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韩观感录
从中国来的旅游和访问者，到韩国后一般不会产生太多身处异国的感觉：除了随处可见的文字符号有点莫名其妙，再没有什么感到奇怪的地方。好多人来到首尔后会产生一种奇异的错觉，似乎自己正行走在中国南方的某个城市的街道上，尽管言语不通，心里却踏实，没有突然进入一个陌生的社会时通常出现的紧张和焦虑感。然而，在表面上的相似背后，却掩盖着细微的乃至根本性的文化上的差别。这些差别有的只要稍微留意一下就会注意到，有的则需要深入其社会生活之中，融入其人际关系之内，经过与中国文化的深入对比，才能体辨出来。下面是笔者在韩生活一年后所收获的一些散乱的印象和观感，尽管属浮光掠影，也堪称一偏之见，希望有助于国人加深对韩国的认识和理解。
总的感觉，韩国人生活得忙碌而安然，很少见到中国城市里那种熙熙攘攘的杂乱景况。以韩国最大的都市首尔为例：街道上行人不多，出行的人除了自驾车外，大部分选择乘坐地铁。堵车现象也经常出现，但人们都耐心等待，绝不会出现喇叭乱鸣、奋勇争先的景象。交通规则对韩国人来说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管制措施，而成为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习惯：即便在夜深人稀、看起来“根本不需要红绿灯”的情况下，也不会出现闯红灯的现象；在斑马线前，司机们都会“谦卑”停下来，耐心地等待行人通过，在中国弱势惯了的我们一开始不习惯这样的礼遇，所以经常出现车等人、人让车的尴尬情况。首尔的地铁四通八达，乘坐起来舒适又便利。韩国人生活节奏很快，经常看到穿行于地铁的上班族带着一副疲倦的面容，很多人一坐下来就开始打迷糊，有些精力旺盛的年轻人则见缝插针地玩手机游戏，还会不时地看到某位女士拿出镜子、眉笔之类装备，旁若无人地化起妆来。有些线路和某些线路的个别时段人流大，有时很拥挤，但上车时人们都能自觉排队，上车后都能随遇而安，很少听到争吵和怨言。有人下车空出座位时，人们似乎也遵循着某种隐约的秩序行事：由离得最近的人递补上去，如果有两个人离得同样近，人们往往先停一下，看到对方没有动静时再坐下去，绝对看不到在中国地铁中所惯见的那种先把包扔过去占住位再说、或先把屁股掉过去以争取“有利位置”的“聪明人”。每节车厢都设有几个老弱病残专座，有时候这些座位就空着，旁边站着的年轻人也不会占用。地铁里的乞讨者也很文明，笔者在韩一年时间，从来没有看到死缠硬讨的情况，甚至连伸手讨要都不易见到：盲人乞讨者往往持一个小盘子，挂一个小音响，面无表情地、缓缓地一路走过去，只是在有人向盘子里扔进钱币时才表示一下感谢；其他有残疾或有特殊情况的人采取的则是一种更含蓄的方式：向乘客分发“乞讨书”或一块口香糖、巧克力之类的小玩意，愿意赞助的人会把零钱包在“乞讨书”里，或跟收到的小玩意放在一起，等待乞讨者前来回收。
初来韩国的人，还会有一个几乎共同的印象，即它没有想象中的先进与繁华。的确，与中国奢华无限的大都市相比，包括首尔在内的韩国的城市显得有点其貌不扬，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总体上来说，韩国确实比中国富裕得多，并且这种富裕是社会的富裕而不是政府的富裕，是大众的富裕而不是特权者的富裕。数量众多而门票价格低廉的各种博物馆、美术馆，精心修饰而又设施齐备的各类公园、活动中心，随处可见的自动售货机和免费饮水机等等，无不昭示着韩国社会的发达和文明程度。也许最有说服力的是食堂和公共厕所。无论是在学校的餐厅还是各类就餐人数众多的大排档，都备有饮水机和餐巾纸，有的还提供免费咖啡。韩国的“化妆室”（公厕）系统非常完善，打扫得干净不说，还配有卫生纸、洗手液、烘手机（或用于擦手的面巾纸）等，即使在人流量非常大的公园、商业街、百货大楼等场所也不例外，当然都是免费的。
韩国人在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事务管理中体现出来的对细节的追求，也会给旅游者留下深刻印象。笔者刚到首尔时，曾收到一本名为《生活在首尔》的书，对外国人从购物、看病、处理日常垃圾到购车买房、子女上学、法律援助等大大小小事务都给予详细的指导，如果外国旅客因为语言障碍遇到难题，还可以随时拨打志愿者服务的电话，由志愿者以求助人的母语提供咨询。在各个城市的机场、车站以及各种景点和游览区，都有称为“案内”的信息咨询处，免费提供不同语言的各种地图、示意图——示意图完全是根据旅客的需要制作的，用起来非常方便，如登山的线路图会表明各个景点的里程、往返用时、海拔高度等。再以首尔的地铁为例：不同的线路用不同的颜色标志，如二号线是绿色，四号线是蓝色，一目了然；地铁站都用数字编号，记不住站名的外地旅客只要记住上下站的编号就行了，非常方便；去什么地方走几号出口，也标志得清清楚楚。旅游者只要一张地图在手，就能很容易地去所要去的地方。在公园、博物馆等公共场所，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的特殊需要是被优先考虑的，而不是偶尔被作为门面的点缀。韩国人喜欢爬山，坐落在首尔市区内的冠岳山、北汉山等名胜地常常游人如织，当地政府没有把这种稀缺资源用于“开发经营”，但管理得依然科学而富有人情味：进山的路径尽可能保持山野的风貌，路边栽植的花草也与周围的风景融为一体；每一条路线的转折处都树有方向指示牌；一些适合饮用的山泉被封闭起来，装上水龙头，旁边挂着大大小小的水舀，供游客使用，有的还在旁边建起凉棚，配有钟表、温度计等；在山腰或山顶一些适合休憩的地方，则建有凉亭及各种体育设施，包括专供老年人锻炼的器材，往往还备有呼啦圈、跳绳、毽子等健身用具。这种对细节的追求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为政理念，与中国各地大凡称得上风景的地方都被圈起来收钱、游客仅仅被作为管理和榨取的对象的情形相比，可谓相别天壤。在韩国，平常你看不到政府在什么地方，但政府所做的工作却处处呈现在人们眼前，因为各级官员都是对选民负责的，如何把事情做到民众的心坎里，是他们日常用心所在。
韩国人在建设和管理他们的国家中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的热爱和珍护，尤其使我们这些中国旅游者感叹不已。韩国的生产力水平和市场化程度远远领先于中国，但无论在什么地方，能保留自然面貌的就绝不代之以人工，更不会轻易地开发赢利。笔者在庆尚北道安东市的河回村参观时，发现村边的洛东江一点也没有受到现代工业文明的侵染，山清水净，草长鸟飞，一派天荒地老的景象令人向往，尤其是江边那长长的宽阔的沙滩更令人羡慕不已，它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起中国的环境现状：能带来经济利益的都被“开发”了。在我老家的村前有一条小河，我小时候河滩上还覆盖着大片大片细细的白沙，夏天时候我们小伙伴经常在上面玩栽瓜插柳的游戏，现在被挖得只剩下累累顽石了。
韩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珍惜也令人感动。在韩国各地旅游，经常发现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民俗村和民俗博物馆。在民俗村里，从生产生活情景的再现、居住样式和日常用品的展览，到民间工艺和技术的表演，可谓应有尽有。各地的民俗博物馆更是利用现代高科技的电子手段和富有匠心的艺术设计，展示了工业化以前当地基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展览的内容从日用品、生产工具、民间工艺到礼仪场景，小大不遗，面面俱到，从其中对每个细节的用心追求上，可以看出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无比珍重和发自心底的民族自豪感。这种“用心”做出来的东西与国内各地那些旨在展示政绩和追求经济效益的所谓民俗展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对现实中积极的文化元素及其生产力，韩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更是珍护有加，努力为之，突出的表现即“韩流”的制造和输出。所谓韩流，是狡猾的韩国人处心积虑吹出的一些美丽的肥皂泡——主要以“韩剧”、“韩服”为载体向他国输出的一种浅薄的文化风尚，其目的是通过制造和引导精神性需求谋取实际的市场利益。以韩剧为例：引领时尚的俊男靓女、精心剪裁的现代生活的优雅和精致、舒缓而从容的节奏、富有人情味的戏剧化情节，制造了一个个迷人的成人的童话，影响了其它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民众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趣味，使构造童话的每一块砖石——从明星的发型、服饰、用品、坐车到影视的外景拍摄地等等——都成为无限扩展的市场的元素。韩国民众甚至学术界提到韩流时总是带有一种沾沾自喜的心态，他们认为这是韩国国际影响力增强的体现，因而韩国各级政府都制定了相关政策刺激韩流的发展，许多名牌大学开设了韩流文化研究专业。在笔者看来，由于缺乏坚实的文化根基，韩流注定只是大众时髦的过眼云烟，但韩国人所表现出来的清醒而坚定的文化战略意识却值得我们借鉴。文化经营力是民族国家竞争制胜的根本，对此我们的政府和学术界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记得去年某个时候有外国势力“批评”中国的孔子学院“输出价值观”，有关部门赶紧出来辟谣表态：创办孔子学院的宗旨是促进国际文化交流，绝对不搞价值观输出。真是糊涂得令人莫名其妙啊！国际交流不交流价值观交流什么？孔子学院不输出价值观输出什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不是输出价值观，而在于输出的方式和具体内容。中国不应该以军事威慑和经济要挟为手段推销自己的价值观，但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传统的大国，有责任也有义务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向其它民族推介体现着中华智慧的人生理念和社会信仰——它理应成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而文化作为人类生存斗争的形式和方式，时刻表现为源自传统的现实生成与创新之力——文化就是经济，就是政治，无论是国际市场的开拓还是地缘政治中的区域一体化建设，依赖的都是文化的力量。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中华崛起的过程就是对外输出价值观的过程，中华民族的文化影响全世界的生活方式之时，才是我们国家真正繁荣富强之日。
至于韩国的饮食，似乎没什么可说的但又不得不说，因为它是韩国特色的最重要的体现。经常有韩国朋友向笔者问起对韩餐的评价，大多数时候仅仅因为不愿让对方失望而答以“味道不错”、“我很喜欢”之类外交辞令。韩餐一般只有一个主菜，此外就是几个或一大堆盛着各种辅菜的小盘子，每个盘子里一丁点东西，有时候干掉十几个盘子后肚子里依旧悬悬然踏实不下来。肉类以烤食为主，因而肥瘦适中的五花肉最受追捧，而中国人喜欢的后臀和里脊肉则门前冷落；蔬菜一般是生吃，用来包裹烤肉或直接拌在米饭里。对于习惯了奢侈和厚味的中国食客来说，韩国的饭菜实在有点质朴甚至简陋，但无疑这是一种更加健康的饮食方式和习惯。
牛肉在韩国很贵重，价格是猪肉的三倍以上，韩国自己生产的更贵一些。看到韩国人在面对一餐高档烤牛肉时流露出来的那种诚惶诚恐的幸福感，人们不能不感到有点困惑：牛肉就真的那么好吃吗？
韩国民众大量食用牛肉是从上世纪50年代美国大兵进驻后开始的（此前与中国一样，除了在祭祀、战争和灾荒等特殊情况下是不杀牛的，老百姓能食用的只是老病的耕牛），因而一开始就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标志，加之历届韩国政府以政策手段维持了其数量的稀缺性（杜绝进口或严格限制进口的数量），使牛肉成为了寄托着整个民族之情感需求的拜物教对象。另外，韩餐的工艺不具备中餐那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制作手段的单一也有助于牛肉独尊地位的形成。在中餐那里，任何寻常的原料经厨师妙手点化即可活色生香，因而任何菜品都不会形成建立在原料层面的低级霸权。
同日本人一样，韩国人在面对他们的食物时往往表现出一种近乎宗教性的虔敬，经常是一个很普通的菜也吃得津津有味，心满意足。长期处在国小民贫的自然状态下，相对封闭的环境又使社会结构保留了较强的血缘有机性，权力对生存资源的榨取能力一直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社会上层的奢侈性消费得不到持续发育的机会，因而韩国人的饮食文化与其本然功能相去未远。笔者曾参观过当年权势之家最奢华的宴席上摆出的果品——据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访问河回村时曾享受过此等礼遇——炫耀的只是数量的众多和人工的繁重：用蜂蜜粘在一起的松仁、白果、核桃仁等干果高得像一座座小山，与码在一起的各种点心筑成一道横亘在客人面前的城墙。这完全是一种透着拙朴气的穷人的奢侈，从中看不到成熟的饮食文化才具有的精致和高雅。
相比之下，韩国的民风还是有点质朴的。在商场里购物，一般不需要讨价还价，即便讨价还价，也很简单，三两个回合即可摸清对方的底线，不像在中国那样需要旁敲侧击，斗智斗勇。农贸市场上很少用称，一般都是论堆、论个卖，如水果、蔬菜等都提前装在大小不一的小竹盘里，顾客问明价钱拿起来倒进购物袋里即可，这对言语不通的外国人来说非常方便；谷物及干果类则用一种斗型的小方盒度量，显然是古代遗制。在中国，那些贩卖水果、蔬菜的小贩被称为“耍称杆”的，不会在称上使手段就是不会做买卖，韩国人显然没有想到过也开发一下这样的小机巧。总而言之，韩国人显得有点笨，然而，想一想国人在制造苏丹红咸鸭蛋、三氯氰胺牛奶中所表现出来的绝顶聪明，真不知道是应该感到自豪呢还是悲哀。
韩国人对自己的外在形象非常在意，无论是清纯少女还是半老徐娘抑或龙钟老太，对自己的容饰无不精益求精。韩国人把厕所称作“化妆室”，化妆对他（她）们来说就是生活本身的内容，是需要随时随地尽意为之的，所以韩国多镜子，无论是在学校、公司的门口还是地铁的车厢里、公寓的电梯里，到处都能看到，甚至钥匙扣、钱包、名片夹、手机壳等小物件也被装上了各式各样的镜子。这种对容饰的重视在男人中也同样突出。除了经典的“西装革履”、“油头粉面”，韩国男人正致力于在不同的层面引领世界男人形象的新风尚：美容早已不是女人和演艺明星们的专利，香水、口红甚至眼线笔成为越来越多的男人们的必需品，“镜子不离手，牙刷不离口，常去美容店里走”成为年轻一代的新时髦。
与中国的男人相比，韩国的男人更关注自己的角色认同和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因为他们生活在更狭小的群体圈子里，更严格的等级秩序里，更表面的仪式性氛围里。在韩国生活时间长的中国人都抱怨很难同韩国人结成倾心相与的朋友。其实，韩国人自己之间的交往也都是比较表面的。中国江湖社会中生死兄弟的金兰结义，以及君子名士之间高山流水的知音之交，韩国的男人是理解不了的，社会形态的高度同质化决定了他们行为方式的趋同性：对群体的依赖和由此而生的对权威的自愿服从以及同伴之间的争强斗胜。韩国男人喜欢喝酒，并且凡喝必醉，有时候醉酒似乎成了目的本身，拿起酒杯便直奔这个目标而去，这是因为他们把喝酒仪式化了：只有在最好的朋友面前才会不拘小节，袒露原形，我醉了，说明我对这个集体是忠诚的，没有任何保留。每天生活在这种刻意营造的氛围里，把仪式化了的生活当作真实的需要，想必是很累人的，因此韩国男人有了表达个人意志的机会往往不会放过。有人这样描述日本人、韩国人和中国人的区别：假设一个十人以上的旅游团，刚从飞机场出来。如果有一个人在讲，其他人一边侧耳倾听，一边不时地点头哈腰地附和一下，那肯定是日本人；如果一个人在讲，其他人吵吵嚷嚷地争相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一定是韩国人；一个人在讲，只有一部分人在听，其他人则在一旁溜溜达达，左顾右盼，必是中国人无疑。在还没有人出来一锤定音的情况下，韩国人乐于表现一下他们的才能和魄力。我想，把韩国的男人圈子比作狗群（没有贬义）再恰当不过了：充满了争吵和冲突，但也遵守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发表意见时声响很大（群犬争吠），一旦接受了现实又能归心俯首。就是说，韩国男人的情绪表达有时候是很激烈的，在群情相激的情况下容易走向极端，但那往往带有做给别人看的表演的成分，所以平息起来并不难。举一个例子：当年为了拒绝进口美国牛肉，有人切指，有人自焚，大有与美国牛不共戴天之势，但等到美国牛肉真的进来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再说一下韩国的女人。韩国的女人比较精致耐看，这固然是因为灵山秀水加上健康的饮食习惯使她们拥有了比较优秀的身体条件，更重要的是因为从小她们就在长辈的督导下按照社会给予的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用心地修饰和打磨自己。韩国的女人是被制造和加工出来的。据说现在的女孩子在升大学之前，都要由家长带领去美容院进行一番系统的改造和包装，以求将来在婚姻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她们从小就为将来嫁人做准备。对于精致的生活趣味和淑女风范，她们因为训练有素而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因而不必像中国女人那样只能靠了自己的努力在变幻不定的时尚中追寻适合自己的风格。在对自己身体的装饰方面，韩国女人很懂得扬长避短：胸比较小，所以包得比较严实；腿比较细，因而尽可能露在外面。看来韩国的女人对自己的美腿非常自豪，即使寒风刺骨的冬天也不愿遮起来，使人很为她们的膝关节担心，不过炎炎夏日里美女成群，玉腿如林，于熙熙的人流中构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却也使人神清气爽。因为下装以短裤、短裙为主，倘若上面的着装再过于紧凑难免精干有余而韵味不足，所以很多腿长的韩国女孩喜欢穿长大、宽松的上装，于漫不经意间营造出一种出水荷盖般婷婷袅袅的风致。有些女孩不懂得这个道理，不顾自己的体型情况盲目效颦，结果把自己包裹成一个头重脚轻的大陀螺，惨不忍睹。总地说来，韩服那种剑走偏锋的不对称设计、近乎夸张的极端化造型（肥则肥极，瘦则瘦尽），只有穿在外冷内热的韩国女孩身上，才会现出动人的韵味。
韩国人性格中最易被人诟病的，莫过于那种夜郎自大式的盲目与狭隘，这大概与他们民族生活的环境和成长的经历有关吧。僻处东北亚半岛，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影子里，又时刻面临着来于海上的日本民族的压力，使韩国人形成了自卑与傲慢同构、激烈与驯顺共存的矛盾性格。国势强大后，出于心理补偿的内在需要，这种民族性格上的矛盾结构向一端倾斜，使韩国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地发酵为白日梦式的自大狂：满足于固陋，甚至无视事实，根据愿望或想象去认识世界，确认自我：“中国也有像63大厦那样的摩天大楼吗？”“中国也有地铁吗？”没来过中国的韩国人经常会抛出这样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傻瓜问题。在这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根深蒂固的傲慢和虚荣使他们宁愿闭视塞听。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许多观点是经不住事实验证的，他们采取的对策是不去验证，于是，诸如“韩文是世界上最美丽最科学的文字”、“泡菜是最有味道最富营养的腌制蔬菜”、“蔚山岩是东洋最大的岩石群”、“北汉山是世界上游客密度最大的风景区”、“洛山寺海边的观音像是东洋最大的石造观音像”之类几乎是一厢情愿的结论被煞有介事地津津乐道。
这种不可救药的自大和虚荣使他们对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文化采取了一种不光彩的主观实用主义态度，即完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解释和建构。现在的韩国人就像一个出身卑微却又不安于现状的野心勃勃的青年，在有所成就后急于获得别人的关注与喝彩，却忌讳向人谈起在他自己看来并不光彩的来历和出身。尽管传统价值仍然是维系韩国社会的主要的结构性力量之一，但多数韩国人却下定决心要割断与历史的联系。一方面，通过彻底实行“去汉化”和全面推行西式教育，凸显韩国的当前成就和文化独特性，把“历史”隐藏进“现在”的影子下；另一方面，通过删减、填充、虚化、上色等系列技术手段对历史真相进行整容，甚至通过简单的逻辑关联进行无限发挥，去建构一个合乎自己的意愿的“过去”——于是，传说中的檀君时代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官方编纂的正史，孔子被证明带有韩民族血统，东北及华北大部被论证为韩国曾经的领土，浑天仪和活字印刷术成了世宗大王的发明，韩医则是与西医并峙的东洋文明的伟大遗产（中医是不存在的）……其论证之奇妙，结论之大胆，实在匪夷所思，令人瞠目。这与日本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日本人也许瞧不上现实的中国，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怀有敬意的，也不忌讳曾经作为中国的学生这一基本史实；韩国人不同，对受于中国的文化之惠闭口不提，对曾经以“小中华”自负的经历讳莫如深，大肆讲述的都是英雄志士抗击外族侵略的光辉业迹。这种自我灌水的历史文化观使得整个大韩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坐标，不知道自己是谁，将要到哪里去。韩国的大部分历史文献是用汉字书写的，几乎所有文化古迹的额匾、题联是用汉字写的，但能够释读汉字的国民却少得可怜。
再谈一下韩国的价值体系和社会教育问题。以儒家理念为主流的传统价值是维系韩国社会的重要纽带，这一点体现在韩国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但如果认为韩国就是一个儒教国家，体现的是什么“亚洲价值”，那就有点想当然了。韩国社会对儒学的接受，主要集中在“礼”这个维度，体现为对权威和秩序的顺从，至于在信仰层面对仁者之境与君子气象的追求，在韩国生活中是看不到踪迹的。在处理具体事务的理念和方式上，韩国人完全西方化了，并且表现得像一个有点笨拙的“好”学生：死守条文，拒绝任何东方式的人际灵活性。去年8月份同笔者一起入住首尔大学BK馆（为国际交流学者建立的公寓）的共有30余位中国学者，当时大家都收到了一份规定详尽的入住合同，附有室内设施和用品明细，公寓管理方要求我们逐项检查，签字确认。我们这些大大咧咧惯了的中国人都近乎随意地把字签了，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到时候只要不是太过分，对“国际友人”应当不会太计较的。然而，韩国人以实际行动给我们上了结结实实的一堂法制课：完全按合同办事，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在退房时，至少有六七个人的冰箱内的制冰盒发现了裂纹，显然是产品质量问题，却被要求全价赔偿；还有一位学者的卫生间门的背面上部发现了一个坑，他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结果被要求按照一扇新门的价值赔偿。有的学者提出抗议，认为有失公平，对方的答复是：这样的意见应该在签合同时提出来，既然签字认可了，就应当严格遵守。
仅从统计数据上看，韩国算得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目前基督徒大约有1800万人，占总人口比例的39％，再加上天主教徒就突破了50%。当然，佛教在基层尤其是在农村也还是很有市场的。无论是信基督教还是佛教，韩国人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实用主义的倾向，这倒是儒文化圈各民族的共同特点。韩国战后的社会精英都是英美培养的，只有入了基督教，才能成为这个小圈子的成员而得以分享现实的利益，由此基本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韩国人成了基督徒。除了到处可见的教堂，实际上看不出基督教对韩国民众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目前韩国基督教海外传教士达10000多人，仅次于美国而位居世界第二，遍布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韩国基督教会已经打入到美国宗教界，在美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从总体上看，很难说韩国基督徒传教四方是为信仰所驱动：与其说他们是出于奉献的热忱，还不如说是出于“与国际接轨”的现实的考量——二鬼子总是比真鬼子更卖力的，因为他们迫切希望成为真鬼子。
同中国人一样，韩国人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各种特训班和补习班为家长们所追捧，数额巨大的课外教育费成为许多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这一点同中国的情况有的一比。家长对子女期望和扶持过多，不仅使他们提前面临了生存竞争的压力，而且会剥夺他们按照生命自然成长的逻辑体验和感受生活的许多契机，从每一个生命的独特性来说，这对他们也许是不公平的，看来韩国的家长同中国的一样，需要换一种理念对自己的做法进行反思。也许最后决定一个民族之成败的，只是这样一些细节的问题。
韩国大学多，应届生升学率达到80%以上，近年来由于经济不景气就业问题变得严重起来，专业设置僵化、教学内容雷同等体制性原因加剧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不过教授们不必要为此操心，他们只要完成自己并不繁重的教学、科研任务就行了。在韩国做一个教授舒服得很，收入高，也有地位，有身份。笔者所在的首尔大学人文学院东洋史系有7位教师，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2人，讲师1人。没有专职行政人员，不多的行政工作都是由学生助教担任的，因而在聘任合同允许的范围内，做什么、不做什么
最后，我想可以用几种大众小菜来描述中日韩三国人的性格特征：中国人如六必居的酱菜，说不上是咸还是甜，呈现一种年深月久的酱油色；日本人就像他们爱吃的纳豆，因为腐败而纯粹，带有一股外人难以接受的怪味道；韩国人自然就是泡菜了：看起来一层红红的辣椒粉令人望而生畏，吃起来不过轻酸微辣而已。半岛型的地理环境构成了韩民族在夹缝中生存的宿命，贫乏的自然条件熔铸了韩国人绝不轻言放弃的性格。与经历千年酱缸腌渍的中国人相比，他们难免显得有点生楞而浮躁，要承担起自己期许的重任还需要经历磨练，但他们在精神上是年轻的，对他们的愿望和野心，我们必须给予应有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