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庶
虽然国美电器黄光裕的案子早已不是新闻，但读了凤凰网的文章‘黄光裕的“钱力”与脆弱的权力’一文，仍然产生难以控制的感慨。
知道国美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随着国美在家电卖场方面颠覆性的商业模式的成功，黄光裕的大名也就如雷贯耳，家喻户晓了。当时的家电还是非常紧俏的商品，要买到进口原装的电视、录像机、摄像机之类的商品一般只有要到出国人员服务部才行，再有就是国美电器了。当时的国美还是一般的门店，不像现在的超级卖场连锁店，记得我的一台JVC录像机就是在当时国美西四的一个小店买的，正经用了很长时间，现在早已不用了，但想当时租借录像带看电影的日子还是有点意犹未尽似的。
说实话，无可否认黄光裕是一个商业奇才，在搞活家电行业这个电器产业链方面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假使没有黄光裕或者国美模式，我们的家电产业或者不会发展这么快，我这样说应该不是夸张，因为站在制造业的角度来看，前端是设计研发，中间是制造，后端是流通服务，或者叫后制造业。没有后端的产品顺畅流向消费者手中，前面的就都会有问题，研发生产也就失去了意义。最近我们也在提起后制造业的问题，据说我国政府准备在“十二五”计划中也要加强后制造业的推进工作。这里肯定了黄光裕的商业能力和贡献，但正如《圣经》所说我们生来就是有罪的一样，大多数的商人或许都与生俱来的带有“原罪”，当然也有“后罪”，这点在理论界和法律界早就有过探讨，站在罪与罚和公平公正的立场来看，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犯罪付出代价。
上面谈到国美和家电行业，其实远不止于此。一次在和朋友聊天时，朋友问我，你们MARKETING一般如何进行市场划分？我说简单，可以按区域划分，如华北、华东、华南、西北等等；也可以按行业划分，如航空航天、汽车、机械、高科技电子等行业，另外还有一个“腐败业”。朋友听后哈哈大笑……
面对现实的环境，仔细想来，有时你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有罪的，正如一次听报告结束时有人提问报告人说：“大家认为XXX如何如何，你怎么看？”报告人在回答完之后特意加了一句：“其实我也不干净！”
絮絮叨叨发了些感慨，其实还是希望看到一个干净的空间，环境差并不能成为我们有“罪”理由……
转载：以下文章来源凤凰网
http://news.ifeng.com/opinion/politics/200912/1223_6438_1484691.shtml
黄光裕的“钱力”与脆弱的权力
黄光裕案就要开庭审理了，迄今已有原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原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原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等涉案高官落马。媒体近日又报道，上海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朱影涉入此案，日前正式被刑拘。曾有人评论说，黄光裕案证明了资本的邪恶。如果换一个观察角度，也可以感慨，收买权力其实不难。
一种持平之论说，钱无所谓善恶，关键是人怎么看待它运用它。
黄光裕一度是中国首富，他有的是钱。应当说，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勤劳致富的，这名成功企业家旗下的国美电器为不少企业提供了销售平台，为很多人提供了饭碗。黄光裕的金钱进入商业流通领域后，就变成一种社会资本，这为黄光裕带来了财富，也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福利。在这一面，金钱表现为善。
但金钱作为一种等价物，它可以用于收买，包括该买的和不该买的。不是金钱一定要收买它不该收买的东西，而是掌握金钱的人运用金钱作恶。检察机关对黄光裕的指控，据称主要是内幕交易罪和行贿罪。陈绍基、王华元、郑少东具体如何涉及此案，目前缺乏相关信息，难下结论。但这些人大多分布在政法、纪检系统，他们能为黄光裕办的事，大概就是替他的不法情事撑腰。自然，这少不了一桩桩钱权交易。
通过钱权交易，黄光裕买到一部分权力，然后以权制权，达到以小搏大发横财的目的。从时间上看，先有钱之恶，再有权之恶。而在权力作恶之后，金钱也就更加邪恶了。黄光裕有的是钱，而在权力从旁协助之后，资本才可能在邪恶的方向上发展。国家设定的游戏规则，在黄光裕面前有等于无。除了行贿，如果黄光裕被判定有更多罪行，那一定是金钱与权力合谋的结果。
资本之恶，黄光裕是一个例子，华尔街之于金融危机也是一个例子。对于资本的力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孙中山主张“节制”。但在资本与权力的关系上，我看到了中外的某种差异。华尔街出了一批巨骗，这些巨骗逃避了政府监管，自己发了财，投资者遭了殃。美国政府在其中的责任，是“监管不力”，并无官员涉入。而黄光裕作为中国首富锒铛入狱，却把一批大小官员拉下水，完全可以说，权力本身成了金钱作恶的同谋。
黄光裕案提醒我们，必须警惕资本的力量，而政府目前所要做的，就是加强对市场的规范和监管，包括强有力监管资本的流动。而要规范市场与监管资本，必须首先规范权力，对权力运作进行有效监管。从贪官受贿之巨，我看到钱权交易的兴旺发达；从贪官拿钱不多，我又看到权力被贱卖，而在权力被贱卖的背后，则显然是一种权力的“无主”状态。
黄光裕要受到审判，落马的贪官要受到审判，被交易的权力也要有反思。掌握资本的是有人性弱点的人，所以要节制资本。掌握权力的也是有人性弱点的人，所以也要节制权力。如果权力不受节制，以美国企业家拥有资本之巨，岂不是要把满朝官员都拉下马来？对贪官处以刑罚，这是节制权力的一种办法。更为关键的是，着眼于权力本身。
问题富豪背后为何少不了问题官员
作者:禾刀
媒体消息说，深圳首富黄茂如被传涉及内地首富黄光裕一案遭公安机关带走，但目前该消息没有得到证实。各类富豪榜向来被称为“杀猪榜”，意谓上榜中人特别容易“出问题”，这次可能又一次被验证。
问题富豪占10年百富榜总人数仅3.7%，对富豪群体主流似乎构不成什么威胁。不过，从涉案金额以及社会影响来看，其负面作用之大令人瞠目结舌。虽然没有永远屹立不倒的富豪，但如果富豪前仆后继绊倒在法律面前，至少意味着社会造富路径有纠偏的必要。
注意到，紧随问题富豪其后的，往往是身世显赫的高官接二连三翻落马下。许多时候，问题富豪表面看来“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而一些手握重权的官员也表现出迫不得已、无可奈何，但在这背后到底有多少官商勾结内幕？眼下的事实是，每一次内幕的揭开，几乎均显露出权力寻租的肆意张狂。
不久前，在《南方周末》创刊25周年庆祝活动上，万科董事长王石在主办方提供的几个标签中，为自己选择了“不行贿”。在随后的发言中，王石透露了万科“不行贿”的商业道德底线及其受到的广泛质疑:一次企业家论坛上，他与一位嘉宾先后发言，“我讲我不行贿，下面没有掌声；他讲他行贿的时候，下面掌声雷动。我坐在台上多少有点尴尬。”(《新京报》
行贿者有市场受人追捧，不行贿成孤家寡人备受冷落。在一个崇尚灰色哲学的权力变现环境里，不行贿意味着很可能丧失一个博得权力者好感，从而或抢占政策先机、或打政策擦边球、或拿政策作内幕交易的丰厚回报良机。富豪的话语代表是钱，官员的话语代表是权，在“你恩我爱”的情形下，如果权力本身不具有高度自警意识，如果各项监管措施效率不高，如果权力违规成本很低，官商勾结的风险必然很小，官商勾结就必然成为一些人的选项。
实际上，那些致力于利润最大化的商人，很容易在权力的诱惑与胁迫夹击下就范，投“权”所好。事实上，也正是官商勾结的高回报，才造就一些富商攀附权力高枝后，财富得以超常规速度增长的不正常现象。
问题富豪背后为什么总少不了问题官员？客观讲，即便法制再健全的社会也难以避免不会出现问题富豪，但如果富豪接二连三倒掉，而且背后又屡屡出现官商勾结的影子，那么至少应从社会机制和法律角度这两个方面，深入反思社会造富路径的健康问题，毕竟这是培养公众信赖与景仰致富模范的根本，也是更多人走向成功的康庄大道。
胡润百富榜背后难以承受的财富游戏
作者:单士兵
现在的胡润百富榜，也是特定年代财富激荡的表征。今年胡润百富榜的前十位排名，呈现了巨大的变化，自然也关联着特定的时代元素。比如，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语境下，有的人在危局中沦陷，有的人却找到了新的机遇。
过去一年有太多财富故事，也讲述了富豪们跌宕起伏的命运。比如，在去年前十名中，首富黄光裕被捕入狱和榜眼杜双华的日照钢铁被国企山东钢铁收购，就给《2009胡润百富榜》前十位的排名带来巨大变化；还有荣智健，可以算得上国际金融危机下最大的受害者，现在的排名只有37位。一纸胡润百富榜，能够唤醒人们太多商业记忆，从中品味这个时代的“财富游戏”。
生活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财富阶层的身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场域内，随时扮演起新的角色。如果把财富阶层角色的变化作为一个切口，就很容易探寻到一些“财富游戏”的本质。当去年的首富黄光裕今年寄身于深牢大狱，人们看到了违规进行资本运作、非法挪用资金以及行贿官员之类的丑行，一定会感叹市场原来是可以如此操纵的。财富英雄的囚徒命运，其实不只是一个人的罪行，而是市场的悲情。
这种昔日英雄的挽歌，让今年变化巨大的胡润百富榜给人五味杂陈的感觉。市场是个好东西，谁都希望百富榜上的财富英雄都是市场弄潮儿，能在金融海啸的浪尖上笑看风云。但必须承认，在今天，绝对纯洁健康的市场环境还只存在于童话世界。以金钱摆平权力，以权力换取市场，目标功利化、行为短期化的投机行为，依旧有着巨大的生长空间。于是，权力赐予财富，非法投机敛财，仍然是一根强力运转的轴，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这个时代的财富游戏。今天有谁在百富榜上笑，或许明天就有谁在百富榜下笑。
诚然，市场竞争也是风起云涌，此起彼伏，胡润百富榜的落点也应该呈现变化。但是，在健康市场环境下，财富阶层的身份变化，却不应是这样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毕竟，这种不透明、不稳定、不均衡，并不是仅仅由市场力量主导的，它背后存在着非市场因素的可怕推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在财富与权力之间，现在仍然缺乏明晰的分界。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市场力量，并没有完全处于一个充分平等的博弈平台。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走上胡润百富榜的富豪往往难以摆脱“杀猪”的命运。一些制度陷阱的存在，让胡润百富榜向世人展示着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财富游戏。
随着公众财富理性意识的增长，审视胡润财富榜的价值，是应该向梳理背后的经济规律与社会制度进行重大转身了。比如，对于今年新晋百富榜前十位的那多达7位的企业家，他们财富生长的规律就值得探寻。他们的市场运行包含着怎样特定的经济价值要素？在市场弄潮儿的身份背后，到底有没有一片野蛮生长的领地呢？这个巨大变化的百富榜其实也就是对社会财富进行分配的表征，这里面到底有没有损害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的现象，这些富豪们到底有着怎样的财富伦理与财富文化呢？搞清楚这一切，或许可以铺陈出这个时代经济社会的清晰路标。
“这是一段不可复制的岁月，因为即使混沌，却存在新的可能性。”这是吴晓波在《激荡30年》说的话。一纸胡润百富榜，一场变化复杂的财富游戏，其实也包含着太多的混沌与可能。我们不希望在混沌中有着罪恶与不公，只希望在可能中孕育公平与正义。而这一切，都需要使这个时代的财富游戏真正形成公平的规则。
富豪纯洁度与仇富心态的纠结
作者：马红漫
围绕“富豪”的任何新闻都吸引大众的眼球。近日，《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特别报告》发布，首次对落马富豪进行了盘点。这份报告披露，10年来登陆胡润百富榜、财富令人艳羡的1330位中国富豪们，有49位发生了各种变故，其中17人获刑入狱，3人待宣判。
在胡润看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近10年来，大部分企业家都能带领企业健康成长。而牟其中、唐万新、顾雏军、周正毅等人的落马，大多因挪用资金、诈骗、行贿等不轨行为而自毁前程。然而，这一结论却难以彻底解释清楚普通民众对内地富豪“纯洁性”的一贯质疑。
一般而言，只要市场竞争环境相对公平，被冠以“富豪”光环的人士必然要拥有超人的智慧并付出艰辛的努力，本应该成为激励世人努力的典范。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初成之际，许多经济领域其实一直与行政力量因素纠缠在一起，也正因此，一些富豪的诞生难免与灰色领域产生交集，是为国内“仇富”心态滋生的根源所在。笔者建议，不妨让这份“特别报告”的出炉，再次成为全面客观审视国内富豪现象的契机。
事实上，所谓的“富豪榜”中外皆有，两者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上榜者态度迥异。国外上榜者视之为荣耀，而国内一些富人却往往避之而不及。其二，排名主办方信息掌控程度不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想完全隐藏个人的财富规模难度极大；而国内相关数据的公开程度却无法与之企及，《2009胡润财富报告》因此提出了“隐形富豪”的概念，在排名中就考虑到了一些主观因素。
国人不愿露富，除了“低调”的传统思维影响外，富豪们“闷声发财”的另一个因素恐怕就是对创富秘诀的本能回避。以曾经傲居胡润榜“中国首富”的黄光裕为例，虽然他之后财富的几何倍增长得益于资本市场，但是其发家的基础还是实体企业。国美电器在黄光裕的带领下，由北京珠市口一间几十平方米的小店一举成为家电零售商的“巨擘”。世人皆称，这一迅速崛起的过程缔造了国内家电零售业的神话。如今，随着黄光裕锒铛入狱，各界对他进行了重新的审视。尽管已经有部分司法监管人员与之同案牵连，但他当初缔造“神话”究竟凭借的是何种“神力”，其中的发家细节至今仍不得而知。黄光裕固然只是个案，但以其“首富”的名头，又堪称为一个典型例证。近期被曝光的一些商业贿赂案件表明，时下寻租、商业贿赂等“潜规则”依然横行，甚至连一向秉持“公平竞争”理念的大型跨国公司都相继曝出“贿赂门”。以此逻辑推理，按照胡润这份特殊报告的结论来看，众多富豪们又如何能够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呢？
无须讳言，当下社会的确存在“仇富”心态，这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假如每个富豪的财富都能够一笔笔地说得清楚明白、每个公民只要勤奋努力就能拥有成为千万富翁的平等机会，那么，所谓的“仇富”心态也就会自然消失。但问题在于，只要行政干预下所引致的“超额利润”依然存在，市场内就不乏渴望跻身富豪行列的人士铤而走险。遗憾的是，当前内地的法律监管相对弱化，在客观上纵容了这一畸形“致富路”的通达。以挪用资金为例，如果发生在内地，当事人一般只要退回款项就可以高枕无忧，即便是无力偿还，也可通过诸多变通方式免于追查。三九集团与关联企业曾长期占用下属上市公司25亿元资金，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下，相关责任人仍然可以平稳退休；电广传媒资金遭大股东“侵占”后，最终通过“以股抵债”的“创新”方式了结。而黄宏生、黄光裕却因雷同的问题，都受到了香港地区刑事司法的起诉或制裁。可见，境内外针对商业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差异，不仅是影响富豪榜清白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从今天开始避免富豪们再被质疑的最有力途径与工具，这仍然需要内地监管部门从基本的规则开始学起。(作者系上海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人、经济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