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汉水文化(2)

——汉水流域早期文化发生史扫描 

潘世东

    汉水流域地处我国中部,介于黄河、长江两大水系之间, 是联系中国南北与东西的纽带，同时，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极富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的重要区域。正如梁中效先生所指出的:其上游,秦岭耸立于北,巴山绵亘于南,汉水横贯其中,形成两山夹一川的壮美地形;其下游,汉水挣脱大山束缚,尽情接纳两岸支流,奔驰在开阔的江汉平原上,水势浩荡,景色秀美。汉水河谷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东西的走廊。流域内的汉中盆地、南阳盆地和襄樊盆地,又是我国西部和中部地区南北交往的通道,在它们的周围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几个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西北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东北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平原,东南是以武汉为中心的江汉平原,西南是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历史上南北对立时期,双方的征伐攻守主要在黄河、长江之间的汉水、淮河流域进行,争夺的焦点是汉中、襄樊、寿春、徐州。这四个城市分别位于古代中国北方与南方联系的四条主要交通干线上,是所谓“天关”、“地机”、“九州咽喉”。就山川形势的险要来说,汉中、襄樊又在寿春、徐州之上。对此,南宋人张浚说:汉中“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晋朝人庾翼说:襄阳“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水陆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晋书·庾翼传》)

    汉水流域,不仅是一个极富政治、经济和战略意义的重要区域，同时，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更是一块极富渊源意义和独特贡献的沃野。据马强先生指出，20世纪大江南北的大量考古发现证明,华夏文明的起源并非完全在黄河流域,而是呈现多元的大面积多散点分布,其中汉水流域就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带,在我国考古学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汉水上游汉中地区先后发现西乡县李家村和南郑县龙岗寺两处新石器仰韶文化遗址,据科学测定,距今年代分别在7500年和6500年左右。其中龙岗遗址中大量的水稻碳化遗物以及其红陶器皿,李家村遗址中造型精美的骨雕人头像等都颇受考古学界重视,在“文革”后中国第一届考古学年会上分别被命名为“李家村文化”与“龙岗文化”,并且还被农史专家认为是中国水稻起源长江中游的重要证据。此外,在汉江沿线的安康、郧西、竹溪、竹山、郧县、丹江口、南漳、沙洋、襄樊、南阳、枣阳、京山、洪湖一带也发现有不少旧新石器遗存,这些史前文化带有明显的从半坡仰韶文化向屈家岭文化过渡的特征。龙岗文化从类型上属西安半坡文化,而李家村文化则与秦岭北麓宝鸡老官台文化十分相似,又被考古学界命名为老官台—李家村文化。此外,新近在汉水上游支流湑水之滨的城固宝山一带又发现了以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为主的宝山遗址,经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发掘,已经发现了大量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发现的回烟式陶窑还被考古学家赵丛苍教授命名为“中华第一窑”。这说明在华夏史前文明形成阶段,汉水流域就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域。夏商时代是中国上古国家出现和形成时期,汉水上游的褒国相传就是大禹所封,《尚书·禹贡》中有大禹“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记载。据《尚书·禹贡》,夏封天下九州,汉域分别属荆、梁二州。汉水沿线保存迄今的不少禹迹和大禹治水的传说,都说明夏与汉水流域的关系。夏在汉水上游分封的褒方国,应是夏王朝在秦岭以南的第一个诸侯国,这个褒国一直沿续到西周末期。关于商王朝的政治疆域,传统学术观点一般认为在淮河、秦岭以北中原—关中一线,文化所及也相应在这一平行区域。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陕南汉江支流湑水沿岸城固、洋县一带连续发现大量精美的商代青铜器,时间大约在武丁前后,打破了商文化西南不逾秦岭的定论,从而把商文化西南波及范围推到汉水上游,目前已为国内外商周史界所认可,并被写入大学历史专业课本。另据著名学者李伯谦等研究,商周巴、蜀等方国均在汉水上游的城固、南郑一带,后来才迁徙到大巴山以南的川东、川西定居下来;此外商周之际楚国也最早发祥于今陕南商洛丹水之阳,后来经过其先祖熊绎、熊弼等艰苦创业,才不断东扩,终于在春秋时雄踞江汉,成了南方赫赫大国。西周时汉水流域分布着褒、巴、蜀、酉、庸、濮、邓、楚、唐、骆、随等大大小小三十多个方国,大致属于周南、召南之域,其中楚的迅速发展壮大已构成对周王室的严重威胁,周昭王曾率师南伐,竟溺毙于汉江;春秋战国时期,楚的发展更加迅猛,曾几度北上与晋齐秦等大国争霸中原,到战国时期更是七雄中之强国,与强秦相抗衡。而汉水下游的唐、随、邓等国文化也十分发达,1972年发现挖掘的春秋随国曾侯乙墓中精美绝伦的大型编钟,已被国内外考古学界公认是代表春秋音乐文化的绝响。而以楚辞及鲜明的楚地浪漫奔放民风为代表风格的汉水流域文化独领风骚,则构成先秦华夏文明色彩斑澜的一大板块。秦汉时期是中华文明第一次大整合阶段,由于特殊的地理方位,汉水流域成为秦、楚、巴、蜀乃至三晋文化的交汇地带,特别是两汉时期,融合战国秦楚两大文化流风余韵而形成的刚健豪放兼激越浪漫风格的汉代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文明主旋律,而汉代文化精神基调却是楚文化。两汉王朝均崛起于汉水流域,西汉王朝发祥于汉水上游汉中一带,秦亡后刘邦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领汉中、巴蜀之地。刘邦集团在汉中用张良、韩信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反击三秦,最终歼灭项羽,建汉立国。汉高祖定国号为汉,显然有取纪念汉王发迹汉中之意,所以后人对汉中有“汉中开汉业”的评价。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风潮中,光武帝刘秀集团同样兴起于汉水中游的南阳地区,依靠南阳颍川豪门大族支持起家,以重建汉祚为政治目标,奋战天下,终于建立东汉王朝。由于两汉时期是中国文化由先秦华夏多元文化向汉民族统一文化过渡并定形期,因此这一时期华夏文化这一概念逐渐被汉文化替代,出现了诸如汉人、汉语、汉族、汉家、汉文、汉诗等称谓。汉水流域在两汉王朝建立与汉民族文化整合中所起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离开了汉水流域,汉王朝、汉文化将无从谈起。2004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对汉水流域古老文明发展轨迹的报道，给了汉水文化一个客观的历史定位：汉水地下文化藏量远远超过长江三峡，其文化价值不可限量。“地跨湖北、河南两省的丹江口水库淹没区、移民安置区和总干渠渠线涉及文物众多，文物遗存十分丰富。据专家估计，在丹江口水库二期工程170米水位淹没区内的古墓有近万座之多；…….总干渠所经过的区域自古就是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化底蕴深厚的地区，涉及文物点之多前所未有，如：旧石器时代的化石地点、楚文化遗存、中原古代文明发祥地等。文物部门估价，该沿线文物可以说是一部具体而微的中原文明编年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