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过山榜》的契约精神

　　摘要：《过山榜》是瑶族为获得独立生存空间与汉家官府达成的一份原始契约，是瑶族千百年来和封建专制国家政治搏弈的依凭和准则，其所蕴藏的契约精神与人类现代文明具有类似的精神品质。

　　关键词：过山榜  政治搏弈  契约精神  文明冲突

　　一、一份具有自由平等精神的原始契约

　　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解读瑶族的《过山榜》，它无疑是一份跨文体模式的重要历史文本，是瑶族诸多文化信息和历史记忆的载体。它既像一部瑶族独有的“圣经”，记录了本民族近乎神话般的民族起源史、种姓支脉谱系、迁徙寻根路径和伟大的民族英雄盘王先帝的丰功伟绩；同时它也是一部瑶族的“心灵秘史”，凝聚着瑶族群体的精神特质、文化基因和性格特征，几千年来，《过山榜》以其独特的魅力，将一个四处漂泊迁徙的游耕民族从精神和文化上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不过，作为瑶族世代相传用以争取民族平等、捍卫民族权益的凭证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护身符”，《过山榜》又暗合契约文书的内在品质和文体格式。先就从文体“榜文”的释义来看，无论是“榜文”、“敕书”、“券牒”也好，还是“榜书”、“文录”和“敕牒”，都其实就是一种官方的公文，一种权力（集体生存权和发展权）凭证和政治契据；而从现在发现的许多《过山榜》文的内容看，其与“租佃契约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详细记录当时“评皇”的敕令，即有对瑶人的授权和赋予责任，也有对汉家官府的权力限制和职责安排。如“许各出山另择出处，途中遇人不作揖，过渡不用钱，见官不下跪，如果采样取所属乡山水源地，离田三尺三锹，水戽不上之地，俱是瑶人所管。……”等等，从本质上看，这已是完全具备了一份现代契约的雏形和意蕴的原始文本了。而从一个民族群体共同生存权益的层面上与国家政府进行“签约”，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史里更是绝无仅有。传统的法则，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们只有跪听帝王的敕令或者跪下请清官大老爷申冤。但瑶人们却将自己祖先争取来的权利典籍化、神圣化并据以向国家朝廷和汉人伸张自己本民族的权利，这已透露出了与后来西方的“契约论”完全类似的信息，即把国家的产生说成是人们相互之间或人民同统治者之间相互订立契约的结果，国家即是共同协议的产物。这其中彰明的显然就是一个民族追求自由平等的可贵精神和勇气。

　　首先，这种渴望自由平等的精神维度来源于瑶族的民族特质。瑶族据说是蚩尤的后裔，蚩尤是传说中的战神，古书记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作战时手持金属兵器，凶猛异常。虽被黄帝和炎帝联手打败，但失败被杀后坟墓上“有赤气出如匹绛帛”，名为“蚩尤旗”，意为其精神不死,可见瑶族祖先追求自由和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但是，“蚩尤精神”并不是一味的偏激和强横，其善于协作的政治思维和擅长搏弈的政治智慧也是独一无二的。史传蚩尤战死后，他的部落坚决不归附炎黄联盟，他们退居南方山林，继续与自己的对手抗争。《过山榜》是否是形成于这场战争之后，已经无从考证，但《过山榜》的契约精神携带的“蚩尤精神”的文化基因，却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这种渴望自由平等的精神维度与瑶族历来的生存境况有关。瑶族自古偏居山林，“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不与民杂居”，“蛮瑶者，居山谷间，……不事赋役，谓之瑶人。”之所以生存环境如此恶劣，其根源就是因为瑶族一直被铁板一块的封建汉族文明所排斥在外，没有完全融入到一个政治国家的体制之中，处于一种“边缘化”生存状态。因为在最初的生存“决斗”中失败，在专制主义的现实世界里，他们其实没有多少可选择的生存空间赖以栖息，除了官府的地盘，只有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才是他们最后和惟一的场域，因此，瑶族的家园意识非常强烈——这正是他们的祖先历尽艰辛打拼得来的生聚之地。按照《过山榜》的记载，千家峒是契约中记载的属于瑶族的“生聚之穴，发祥之脉”。后来被官府强占，瑶民被赶了出去。但千百年来，他们为寻找一个叫“千家峒”的精神圣地而迁徙不止，发起了无数次重回千家峒的运动。在这苦难的寻根迁徙中，支撑他们的精神力量，就是《过山榜》中记载的强烈的地域归属与权力意识。面对强势而又反人道的专制体制，他们备受摧残与欺凌，因此，他们比别的民族更加渴望一个现世的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过山榜》体现的正是瑶族这一为获得基本生存权的话语诉求，是瑶民们为实现自己应有的集体生存权而坚忍不拔、抗争不息的根本动力。

　　再次，这种渴望自由平等的精神维度，来源于瑶族作为一个游耕民族所独有的异质文化。瑶族同胞长年深居高山陡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主要从事的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技术手段，这是一种“食尽一山则他徙”的“游耕”生产方式，它对瑶族社会历史的发展影响深远，费孝通先生认为，这种“游耕不只是指‘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也不只是指几年一迁移的不定居生活，它是一个生产力到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综合性的概念，一种社会经济模式。”这更是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瑶族自有其与定居一处的传统汉族农耕生产形态的相对应的“游耕”文化。官府管理汉族居住区的通行规则，根本无法适应瑶族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形态。从政治学的角度考量，《过山榜》中将瑶汉之间——实质上是官民之间相处方式和治理方式，用政治契约的方式规定下来，与其说是为了政治管制，不如说是为了适应瑶族的另类生活和异质文化。而达成《过山榜》中这种“互不侵犯、包容蠲免”的契约，无疑是一种最佳的政治谋略——瑶族寄生于深山险谷绝人之地，是一种天然保护，而瑶族始祖留给他们的《过山榜》，则是他们的一种“法律”保护！

　　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人性的自由、权利的平等、政治的民主、体制的宽松以及社会价值观的正义取向，乃是人类生存竞争和政治博弈的必然结果，而契约精神体现了人的价值和人类追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类走向更高级文明形态的最佳途径。以自由平等和诚信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契约精神便是这一历史发展的人性进步的必然结晶，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历史一再证明，越是尊重契约精神的社会，其文明程度也就越高，其社会发展也就越有秩序和效率，人类也就日益进步和向更加高级的阶段迈进。从这个历史意义上看，《过山榜》所蕴藏的契约精神在中国历史上无疑闪烁着启明星般的永恒之光，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价值。

　　二、一部纠结着文明与野蛮的政治博弈史

　　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一直是沿袭着“国家私有”和大汉族主义的专制政治统治规则。契约精神体现的自由、平等的原则，必然是一种视对手为平等的同类,并以约成的共同规则作为协调行动的准绳。因此，平等、自愿、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指民事主体的行为应当遵守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风俗，不得违反国家的公共秩序和社会的一般道德）等为基本原则的行为规范，不仅是个人权利实现的起点和归宿，也是集体权利的价值目标和利益取向。在一个没有法治和民主可言的封建专制国度里，契约精神根本没有生存的土壤和成长的物候环境。瑶汉两族——实质是官民两厢在《过山榜》里达成的契约意愿，瑶民们自然是欣然向往，愿意循规蹈矩，但更多的情形是一种一厢情愿，大音若希，他们经常面对的是官方的肆意违约和背义失信，作为一种弱势群体和异质文化，他们遭遇最多的是无耻的压榨和无尽的贱视。

　　虽然官府方面从来都是居高临下俯视众生，就连《过山榜》这样的“官民契约”，瑶民们为了应付官府，还是让这份“契约”披上了“榜文”和“券牒”的外衣。我们不能说官府根本无视《过山榜》的契约精神，在某些“太平盛世”和官方“与民生息”的时期，官府还是或多或少地遵循了《过山榜》中约定“互不侵犯、包容蠲免”的承诺的。清康熙年间的《永州府志》记载，“莫瑶居山中，不纳赋税”，说明此前历代官府至少在情理上是认可瑶民是可以“免赋种山”的——虽然事实上并非如此。

　　有史可查的官民——瑶汉合作愉快的时期也是有的，唐朝中期柳宗元等一行人抵达永州那段期间，其在永州呆了十年，写了那么多文章，没见他写过瑶汉冲突和瑶汉战争。可见当时的瑶汉关系还是比较和谐的。相反，有学者考证，柳宗元在永州与之同居并生有子女的马雷五之姨母，可能是瑶族女子。北宋初期，瑶族聚居区依托“楚粤通道”和“锡方”（即江华河路口）的冶炼业，岭南盆地一带成了当时五大经济中心之一，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空前繁荣，如果瑶汉关系没有处理好，这样的大好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

　　然而，翻开历史，更多的时期是因了官府横征暴敛、背信弃义，而致使瑶民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瑶民起义可谓是史不绝书。从《过山榜》近乎神话的记载，我们看到了平王和高王争斗，龙犬盘王咬下高王头颅，换取了后来归于山林生息权力的故事——这实质上就是契约精神的“对价”原则，即获得乃是付出的结果。可见，瑶族最初虽然被动地卷入了野蛮的战争，但为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经历了血腥的拼杀之后便立刻放弃了战争思维，用契约的方式来维持自身自由平等的生存状态。千百年来，瑶族一直以《过山榜》的榜文自律，并以此与官府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智斗勇的政治博弈。和平共处，文明融泄是瑶族人民向往的，若官府无视规矩，视《过山榜》中的约定于无物，掠劫瑶民财物，践踏瑶民人格，瑶民一定会奋起反抗。——从历史上的瑶民起义原因分析，绝大部分起义的导火线都是瑶族《过山榜》中提到的“任耕山田”和“一切夫役悉行蠲免”、在现实中官府不予以兑现，从而激起了瑶民的反叛。

　　 据史书记载，从东汉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至延嘉三年（公元174年）的127年间，原属盘瓠部的“武陵蛮”、“长沙蛮”、“零陵蛮”先后便发生了5次起义，到元代仅仁宗延祐三年（公元1316年）至文宗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的二十五年间，瑶民起义便多达四十多次，而到明代，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10月至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的两百六十多年中，连续进行了一系列规模浩大的瑶民起义，如洪武初年的罗渌山瑶民起义、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蓝受贰和侯大苟领导的瑶民起义等，再到清代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湖南江华赵金龙领导的较大规模瑶民起义和道光十六年（公元1835年）湖南新宁的蓝正樽领导的瑶民起义，历朝历代，全国各地瑶民都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反抗和斗争。

　　一个貌似弱势的民族何以有着如此顽强的抗争精神？除了深重的阶级压迫，除了无处寄身的现世生存境遇，除了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的限定，从这个民族内在精神的独特性去观照，从该民族异质文化形态和传统汉文化形态的冲突中去考察，笔者认为，《过山榜》文本里所深蕴的契约精神正是引爆该民族强烈革命情绪的内在动力。

　　从《过山榜》的价值取向看，官府发榜的目的就是企图推行“招抚瑶人”，使其“思恩报国，永世不朽”，“以瑶治瑶”的羁縻政策。但瑶民反其道用之，通过对官府榜文的利用，将历史上已经形成惯例的瑶民耕山居林权和免于赋役权用契约的形式固定下来，用法律的形式召告天下。《过山榜》云：“正忠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十二月十一日，招抚瑶人”；“出给评皇券牒，王瑶子孙执照过山，永远防身，享受圣禄”等。瑶族的政治精英与官府实质上是在进行一场惊险而巧妙的政治博弈。官府对底层弱势民族不可能大发慈悲，对资源的占有和对利益的攫取才是其真正的目的。羁縻政策是“柔性”巧取，军事手段是“刚性”豪夺，官府玩的是阴阳双招，瑶民们也练出了软硬两手。官府采取高压政策，违背《过山榜》的约定，瑶民就用武装反抗来捍卫自己应有的权力；官府信守《过山榜》的约定，瑶民则会更加守信如约。由此也可从中看出，《过山榜》不仅是瑶族人民用反叛的头颅和鲜血换来的，也是他们用最朴素的政治智慧和最原始的合作方式在为自己本民族生存的斗争中奉献了人类最宝贵的契约精神，最具人性的文明之魂。

　　三、一次全球化浪潮里的山野呼应

　　瑶族，人数并不众多，但因了四处迁徙，它又是一个遍布全球的世界性民族。因此，当我们站在现实的至高点来回溯瑶族为其获得自由平等生存权力而不屈抗争、与官府进行艰难而又睿智的政治博弈史时，在被深深震撼的同时，还听见莽莽瑶山那边的瑶族人民心的跳动，正与全球化的浪潮遥相呼应。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里，为刚刚冷战结束不久的世界设计了一个具有新思维的政治博弈框架，他这一构想基于一个叫“文明的冲突”理论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导作用，即：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仅存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仍然拥有对世界的主导权力。在人类历史上，全球将走向多极的和多文化的文明冲突。他意识到这种文明冲突的存在，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进行“文明的对话”。从单纯的政治和经济的冲突深入到“文明的冲突”，这对世界上每一个民族的发展无异是一个深刻的警示和启发。他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一个民族要想获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首先当然是让本民族的文化形态获得振兴、文明程度获得提升，以使其在未来的文明冲突中成为赢家。而要让本民族的文化形态在民族竞争和文明冲突中成为强者，最重要的是学会与其他民族进行文明博弈，取人之长，补己之短，通过与其他民族的理性竞争，实现“共嬴”，避免两败俱伤。近年来如中东地区长年的动荡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的仇视西方的“文明冲突”，这是一种消极的战争暴力形式的“文明冲突”，是损人而不利己的博弈方式，因而也是一种野蛮的反人道行为。

　　相反，从上世纪末开始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话与合作，由于彼此都舍弃了各自的冷战思维，所以横亘在两者之间的“铁幕”终于被撕开。于是我们看到，不仅资本主义阵营里的国家和地区大受裨益，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国家和地区也受益匪浅，和平与发展取代了过去的对抗与冲突，成为新世纪的主题曲。分处于两大阵营里的东德与西德握手言欢以后，两边人民的生活和社会发展都直线上升，这种积极的“文明冲突”，正在作为一种具有新的普世价值的政治智慧和民族冲突化解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可和推崇。这是一种国际化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从《过山榜》的人文视角看，人的最基本的追求是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最高的追求是“群”的生存和发展。对“群”利益关注的大小，体现了文化品味的高低。对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视，处于一种低级存面“私”的状态，而对“群”利益的重视，则视“群”的大小而反映出其“公”的程度。我们把只关心小“群”的思想，叫做“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而把关心大“群”的思想，叫做“普世主义”。前者只关心“小我”，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不幸之上，“等级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分子把自我和自己的“群族”凌驾于“他者”之上，唯我独尊，对异己者必然给予打压、必欲除之而后快。专制意识、纳粹思想和教旨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维定式和文化形态，这都是反人性反人道的。瑶族千百年来凭一纸《过山榜》的原始契约而浓缩其中的大“群”思想和“普世主义”——不同的群族完全可以各以自己的生存方式各得其所，共生共荣——通过契约划分各自的权力界线，然后相融相得，和平共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情境，我们从中依稀可以感受到《过山榜》的精神气息。

　　  当今世界所依托的契约文明，从本质上看就是一种积极的“文明冲突”，当今世界越来越发达，人类的生存时空被高度压缩，全球化浪潮让世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文明冲突自然也越来越频繁，脆弱的地球承受不了消极的“文明冲突”。消极的“文明冲突”就是人类的自相残杀和自我毁灭。现代契约精神包含的平等、自由、公平和诚信原则，与瑶族的始祖舍对抗和求和平的传说，与《过山榜》中瑶民和官府约定权力的契约，古今呼应，一脉相承——就像生命的原始基因能够与熟化的物种混成优越的新物种一样，《过山榜》中人类文明的“原始基因”与全球化的当代文明融合，必将促进人类社会的大发展，放量现代文明和提升现代文明。

　　当今世界的文明进程其实并不平坦，人类前进的步伐仍在文明和野蛮的纠结中艰难跋涉，人类既需要用包容的胸怀来接受冲突的阵痛，也需要更加自由公正的契约精神来创造一个真正大同的和谐世界。瑶族《过山榜》的契约精神，曾经在数千年专制社会的黑夜里孤独地闪烁，如今，它将汇入到当代文明的灿烂星空，成为照亮人类未来之途的一盏人文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