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的小农社会和自然经济条件之下，由于社会交往主要基于静态的熟人社会，诚信和正义体系由“知根知底”的口碑以及小范围的地方规则构建，而到了今天的现代商业社会，熟人制约已经基本失去效应，中国文化在诚信正义问题上的设定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中国的传统伦理喜欢谈人性的善恶，谈性命、心性这些似乎是天生的东西，很热衷于分析谁是君子谁是小人。董仲舒和韩愈都有“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天生的上中下三等。我们看中国的文学作品，人物都是脸谱化的，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清清楚楚。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讲好人坏人，但很少人承认自己是坏人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唯独不畏惧自己，唯独不怕自己会犯罪。我怎么会犯罪呢？我是好人，我是君子，只有坏人才会犯罪。
善人做善事，恶人做恶事。在这种心理之下，商人官员当然都怕认错，认了就是认栽，影响钱途仕途。
唐骏长期以来被各种成功学、厚黑学畅销书树立为“青年人的偶像”，这导致很多中国人以为道歉就是偶像的坍塌。西方人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圣经》十诫明确反对拜偶像，明确反对神化人，再有成就的人也是人，犯错道歉很正常。
与中国人爱谈人性善恶不同，西方人认为人性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段历史。人人生下来都背负有原罪，所以人人都可能堕落和犯罪，这没什么可耻的，可耻的是不知罪，不承认改过和忏悔。因此，人永远需要反省和忏悔，人的伟大就在于能够克服原罪不断向善。
在西方文化中，恶是起点，善是终点；恶是现实的，善是潜在的，道德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至于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要走完一生，到了上帝那里才能由上帝来评判。西方文化里讲“要论断事不论断人”，所以他们往往就事论事，做错事的人并不受到歧视，只要忏悔认错、改过自新就好。
在西方人的自然法观念里，“法”(law)和“法律”(legislation/enacted law)是有区别的。他们认为，“法”意味着自然法，代表基本正义。而“法律”是立法机关颁布的规则，这种人定法既可能是正义的，也可能是非正义的。自然法是最高法律，而“法律”，也就是人定法，应该以自然法为标准，或许人定的法律永远也达不到100%的正义，也许永远也不能使“法律”与“法”完全重合，但“法”是“法律”的目标和衡量标准，“法律”要不断地接近“法”。
阿奎那就曾指出：“神定法和自然法，作为上帝统治世界的永恒法的具体体现，规定了真正的立宪政府。”
因为法具有一种高于人世的神圣性，所以无论什么人，包括政府，都要服从法和正义，法和正义高于人世间的一切权威。
而在中国传统则不同，法又常被称为王法。也就是说，法是王制定的，在中国传统中，没有神定法或者自然法与人定法的清晰的对立和制衡，法和法律几乎就是一码事。既然王法是王定的，那么王就是高于法的，自然也不在法的管辖范围之内，也随时可以修改，谁是王谁就是法，谁就是正义。
中国传统社会中，天道、青史留名等观念还能起到一点点超验正义的作用。但当传统文化到了近代断裂之后，这块最后的遮羞布也被拿掉了。人们只相信“规矩都是人定的”，“历史由强者书写的”，只相信法律和道德都是强者用来管束弱者的。
看我们怎么定义法的：法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法的本质是统治阶级意志，功能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手段。因为法的话语权力和执行权力都掌握在统治阶级手里，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谁掌握权力谁就掌握正义，这在很多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
既然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那么很显然，法律实质就是一种统治的工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一句空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