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教育，归根结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以长期保持其进步性的关键利器。现在深圳在这方面的作为是比较进步的。我们姑且先一起观看一下吧。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杨兴云 一位具有美国名校博士后学历，即将到深圳大学工作的年轻教师最近犹豫于他的选择。因为，深大从今年9月起将推行人事改革。
“以我这样的教育背景进中国的很多大学都是有条件的，之所以选择深大就是考虑到环境及待遇的问题，但如果选择的是一个不稳定的工作，我会重新考虑。”这位博士后对记者说。
这项被外界称作 “打破教授铁饭碗”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基本的原则是：破除教授的干部身份，全校推行职员制、聘任制，不签约不聘任，从而打破“铁饭碗”。
相比于6年前北大激进的改革，深圳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无论从范围还是从力度来讲，似乎都要更彻底。
与此同时，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这是中国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将逐步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
改革
深圳大学早已开始酝酿从改革人事制度入手，这个肇始于5年前的改革方案历经数次修改，终于在去年获得深圳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特别会议审议通过，随后上报深圳市政府审批。
深圳大学此次人事制度改革，突出和强调了“非进即退”和“非升即走”这两大内涵以及“流动性”的概念。
“非进即退”和“非升即走”是指，按年度及聘期进行合约考核，考核基本合格者不得应聘更高级岗位，对于有长聘资格的教师，考核不合格者，将给予一年的整改期，期满仍不合格者将予以低聘；而对于具有固定期限的聘任者，一旦考核不合格、未能晋升上一级岗位或取得长聘资格，学校将予以解聘或不续聘。考核将成为一把悬在所有教职工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流动性”的概念，一方面是指不符合相关考核规定者将面临出局的结果，另一方面，对于新进人员，也将采用新办法。今年9月之后新聘的一般教师将不进入事业编制，其人事关系将交由深圳人才交流中心管理。
据了解，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和由此带来的震荡，深大校长章必功早已在细节上做足了妥协的工夫。
比如“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政策。方案规定，今年9月后进入深大的，除已经取得高级职称的特聘学科带头人外，其他所有新人的关系一律挂在深圳市人才交流中心。
同样在考评环节也有类似的规定，首个聘期结束时，新人若未能通过学校的考评，则学校有权解除合同，而对于“老人”则仅给予降级处罚。
深圳人事制度改革的新规定对准备选择深大的年轻老师产生心理上的影响。一位内地名校的博士面对记者的采访直言不讳地表示，选择到大学工作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衣食无忧”从而能够专心学术，如果这样的目的都达不到，那就不如去考公务员。
动因
改革对深大来说，是一件没有退路的事情。
这所始建于1983年，号称地方政府最舍得投入的大学，一切都是崭新的，从文科楼、体育中心到图书馆，当然更不用说风格前卫、华丽时尚、刚落成不久的科技楼。但它的尴尬却在于，没有能够创造出与中国2000多所大学不同的具有特区烙印的东西。
颇具改革精神的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将其归结为八宗罪：官本位浓厚、人事制度老化、师生关系疏远、教学声望下跌、泡沫学术抬头、计划经济严重、人文精神模糊、改革步伐缓慢。
对此，章还有一句颇具黑色幽默色彩的“名言”：“深圳经济发展坐的是特区的快车，深大坐的却是教育体制的马车。”
“为什么在深圳这样一座完全靠改革开放以及打破旧体制的常规成长起来的城市里，深圳大学却背道而驰走了旧体制的老路？”对于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一再提及的上述疑问，深大的多位教授几乎给出了惊人一致的回答：中国教育体制。“核心的问题是，大学的生存几乎完全依赖国家拨款。”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首届教授人事委员会成员钟坚说。
深大的师生似乎不愿面对外界关于深大“三流学校四流老师末流学生”的评价，但长期以来，深圳市领导对深大的发展并不满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深圳大学办学26年，但查一查深圳党政系统的领导干部，会发现毕业于深圳大学的很少，这多少也能反映这个大学的发展水平。”去年6月，原深圳市委书记、现任深圳市人大主任刘玉浦率相关领导对深圳大学进行专题调研时曾公开感慨。
刘玉浦说，深圳大学的一些人事分配制度等方面，甚至还不如许多其他学校。
深大作为一所拥有近3万学生的大学，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一级学科博士点，国内高校排名常常在百名之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阐释了其所具有的学术地位。
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深大才能“破釜沉舟”。
另一个动因是深圳市投巨资新建、即将招生的南方科技大学。
随着南方科大的诞生，深圳大学作为深圳高等教育标杆和象征的地位将就此终结。这所得到广东省及国家教育部全力支持的新兴高等学府，将从一开始就获得深圳大学当年争取而未遂的权限：例如面向全国招生，本科生与硕士生比例为1∶1，半数师资从海外引进，成为深圳乃至高等教育改革的“试验田”。
此外，南方科技大学将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经验，目标是办成一所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这对深大的地位有着微妙的影响。比如说，深大想争取的很多东西，如成为一本院校、进入211高校、成为教育部和深圳市共建高校等，“在南方科大设立之前，深圳市政府对深大的上述目标几乎都是全力支持，但现在似乎没有那么坚决了，毕竟现在的焦点是南方科大。”深圳大学一位知情人士向本报记者表示。
上述人士表示，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原本深大提出将新建的深圳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滨海医院交由深大管理成为教学医院。但深圳市政府不仅拒绝了深大的这一提议，随后不久，反将滨海医院的管理权限全部交给香港大学，医院也随之更名为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追问
和当年北大改革一样，深大的改革也同样备受教师的质疑。
6月8日上午，在深大校园，正匆忙赶往管理学院上课的宫老师对记者说，深大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反正就是那么几个人在弄，看上去像那么回事，但实际的效果却还要结果检验，因为‘魔鬼总是藏在细节里’。”
宫老师还将此次改革与他所教的数学相比，管理方面的东西不像数学，一是一，二是二，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他担心方案也许说得很好，但操作起来难免就会走样。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公共管理学教授表示，以现行体制而言，管理学校的权限并不在学校内部，而是来自外面。在此情形下，所谓改革能否成功是未知数。不像西方，甚至是港台，一所学校，即便再小，它也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至于取消行政级别，她认为那只不过是换种说法而已，因为 “官位不变，权力不变，待遇不变，人还是那些人，事还是那些事”。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聂辉华表示，深圳大学隶属深圳市管理，按级别应该是副厅级，即它的校长和党委书记是副厅级干部，应由深圳市委任命。既然改革方案规定“全员聘任”，那么谁来聘任校长、书记以及副校长、副书记以及各个学院的院长和书记呢？
“因此，合乎逻辑的结果是，对聘期的考核方案必须保证所有中层领导可以高枕无忧，而面临考核压力的只是那些没有领导职务的教职员工。说到底，在高校混，还是要靠行政职务，否则不仅难以争取到资源，恐怕连饭碗都难保。”聂辉华说。
他认为，如果民选校长的改革不能真正实施，那么“学术主导”的管理体制终将纸上谈兵，而“立法办学”更是遥遥无期，因为在副厅级的学校“立法”上面还有正厅级、副部级乃至正部级的行政法规。有朝一日，上级一个任命或者一个“红头文件”下来，依托行政体系的深圳大学如何能够独善其身？深圳大学的高调改革，除了革掉那些没有领导职务的普通教师的 “铁饭碗”，另外加上一张“学术主导”和“立法办学”的纸样文章，并不会为解决“钱学森之问”提供更多的启示。
钟坚也认为，考虑到中国整个高等教育体制的背景，在目前的背景下，任何大学的相关改革都没有成功的可能。
“在欧美的大学，无论是政府的拨款、资助，还是个人的捐赠，都只是大学收入来源的一种补充，难以影响大学的独立性，而在中国，公立大学几乎都是政府全额拨款，因而不具有独立性，所以，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改革，实际上并不可靠。”钟坚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