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下)

胡泳 原创自 搜狐博客 | 2010-07-22 15:29 | 收藏 |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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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下)/ CoChina

2010-07-09 23:50 |

 

此文是Co-China论坛主办的第11场活动“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第三部分的文字稿,此文版权归Co- China论坛所有,个人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和 Co-China论坛活动文字稿,媒体转载请发电邮至: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

 

第三节:自杀背后的社会问题(下)

 

媒体不是没有立场,而是有些混乱

 

潘毅:我用两分钟补充一下。媒体的运作或有它背后的逻辑,刚才黄煜老师讲得非常准确,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我是觉得媒体不是没有立场,而是它有些混乱,有时候偏左有时候偏右,有时批评政府有时批评资本,当然它偏批判政府多一些,这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有时候在看到一个问题不是纯粹政治问题时,媒体就开始摇摆。

 

资本的力量可以主导政府的一些行为

 

潘毅:对胡泳老师提出的社会结构背后是政治结构的问题,我补充一些政治经济学的背景。政治经济学里面就蕴含着民族、国家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国家或者体制背后的思想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被资本主导得非常厉害。在深圳我们看到资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基本上可以主导地方政府的一些基本的行为。

我这么多年一直研究劳工问题,我觉得西方所认为的中国处于那种极权主义专制状态,这和我自己的认识有些偏差,政府在推行一些政策的时候我没办法怀疑说他这个政策是假的,不是真的。举例来说我相信政府是真的想要避免矿难,他想要通过劳动合同法也好,通过一些工伤保险也好来处理劳资矛盾,可是基本上这些是没有办法下到下面去的。

以建筑行业为例,4000万的建筑工人到今天大部分工人还是没有签劳动合同,为什么没有办法落实下去呢?到底是这个政府太强还是说因为它跟资本结合,资本利用了它?或者资本已经过强?到底是谁强的问题,可能还要再搞清楚,我想可能在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体现。有些领域政府很强势,但有些就未必。比如说在农村,我走进农村以后发现它有一点没有人管的状态,就是政府力量不进去,市场力量没有兴趣,等到有兴趣的时候往往是因为它要城市化了,这块地开始有价值了,而当这块地开始有价值的时候其实就是资本介入的时候,然后开始勾结政府,这样的两股力量,但这在平常是看不到的。

今天我们来分析制度的问题、国家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再打开多一点?就像胡泳老师讲的,其实全球化已经帮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全球化背后是什么?全球化背后就是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问题,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背后就是资本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在这方面我们的媒体是不是可以多一些深层次的探讨?其实大陆媒体在某些方面比香港、台湾的媒体都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可以更深入。

 

我们在谈建立公民社会的时候往往只是针对政府,而忘记了其后的资本

 

潘毅:在中国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信任度太高了,虽然我们看到垄断是一个问题,全球化是一个问题,可是我们对如何能走出全球化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者如何能转变资本垄断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没有想象力的。没有想象力的时候可能就会退回来。我们今天看到富士康的利润是很低,因为它就是一个代工厂,但这是资本内部恶性竞争的一个结果,当然链头的苹果拿得最多,最尾的、最底端的肯定是工人。但我们在这条生产链里面我们不应该只是同情小部分,只是同情最尾端的农民、工人,我们应该调整整个生产链,把整个生产方式拿出来批判。

我现在做建筑工人的研究,越来越认为资本控制社会资源然后操控政治力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必然。他这个必然反而是因为我们都接受了,所以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建越多越多的房子,却越来越多人住不上房子,这讲到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

我们不要总纠结在左派、右派的争论上,这样就只是辩论,你是左的,我是右的,然后根本就没有办法讨论,立场先决定了一切。我们可不可以跳脱出来,能反思多一点。我们今天可不可以不要世界工厂这种生产模式,我们能不能走出去?讲白了我们可以养活的不只是两亿中国农民才对,以中国老百姓创造的这些财富可以养活整个第三世界才对,真正的这些财富去了哪里?当然一方面因为体制的问题贪污严重,但更多的是资本在背后,资本和政府勾结在一起。

我们的媒体,尤其是南方集团的媒体都很强调公民权这一点,那我们要看清楚公民权的打开跟它背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我们在说建立公民社会的时候往往针对的只是政府本身,但是没有针对到背后的资本。就像香港,虽然今天的香港也面临很多政治改革的问题,但较之大陆依然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可是我们的公民权一点都不起作用,这背后是什么呢?就是资本的力量太强大了,基本上它在控制整个体制的运作。那么我们能不能再多走一步来防止这些问题?

 

工会究竟是谁的工会

 

毛向辉:我稍微补充点资料。第一个是在富士康事件中中华全国总工会基本上是无声的,第二个深圳工会写了一篇“致富士康工人的公开信”,说青年工人们你们应该如何如何,所以大家质问的就是工会究竟是谁的工会。另外就是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罢工事件,我都是从网络上得到的,可我知道在《工人日报》上是没有的。

 

在禁令之外媒体依然有很大空间

 

闾丘露薇:刚才大家讲了很多都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的内容,作为一个媒体人,我想谈谈我们可以做点什么。我很同意长平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限定在一个要跟体制对抗的境地,然后就没有空去做别的事情,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中宣部没有禁令的,是完全可以做的,只不过我们觉得自己很忙,我们要把大部分精力用来对抗体制。比方说资本的问题、血汗工厂的问题这在香港已经讲了太多年了,但是从香港媒体来说,因为对观众、读者的吸引力不大所以就少有报道。有的时候我们想去关注这些话题,就会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收视率会很低。因为整个社会对这样一个话题没有兴趣度和关注点,但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媒体就不做呢?这是一个媒体需要去取舍的。

前两年《时代》周刊做过一个封面报道,关于耐克的血汗工厂,按道理说同样的话题在大陆应该没有太多政策上的限制,但很可惜的是我们的媒体并没有太多关注。在富士康事件之后,我自己觉得这段时间看得比较有意思的报道是《卫报》,它有一篇报道是 IPHONE 4上市,旁边是富士康跳楼自杀的新闻。这里其实触及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这整个资本链是怎样的?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昨天FT有一篇文章也很有趣,就是香港最高价的天价楼成交失败,其实它看到的是什么?它看到的是对于这种奢侈生活的追求不是这个社会认可的,其实这也是触及到我们这个社会整个资本流向的问题。但是很可惜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媒体反而很少去触及。

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是我们自己价值观的问题,我们大部分的媒体人成长的背景、受教育的背景没有教我们去认识这些东西,所以当我们去做这些新闻的时候,因为来自于媒体人的判断,我们根本脑子不会去想到这些点,因为它们跟你是很陌生的。一些西方媒体,除去独立工会的套用,更多的是对于公民权利、人权等有一种深入肌肤的敏感,所以会看到这点。还是那句话,可以做得更精致一点。在这样的问题上大陆媒体的空间还是有的,那我们是不是变得更敏感一点?至少有一批媒体从业人员可以要求更高一点,可以更深入地探讨一些问题。

 

“自媒体”可以先精致起来

 

杜婷:顺着闾丘刚才讲的,我再补充一句,就是媒体能做什么。今天在座的各位,很多都是在网络上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媒体,也许我们不能够决定我们所在的媒体,比如凤凰卫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它们可以做什么,但从我们自己来说作为个人化的媒体,我们没有发行量、没有收视率的要求,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像长平刚才讲的可以做得更精致一点。我们不那么亲资本,尽量独立、客观,让我们自己先精细起来。

 

我们太习惯于把所有的问题都简单理解为政治体制的问题

 

潘毅:我认为我们太把中国现在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都简单理解成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其实在这一点我是希望能打开多一点空间出来。我并不是否定这是体制的问题,可是我们太执着于强调政治体制问题的时候,会把我们很多注意力移开,然后看不到下面的真实的民生等等情况。

 

媒体的兴趣总在批评政府

 

潘毅:再具体讲一个和媒体有关的事。我一直都会跟一些工人的个案,过去两年的时候我在跟一个迪士尼的工人,媒体对他一直没有兴趣,后来等他诉讼地方政府劳动局之后媒体就开始报道了,之前对他和资方的矛盾媒体一直没兴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媒体的兴趣是在批评政府,而不是真正想处理工人的劳资矛盾。如果说我们真的在处理他的劳资矛盾,那我们就会把这个人放到一个更加具体的生活、工作空间里,看清楚矛盾究竟是什么,到底是谁制造了不可避免的劳资冲突。但没有人关心这些,所以说我们的价值观还是太亲资本。

 

可不可以从资本的逻辑中走出来考虑一种新的生活模式?

 

潘毅:再说富士康,刚才有人说担心妖魔化富士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因为它也处于生产链条的一环,你会发现每个环节生存都很困难,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质疑整个链条的模式?我们越走进资本运作的逻辑里面,就会越发现问题,那我们能不能走出来?能不能尝试一种其他的生活可能性?我们能不能生产少一点的手提电话?能不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一种更直接的关系?能不能建立一种让每个人的工资水平和消费水平达到平衡又不会破坏环境的生活模式?在这些方面我们很少去思考,所以我们才会一下子就跌进资本的逻辑里。

农民工出现的背后是什么?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改革以后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要到外面去打工,开放把外资引进来。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退回到过去的生活中。说到过去的生活,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一个国内的学者写出一本比较好的书,让我们知道过去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我们对过去那段历史没有梳理?现在转进来的时候,所有的焦点都拿过去三十年那个政府的性质跟近三十年这政府的性质对比,这根本就是两码事。我们是要骂现在这个体制,它绝对是一个没有公民权利的制度,可是我们绝少会质疑富士康这种军事化的管理是不是也是一种独裁的管理体制。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我们自己来考虑一种新的生活模式、新的组织方式出来?新政治也好,新经济也好。这是我们较少讨论的问题。

 

媒体有了批判的立场才会有卖点

 

长平:我很理解潘毅说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个人觉得你有点过度担心媒体的立场,其实不用担心媒体会像西方的右派那样,媒体本质上其实是左派,它只有有了批判的立场它才有卖点。中国也是这样,有一段时间由于政府是左的,媒体成了介绍市场经济、资本、法制的教材,可能有十年的时间。所以有些媒体目前看上去好像是过度美化资本,但是媒体的本质决定了它最终是要转过来的。体现在中国的话你如果只看到南方集团的报纸,可能感觉好像所有的媒体都在说政治体制的问题,但放在全国的媒体环境中就不是这样了。你刚才也提到在富士康事件中大陆媒体倾向于从心理方面解读,好像年轻人心理比较脆弱这种,这就是媒体的事实,因为其他方面政府不允许媒体讲,所以他们只好放大年轻人心理脆弱这种可以说的因素。当然他们在说的时候不精致,不够真诚,这是另一个问题。

 

在中国批判政府和批判资本是一体的

 

长平:另外,批判政府和批判资本这两者是很难分开的,在中国我们批判政府其实就是在批判资本,他们是勾结在一起的。媒体报道富士康的问题,最生气的人是汪洋,汪洋出来大骂媒体。有些官员会引其他的理论,比如说自杀,有个官员就说你们媒体简直没有人性,因为你们的示范效应导致工人一个个跳楼,他还说得煞有介事。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们强调批判政府也好,资本也好,我觉得没必要把它截然分开,二者本来就是一体的。

我为什么要介绍你那本书给很多人看?从你那本书中一方面我们的确看到资本在这个社会中的力量,它的权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资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资本它有腐蚀政策的一面,包括在西方也是这样。我有一篇文章提到,我说富士康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它做了些什么,重要的是它不做什么。它应该权力归位,它的权力太大了,它把政府该做的事都做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说到底是政府放给他做还是资本抢过来做呢?我觉得其实是一回事。汪洋那么生气为什么?因为郭台铭之前就说了准备撤出深圳,他们就吓坏了。富士康成了一个资本的独立王国,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很难说是什么在起作用,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批判政府没有尽到责任是有道理的。如果政府强硬得起到了作用,可能资本的力量就会小一点。批判资本当然也有它独立的价值,但是我自己觉得资本的本性就是嗜血的,如果没有另外的权力来制约它就会很可怕。所以在权力链上资本的权力应该处于政治权力之下,现在的问题是资本超越了政治去处理很多问题。

个人简介
价值中国网荣誉总编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中国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网络传播学会常务理事。“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信息社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世界经济论坛社交媒体全球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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