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湘纪行:人生格局 湖湘气场

王志纲 原创 | 2011-10-20 10:51 | 收藏 | 投票

  王老师对曾国藩的兴趣,由来已久。首先来源于毛泽东,王老师显然天生就是个质疑者,即便是在那个红太阳光芒万丈的年代,对官方“曾剃头”历史结论也嗤之以鼻,却从青年毛泽东文章中一句“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点评,嗅到了不同的气味。

  更让王老师感到有趣的是,毛在政治上的死对头蒋介石也将曾奉为偶像,还像模像样地学偶像记起了日记,俨然一副“吾日三省吾身”的架势。客观的说,曾对蒋的影响更大,硬是将一个纵情声色,负气暴戾的蒋介石慢慢修炼成一个向往“中正”之人。90年代风靡一时的历史小说《曾国藩传》,算是开辟了严肃文学对曾国藩翻案之先河,湘籍作家唐浩民洋洋洒洒数十万字描述也让王老师增添了对曾的好奇与兴趣。

  还有他与另一位湘人名将左宗棠的那些过往。左不仅才华横溢,气魄也颇为不凡:当年进新疆平乱,竟带人从乌鲁木齐到兰州一路遍植杨柳,西北人民至今传诵“左公柳”的故事。这样两个人,原本应该很投缘,结果却一度失和。这当中,应当有不少故事。

  曾国藩故居富厚堂,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探寻湖湘气场的必至之站。

  一到富厚堂,即便不懂堪舆之术的现代人也会在瞬间明了“风水”一词的含义:宅前一口半月形的水塘,视野极为开阔,彼岸是七山相连的壮景;后山古树参天,郁郁葱葱。也不知是不是得益于上风上水的庇佑,经历了那么多次政治运动,这个当年的“农民起义大敌”的宅子竟得以完好保存,给后人留下一个追思怀想的场所。这是富厚堂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

  十几年前,应湖南卫视之邀,王老师曾到过富厚堂参观,但内心的牵挂却未完全放下,此番故地重游,依然兴致勃勃。

  这是一所“非典型”侯府。明清回廊式建筑风格颇为大气,建筑材料却是南方俯拾皆是的杉木、青砖、小瓦,围墙还是土夯的。就连大门口的楹联也显得平平淡淡:“清芬世守,盛德日新”。这是曾国藩的大儿子曾纪泽所撰。与主人公跌宕起伏的一生相比,这八个字似乎太不够激昂,似乎是在怀念一位德才兼备的乡绅,而不是曾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大人物。

  转念一想,这其实是最肤浅的俗见。其实曾氏之所以能长久为人称道,文治武功之外,更重要的是文章与道德。而后者,恐怕才是他本人最看重的。其实从那厚厚的家书便可看出了:这位权倾一时的重臣,其实压根就是个战战兢兢、唠唠叨叨,还挺迂腐一老头。

  简直难以想象,一个每天为国家大事忙得焦头烂额的人,操心起家事来还是事无巨细:家中女眷每日什么时辰便要起来做咸菜,一月做几双鞋,儿子兄弟们该读些什么书,怎样花钱,都要交待得清清楚楚。如今在富厚堂还能看到曾家的八字家宝:“书、蔬、鱼、猪、早、扫、孝、宝”。曾家子孙们还真没让他失望:曾家100多年内没有出过纨绔子弟,相反却有260多位专家学者遍布全球。在“富不过三代”几乎成了一个普遍规律时,曾家却是“君子之泽,五世未斩”。

  强调道德的价值,并最终成就“圣人”的理想人格——这是历代儒生的普遍愿望。但因修行之路过于漫长艰难,古往今来几千年,最终真实现者寥寥无几。而曾国藩最终竟能真正实现“内圣外王”,不得不让人佩服其决心之坚,意志之强。同时这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长久地流淌在众多湖湘儿女的血脉中。

  湖湘气场之二:实践之美

  道理不仅要自圆其说,还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从而获得内心的圆满。实践的美,在曾国藩的身后散发出夺目的光辉。

  曾国藩也是凡人,同样经历过痛苦的心路历程。而思云馆,就是见证曾国藩从“庸人”走向“完人”的一生的地方。

  这是整个富厚堂中曾本人唯一真正待过的地方。咸丰七年初,曾国藩接到父亲讣告,未经皇帝批准便径直还乡“丁悠”。而这也是他一生中最暗淡的日子:带兵多年却一直未得到朝廷真正信任,跟其他地方官屡屡发生冲撞,用兵用饷诸事不顺,简直是处处碰壁。

  据相关资料记载,这段时间曾把自己关在房内闭门不出,性情大变,动不动便对弟弟、弟媳破口大骂,语言粗俗,风度尽失。

  我们几乎能想象他那时的状态:漫漫长夜,一个内心郁结又无可排遣的中年男人,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只能起身在房内踱来踱去……

  最终,“黄老之术”成为了解药。估计谁都没想到,熬过这一关的曾国藩从此便像变了个人:从处处看不惯的“愤青”变得圆融、懂得体谅,从“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变成不再纠结于他人的小是小非,独善其身。对于官场的潜规则,他不再决然拒绝,而是选择性地利用:他用下属进贡的钱公款吃喝、送红包,却分文不用于自身,私生活依旧寒酸无比。

  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抑郁不得志的海瑞,多了一个“既清又浊”,仕途越来越顺的中兴名臣——不知道曾是否为自己这番妥协感到无奈,但这是通过实践,当时他所能找到的最佳方式。

  至此,曾国藩思想实现“三变”:从儒家到法家再到道家。在王老师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成功的人所需要经历的三个阶段。“小时候学习儒家,修身养性;壮年时接触社会,要讲究经世致用;老年时什么都经历了,也就看淡万物,与世无争了。”这个次序如果颠倒,年少时便老气横秋,那肯定也会有问题。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湖南后来之所以人才辈出,跟他有很大的关系。”王老师提醒大伙,毛泽东的老家韶山与荷叶塘就一山之隔,着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就来源于曾国藩的《爱民歌》;是标准的实践产物而毛之所以把字改成“润芝”,是因为对另一位湘军领袖胡林翼的文韬武略佩服不已(胡林翼字润芝),而胡与曾又可以称得上是政坛知己。

  历史总有些吊诡的是,中国民国颠覆了曾国藩力保的清朝,而他的湖南小老弟,则以这首《爱民歌》的精神化作无形利器,又颠覆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执政。

  湖湘气场之三:血性之雄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而大江横流,恐怕也是湖湘文化中血性的根源。而提到血性,王老师认为“其中还有一个人物非常关键:王船山。”

  王船山,也就是王夫之,明清之际重要的思想家,光是他本人的经历,也足可以写成一本充满血性、荡气回肠的传奇小说。

  崇祯十五年(1642),24岁的船山正要去北京参加会试,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却势如破竹,明廷只好将会试延期,他的仕途之门也就此关闭。第二年,船山父亲又被张献忠扣押,以此来逼迫船山为其效力。谁知,他竟然以毁容、自残的决绝手段来逃避。此后十多年,他又多次参与抗清复明的行动,屡尝失败。誓死不剃发的王船山被清军追得四处辗转迁徙,常常蜷伏在苗人、瑶人的洞中,期间家人又相继离世,国破家亡,颠沛流离。

  直到42岁,他才真正结束流亡生活,回老家衡阳专心着书立说。他虽自称儒者,很多观念却是对前人的颠覆。例如,无论是孔、孟还是朱、王,都认为今不如昔,“三代”以前是天理盛行,三代之后却是礼崩乐坏、人欲横流。王船山的观点则截然相反,在他看来,三代以前就是未开发的原始时代,不应厚古薄今。而且既然时代是向前发展,那么就不存在一成不变得”祖宗之法”,“事随世迁而法必变”。还有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学问应该“经世致用”。

  由此,从陶澍、魏源到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再到毛泽东,一代代湖湘子弟将湖南人的“血性”和“心忧天下”演绎到极致,以致杨度有一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人尽皆知。

  但这番惊世骇俗的言论,并未在当时激起多大反响,反而默默在历史中湮没了一百多年。直到曾国藩攻克安庆后开始亲自组织刊刻《船山遗书》,把这当成人生中一桩大事来办,一旦刊出就四处赠送给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一时间,船山学说成为湖湘士人当中的显学。

  历史总是有许多惊人的巧合。据说,王船山临终前曾留下遗言:“吾书两百年后始显”。从康熙六年(1667)船山穷居深山专事着述开始,至同治六年(1867)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正好二百年。

  有趣的是,湖南人的血性还也体现在吵架。

  与曾国藩齐名的湘中奇才左宗堂,和曾国藩早年是至交好友,两人同心协力对抗太平军攻长沙,结下友谊。然而却“一见如故、再见陌路”,吵架吵了大半辈子。其中缘由甚多,但湘人脾气之火爆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不过,当曾国藩最后撒手西去,左宗棠所作挽联让人唏嘘不已,“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一句“相期无负平生”,再多恩怨也都烟消云散了。

  湘人的血性,往往最终都化作对故土的热爱。王老师说,湖南在清朝后期人才辈出,湘军的功劳甚大。“当年曾国藩裁撤了两万五千名湘军,这些湘军带着真金白银回家乡建宅置业,也就是两万多个家庭。时间一久,这些人又成了地方乡绅,地方风气也就潜移默化地改变了。”

  随着湘军的回归,当地风气确实一变,既尚武,也习文。如今双峰县已经是省内有名的院士之乡。即使是随便一个农家子弟,也写得一手像模像样的书法。同行的双峰籍学者骄傲地谈起了老家人的“三会”:会读书、会喂猪、会打仗!

  放下书本,掩卷而思。曾国藩和湖湘文化之魅,说到底还是在于“格局”。做人如此,做事亦事。想起王老师时常教导弟子,工作室并不是以商业盈利为终极目标,我们更应努力去探寻事物的本质,想来真意也在其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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