会不同群体间的横向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是广泛存在的(Stewart,2002)。在当今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当农村移民向城市流动时,移民的财产权或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力往往得不到与城市居民同样的保障(de Soto,2000;2002),经济政策的城市倾向性也普遍存在(Lipton,1977)。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分割往往与种族、肤色、种姓等结合在一起。在欧美国家,100年前也曾经有过对于低收入阶层、黑人和女性的歧视,今天的欧美又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移民问题,新的社会分割又再次出现。随着城市人口在2008年超过全球总人口的一半,与社会分割联系在一起的城市发展问题将越来越显得重要,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将成为发展理论的新的焦点。

……   ……

 
五、结论

发展的过程不只是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它还是一个移民与原有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融合过程。本文构建了一个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内生政策理论,社会融合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模型的重点。我们证明,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早期,对于移民的歧视可能是有利于城市居民的,但当城市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城市里移民规模达到一定水平时,对于移民的公共服务歧视就可能加剧城市内部不同户籍身份的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冲突,而这又将造成社会资源的非生产性消耗,这时,通过社会融合来减少收入差距和社会冲突,就可能有利于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城市化进程、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共同提高。

在中国的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进程中,城乡间和城市内部的“从分割到融合”有三个层次。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所刻画的是最基本的“空间融合”,即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农民“搬到”城市里工作和居住。而陈钊和陆铭(2008)的理论工作说明,消除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是实现不同户籍身份人口间的“社会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将有利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和谐发展,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说明,即使劳动力市场的歧视消除了,户籍身份差异所造成的公共服务不均等仍然可能加剧社会冲突,给城市和谐发展带来隐患,这时,通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政策,实现不同户籍人口间的“权力融合”将最终消除城市内部的社会分割,进一步促进城市化和城市和谐发展,并推动经济持续增长。在陈钊和陆铭(2008)的研究中,“权力融合”必须借助于外生的政治体制改革,赋予不同户籍人口同等的决策参与权,而在本文中,“权力融合”也能够通过城市决策者的内生的政策变迁来实现。

最后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将分析集中于由户籍身份差异导致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和福利差异,本文没有考虑与户籍相关联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陈钊和陆铭,2008;陈钊、陆铭和佐藤宏,2009)。因此,在我们模型的结果中,社会融合政策实施之前,不同户籍身份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是有所缩小的,这与经验事实不符。这既是本文的一个理论上的不足,同时也反过来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对于理解不同户籍身份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是至关重要的。当然,如果将公共服务的享受计入实际所得(或福利),那么,社会融合政策的实施将缩小不同户籍身份的人口之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1]我们的模型也没有考虑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之间在享受城市公共服务方面的差异,而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不同户籍身份的人口之间。因为在城市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的制度下,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仅是公共服务质量方面存在的差异,并且与居民的收入等各方面相关,而后者则是一种“有”与“无”的差别,而且完全是由于公共服务提供的制度安排造成的。此外,出于简化分析的目的,我们也没有考虑城市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

中国的城市化体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也说明了发展不应只是经济的发展,而应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在既定的政治结构和政策形成机制下,社会的强势群体往往会制定更有利于自己的经济政策,但这却会同时带来社会分割、不平等和冲突,最终对可持续的发展不利,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就可能使发展陷于停滞。我们的理论虽然说的是中国城市化的故事,但其刻画的理论机制却对于社会融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具有一般的意义。在拉丁美洲、在印度、在非洲,持续的社会分割已经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形成了危害,在欧盟东扩中的西欧国家,在国际移民浪潮之下的美国,由身份差异所造成的矛盾与冲突也备受关注。在当今世界,“和谐发展”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的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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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这个意义上,城市内部的社会冲突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倒U形”关系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而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上出现了转变很有可能是转折点出现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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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参见国家统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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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峰、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通讯作者: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200433,电子邮件:zhaochen@fudan.edu.cn。作者感谢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8BJL008)和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2009JJD790010)的资助,同时本文也是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101)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创新基地建设的研究成果之一。作者感谢Yoshihiko Seoka、罗长远、王弟海和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研讨会参与者对本文的评论与建议。

   

个人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作为咨询专家受聘于世界银行,作为研究员兼职于复旦大学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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