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罗斯福总统询问他的国家科技局长：“战争结束以后，我们要做些什么？”
这位科技局长的回答是一份叫《科学技术——无止境的边疆》的报告，他声称：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甚至是美国的3倍，科技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而要迅速改变美国科技落后于欧洲的现状，就必须采用特殊手段发动一场特殊的战争——建立特殊部队，利用战争的特殊时机，发动一场对战败国顶尖科学家进行“明抢”的人才战争。
1943年，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国迅速以1个伞兵师、2个装甲师加上第6集团军重兵出击，目的是掩护一支刚刚成立的“阿尔索斯”突击队的秘密行动。“阿尔索斯”间谍部队的唯一任务，就是抢在任何国家尤其苏联之前，俘虏德国、意大利那些优秀的世界知名的科学家，搜集技术情报与资料，并劝服这些可以改变国家战略实力的科学家加入美国籍，为美国工作。
这是罗斯福总统生平采纳的最有远见的建议之一。美国在这场人才战争当中并不缺乏具备实力的竞争对手，但是，那些本可以成为竞争者的国家并没有对外国科学家产生兴趣。美国和苏联同时攻入德国，为了战后发展，都在占领区掠夺自认为最值钱的资源。当远离本土万里的美国跨洋过海地把那些高学历“战俘”运回国时，视重工业为国家发展重中之重的苏联，正集中精力“抢运”成千上万的机器和设备。对于国家未来发展最重要资源的看法的不同，也导致了两个超级大国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
二战之前，德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总数是美国的3倍。但人才战争半个世纪过后，全世界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40%已经来自“美国制造”，超过70%的诺贝尔奖得主被美国聘用，全世界62%顶尖科学家都在美国工作。美国能够在二战后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并在高科技领域持续“一览众山小”的绝对优势，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天赋远超其他的族群，而是因为美国成功地吸聚到了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
这也是美国而不是英国或者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根本原因：美国拥有的是世界一流而不是国内一流的人才，美国在欧洲、亚洲竞争对手的最优秀人才不是在与美国的顶尖人才竞争，而是来到美国与美国本土最顶尖的人才一起为美国工作。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主要领导者之一恩里科·费米，登月行动“阿波罗”项目的主管以及美国的“导弹之父”冯·布劳恩，“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电子计算机之父”冯·诺依曼……这些改变美国也改变世界的科学家，没有一个出生在美国，但这些全球顶尖人才都像爱因斯坦一样，在欧洲成名，最后却入籍扎根美国，把世界中心从欧洲带到了美国扎根。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才战争仍然在全球范围内日渐激烈地发生。
人们说科技和知识是第一生产力，然而，技术与知识由人而来，为人所掌握，不过是人的创新和创意而已。人们说“货币战争”至关重要，掌握财富分配的金融最为根本，然而，所有的货币、资金以及实物，都掌握在人的手里，金融衍生物不过是聪明人的游戏。人们说只有武力和战争才能彻底消灭对手，然而战略为人所设计，武器是为人所发明。人们说能源才是最重要的资源，然而弹丸之地、四面受敌、不产几吨石油的以色列能够对抗中东石油国家半个世纪……。
许多国家还寻找了人口过多、土地与资源均量少、国家发展起步晚、自然灾害多、传统文化不利于现代化等种种借口，中国和印度因此成为了“国强民穷”的典型。然而，同样东方文化、起步较晚、非世界交通咽喉位置、面积不如中国云南省、人口却高达1.2亿、多火山地震资源贫瘠的日本，各类人均自然资源指标比中国与印度更为严峻，却依靠能揽全世界资源为己所用的人才资源，成为了仅此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一度高居世界第一。
人才战争所争夺的对象，正是那些能够左右全世界经济、军事、金融、能源、科技等重要领域命运的顶尖人才。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大国首先是人才大国。人才是第一资源，是知识经济时代最核心的生产力。
背景
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就指出，当前世界工厂、土地、工具以及机械所凝聚的财富日益缩水，而人才资本对于一国的竞争力正变得日渐重要，在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美国，人才资本“与实物资本相比，重要性要高出三倍多”。也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争夺高端人才的竞争才会日益激烈。
截至2005年，全世界已经约有1.91亿人在出生国以外工作，地球上每3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是移民。在安哥拉、布隆迪、肯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塞拉利昂、乌干达、坦桑尼亚, 33％至55％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已经去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工作。而海地、斐济的比例超过60％，加纳达到83％。在中国、印度、俄罗斯，甚至都有超过50万以上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流失到西方发达国家。与此同时，美国仅仅在1990年到2000年间就接受了415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移民，欧盟当时15个成员国10年间也接受了200多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
美国是全球人才竞争中最大的人才流入国。全世界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一半流向了美国，四分之一的留学生是去美国深造。美国是全球第一人才大国，美国只培养了全世界4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却雇用了70%的诺贝尔获奖者为美国工作。
印度媒体就把这种“培养阶段”由本国投入成本、“产出阶段”却去了外国贡献的情况称为“奶牛现象”：牛的嘴巴在印度，吃的是印度的草，挤奶的却是外国人。很显然，人才流失是以削弱自己的方式去增强了对手，不仅仅是人才教育、培养、培训、替代成本的不可收回，还意味着经验、理念、技术、知识、资金的损失，最严重的是自身因此错过重要的发展机遇。
一位加拿大经济学教授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掠夺最有才华的人，尤其是从小国、穷国吸引有智之士，可能会损及这些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出于最糟糕的考虑，可能会让这些国家一败涂地。”
制度
孙子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美国能够吸纳全世界大多数顶尖人才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硬件基础，更主要是因为他们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更重视人才的态度，以及全球开放型、有长远规划的国家人才战略：教育领域建设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排名世界前40大学美国占了一半以上），并吸纳全世界最优秀的青年去美国深造（美国科学与工程博士学位超过三分之一给了外国留学生）；接着移民部门避免这些最优秀人才成为竞争对手，争取他们获得绿卡以及入籍美国成为本土人才（例如每年美国接纳14万职业移民）；最后，其他政府部门以及整个社会还向这些人才提供充分发挥才能的平台（例如全世界科研经费40%由美国提供）。其人才战略引导了教育、移民、科技等各部政策，而且是全球开放型的，并深具中长期的全局规划。
世界各国都对高层次人才打开大门，越是创新越能吸引国际人才，越是可以吸引更多外籍人才来创业。美国考夫曼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06年美国的专利申请25%来自国外。1995-2005年间，美国工程及高科技公司的25%的创办人来自国外，其中一半在硅谷创业。全美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当中，47%是外来移民。在加州移民创办的公司比例高达38.8%，在高科技中心的硅谷，有外国移民参与创办的公司竟占全部高科技公司的52.4%，典型的代表是谷歌和雅虎。2005年，全美各地由移民人才创办的公司已经创造了520亿美元的产值和45万个就业机会。
如今，包括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在内都开始复制这种美国模式，包括塑造国家梦想吸引人才。专门负责海外猎取人才的“联系新加坡”主管David Tan就说：“我们出售梦想。我们的研究显示，新加坡以世界一流的效率而闻名。因此，我们需要出售软实力——实现梦想的地方。”这三个20世纪才开始独立的国家，如今都成为发达国家。
许多国家都意识到：获得外国的技术、专利、知识产权需要付出高额的费用，但是，获得外国掌握这些技术的人才却可能完全免费。即使人口再密集的国家的公民也能够感受到：太多普通外国人的入籍扎根，可能会让土地、公共资源、就业机会等更加紧张，但那些能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超级人才”入籍，只会让他们得到更多好处。
趋势
目前，全球人才战争主要出现了下列新的五大发展趋势：
第一大趋势，全球人才竞争日趋“两极分化”的局面。最急缺人才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端人才大量流失向发达国家，只有少数新兴国家出现“人才回流”的趋势。这样的现象在塞拉利昂体现的最为典型：医疗人员的不足让塞拉利昂的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高达16.6%，妇女生产死亡率则是2%，但是，在美国芝加哥的医院里，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却比塞拉利昂整个国家的医生还多。时至今日，美国大学37%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并非美国公民。在2006年美国专利申请备案当中，外籍居民在发明者或合作发明者中的比例已经达到24.2%。到2005年，全美各地由移民创办的公司已经创造了520亿美元的产值和45万个就业机会。
第二大趋势是以知识经济为主的发达国家以及面临产业升级的新兴国家，因为经济更需要人才来驱动，往往更重视吸引人才。例如在英国、法国，人才必须先获得签证，居留数年才能申请绿卡随后入籍；在中国，2004年才出台长期引进人才的绿卡制度（1年后只有100人获批），至今没有人才入籍政策；有些国家甚至只重视有钱的投资移民。而在美国，每年批准14万职业移民获得绿卡，投资移民只有1万，杰出人才、优秀人才、高技能人才则各4万，其中“杰出人才”类别不需要申请劳工证，作为第一优先对象的类别不必等待排期，不需由雇主来提出申请，就可以用自己的名义直接申请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
第三大趋势是移民制度日渐为人才战争服务。签证、绿卡以及入籍制度是引进顶尖人才并使其归化的基本门槛。新加坡第一任总理李光耀曾概括说：“在这个时代，所有的发达国家为了增强竞争力，都必须依赖外来移民和人才，而美国之所以能在许多领域居于领先地位，就是因为它广纳人才。”不只是新兴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甚至连欧洲传统三强21世纪也不得不进行改革，以应对竞争。2000年德国正式实施“绿卡工程”。2007年法国实施《优秀人才居留证》。2008年英国正式实施“记点积分制”移民制度。
第四大趋势是为了争夺高端人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甚至不惜承认双重国籍，韩国、巴西、印度、墨西哥、菲律宾、越南等新兴国家因为急需高端人才，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又处于劣势，因此过去反对双重国籍，在20世纪90年代后都开始明确要承认双重国籍。韩国政府在2008年4月宣布，未来一段时间内将推进完成承认双重国籍，就表明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优秀人才流向海外并招揽外国高级人力”。而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以色列等本来就默认或承认双重国籍。
第五大趋势是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人才竞争的手段。美国考夫曼基金会副总裁罗伯特.利坦还指出：大部分移民企业家并不是来美国投资，初衷只是来美国求学，在美国的大学里获得了最高学历之后，寻找工作，申请绿卡，最终入籍成为美国人，并走上兴办产业之路。
挑战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即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正因为人才建设滞后于国家发展，所以我国经济规模进入世界前列，核心竞争力不是高新产业与知识经济，不是人才的创新与创意，而是廉价的劳动力与土地以及低端制造业，最终也导致我国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火车头，代替发达国家承受了高污染，却并没有获得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主要利润。
首先，中国对外来人才的态度还不足够开放。在中国，2004年才出台长期引进人才的绿卡制度（一年后只有100人获批），但至今没有海外非华裔顶尖人才制度。可以说，“美国梦”是一个安居和乐业结合的梦，全球无数人才去美国努力工作寻求发展，也有无数已经成功的人才把在全球淘的‘金’都投进美国只为一张绿卡以及未来入籍。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世界上构建的‘中国梦’或者说‘中国机会’，则只是一个‘淘金梦’，炫耀中国的商机，吸引全世界的人来此投资赚钱。而不是吸引全世界的人携带产业、资金、技术来到中国。
其次，中国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政府的人才培养变成了“为他人作嫁衣”，巨额教育投入成为了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教育补贴，“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就会出现问题。截至2009年，我国送出留学人员约160万，世界最多，但归国者只有50万。根据中国科协的数据，自1985年以来，清华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大这一比例为76％。美国《科学》杂志报道，2006年，美国博士生第一大来源学校是清华，第二大来源是北大。由于这些中国的大部分科学与工程博士都会孜孜不倦地走着“在美工作——获得签证——申请绿卡——入籍成为美国人”的道路，因此美国《科学》杂志把清华、北大称作——“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美国三分之一有博士学历的科学家与工程师来自外国出生，其中这些外国科学家与工程师22%来自中国大陆，远高于排在第二的印度（14%）。
目前，中国在全球人才争夺战中仍然是最大输家。继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博士生来源过后，中国又成为博士毕业生留在美国最多的国家。中国虽然在国际贸易上有很大的货物贸易顺差，但中国在人才交易中有巨大的逆差。据《南风窗》杂志今年第8期转载美国《纽约时报》所引述权威数据揭示：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2009年仍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所有国家在美的博士留学生中中国最高：
名次 国家 留美比例
1 中国 92%
2 印度 81%
3 加拿大 55%
4 德国 52%
5 台湾地区 43%
6 土耳其 42%
7 韩国 41%
8 日本 33%
9 墨西哥 32%
10 巴西 31%
11 泰国 7%
人才竞争的激烈可见一斑....
韩国、日本也都派出了大批留学生，但日本、韩国的留学潮与中国有最明显的区别：中国“人才外流”后是大部分优秀人才都没有回归，据国际经合组织的一份统计，1990 至1999 年间在各国经济发展最急需的科学和工程领域，中国大陆留学生博士滞留比例为87%。与之不同的是，韩国博士滞留比例只有39%。在领军人才上，截至2009年，9名有日本血统的人先后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大部分在美国留学或工作过，但只有一位不是日本籍。中国有8名华裔获得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5人出生在中国（即本来有中国籍），但全部都拥有或曾拥有过美国籍，只有一个是中国籍。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后藤敏研究室，主要研究新型电子芯片，研究室当中的29个研究人员中，有28个都是中国清华、科技大的高材生。已经毕业的15个高端电子精英人才，有13个进了NEC和日立公司。回国的只有两个。
由于中国留学生的回归比例不高，因此有多个国家表示要把中国留学生当作吸引国际人才的重点对象。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在2008年曾宣布要接受30万外国留学生计划，并希望50%的外国留学生能够留在日本工作。
建议
无论国家的人才培养还是人才引进，绝不只是教育或人事一个部门的事情。人才建设涉及到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长远发展。只是在教育部建立留学生服务中心，在人事部建立外国专家局，以及出台局部政策与计划，或者只强调教育体系进行改革，这都并不足够。诚如印度前总统卡拉姆所指：“怨天尤人或只唱爱国主义的高调，对阻止人才流失于事无补，政府应该采取切合实际的措施,才能使人才留下来”。
首先，我国必须建立整体的适应全球化大趋势与自身国情的开放型大国人才战略，出台具有远见以及指导意义的国家人才建设中长期规划，把“人才强国”战略落到实处，制度化、常态化、长期化，完善我国的人才培养、引进、选拔、使用、激励等人才机制，形成良好的人才环境与土壤，我国的人才建设才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才能成为科技强国、知识强国以及世界大国。
其次，完善我国的国际人才竞争制度，建立中国的技术移民制度与投资移民制度，鼓励非华裔顶尖人才移民中国，并开通由绿卡入籍的渠道，解决人才进入的门槛问题。一方面，建立类似美国H1B签证吸引外国人才短期来中国工作的制度，以及吸引外国优秀留学生。另一方面，高端人才可以直接申请绿卡，例如获得过诺贝尔奖、任职世界五百强企业主管以上职位、国外一流学校教授或研究型学者、以及在全世界科学、艺术、文化等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顶尖人才，以及投资或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者。最后，在中国获得绿卡并居住三到五年后，应可自愿申请入籍。世界上很少国家对于长期引进的海外人才不考虑让其入籍。当然，移民入籍者以及双重国籍者不能担任例如国家主席、总理等重要以及具有象征意义的职位。
在中国历史上，“海纳百川”式的人才战略并不鲜见。秦始皇时代，“外籍”出身的宰相李斯就向秦始皇上过《谏逐客书》，称：我们愿意花钱买外国的商品变为自己的东西，但对人才则恰恰相反，不论是否具有才华，是否能做出贡献，只要是外籍外族，就认为“其心必异”加以排斥，这说明更看重“珠宝、声乐”而非人才，非“跨海内、致诸侯”的大国崛起战略。在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唐朝，政府内部仅高丽人就有高仙芝、王毛仲、金允夫、金忠仪、李正己等先后担任过地方最高长官。很少有人知道的是，唐太宗继续隋朝科举制度时，还新建立了一个“宾贡科”科举项目，对外国贡士和留学生宾礼相待，准其参加科举考试。
其三，改革教育制度，逐步解决大学、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的泛行政化的问题，完善本土培养、评估、使用、激励人才的机制，改良整体的环境和土壤。建立国际化的人才机制是重要一环。在日本，索尼公司于2005年任命了具有英、美双重国籍的霍华德•斯金格出任董事长，联想在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之后，最初三任全球总裁都找了“洋人”，其董事会成员一半以上是外国籍。实际上，关键不是去问对方国籍，是否具有体制内经验，而是看自身的需要与对方的才华。
同时，也为原籍中国而非自愿放弃中国籍者直接发放相当于绿卡的“同胞证”。在目前没有双重国籍政策下，我国可考虑针对各项记录良好、原籍是中国以及海外出生、符合高层次人才认证条件的华裔高端人才，简化签证审批手续，直接发放永久居留证。对于一般各项记录良好、原籍是中国、非自愿放弃中国籍的海外留学生、华人，都发放类似于港澳通行证、台胞证的长期免签证的侨胞证。这样既节省政府工作成本，也有利于引进外才与外资，推动人才环流。
最后，我们需要打造一个中国梦，这一个“中国梦”既是对内的，能让国民相信有才华之士能够发挥才能，并且通过才华获得成功的梦想。也是对外的，一个能让全球人才愿意来中国发展、愿意到中国安家的梦想；一个愿意来中国发展，又愿意把赚到的钱留在中国，并把在海外赚的钱带到中国来的梦想。这个“中国梦”不仅仅是获取财富的“中国机会”，也是留下财富和人才的“中国归宿”。
结语
中国在世界人才大战中正在奋起直追。中国在全球化中正面临创新型国家建设、经济结构产业升级的阶段，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中国发展高科技、创新、创意产业需要大批高层次人才，人才也需要知识经济体系来提供更广阔的平台。2009年，中国出台了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创新创业的“千人计划”。新年之初，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下，中国通过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国以及中国政府正日渐重视全球人才战争，并加强了“人才强国”战略的贯彻执行。
今年五月，中国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分别在会议上做了重要讲话，中央高层几乎全部出席，全国各地也同时召开现场视频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领衔召开实施人才规划贯彻落实会，提出要做到思想任务政策项目四落实，充分显示了对中国人才工作的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和极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宏图纲要势必奠定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未来30年的丰厚的人才红利和持续不断发展的原动力，掌握世界人才大战的主动权。
（本文部分节选自王辉耀著《人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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