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良鉴教化壶范
——读清同治版《房县志》
洪运玖
（房县地方志办公室，湖北房县442100）
［摘要］清朝同治版本《房县志》，由知县杨延烈领衔纂修。该志遵循“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约而不漏，赅而不杂，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房县自唐虞三代至清同治四年的4000多年历史，实现了志书“张驰政治，以彰教化”的功能。
［关键词］同治版；《房县志》；资治；教化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072（2003）05—0033—04
清朝同治版本《房县志》，由知县杨延烈领衔纂修。杨延烈，字子扬，山东章丘人，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同治四年（1865年）除房令。博学多才，崇好儒术，“恂恂朴讷，无世俗叫嚣儇巧之习”。下车尹始，奉檄催修县志。杨延烈引为己任，博考文献，网罗散佚，越十月书成付刊。共分十二卷，二十五门：卷一，星野、疆域、形胜、沿革四门；卷二，山川、水利二门；卷三，城池、关隘、津梁、铺递四门；卷四，公署、赋役、学校三门；卷五，秩官一门；卷六，兵政、事纪二门；卷七，祀典、古迹二门；卷八，选举一门；卷九，人物一门；卷十，列女一门；卷十一，风俗、物产二门；卷十二，侨寓、杂记二门。卷首录9篇序（跋），列纂辑姓氏，陈例言，绘舆图。全书共52万字。
清同治版《房县志》遵循“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约而不漏，赅而不杂，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房县自唐虞三代至同治四年4000多年的历史，实现了志书“张弛政治，以彰教化”的功用。
一郧阳府知府陈寿图认为清同治版《房县志》的成功之处在于“政治之得失于是乎见”，那么，该志书对于为政资治提供了哪些借鉴呢？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
（一）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贯穿全志。所谓民本思想，就是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民大官小，为政必须重视民意、民生和民利。在“风俗”一门，针对人死后殓衣的区别，有职员衣冠用麻，而常人着棉布这一习俗，纂者加了按语：“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应遵制成服，岂有职员衣冠始用麻之礼耶？”杨延烈认为，达官贵人与普通百姓是平等的，应遵循统一的礼法制度，不应有轻重贵贱之分，在君权至上、民为草芥的封建社会中，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讲，能有这种君民平等的思想，的确难能可贵。
对于百姓的生存、生活状态，为官者不能熟视无睹，漠不关心，而要时常惦记，给予一定的关怀，所谓“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也是民本思想的重要内涵。譬如“事纪”一门，在内容上，大体分为王公贵族谪贬，基址、因革变迁，战事割据，奇闻异趣，自然灾害五大类，而对于自然灾害的记述约占三分之一的篇幅，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秋饥荒，百姓采不到蕨根，取竹米、灰菜子、金刚藤、观音土合荞杆，榆皮屑充饥；道光十三年（1833年）岁末，“民相食”，真可谓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作为县令，杨延烈不隐恶，不讳饰，据实直书，统治者为百姓的苦难所感慨，所打动，所忧虑的情愫跃然纸上，在这里，渗透着纂者的民本思想。
（二）为政以德的德政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由孔子所倡导的德政思想包含着要求统治者减轻对劳动者的剥削和爱民、养民、利民、富民、教民、安民、博施于民的双重内容。德政思想在清同治版《房县志》中得到了大量体现。
首先，统治者要自觉减轻对劳动者的剥削。在“赋役”一门，纂者先述观点，“国赋之系于民命诚重哉！”清朝建立后，历康乾盛世，日益富庶，但统治者体恤民力，采取了全免、减免、轮免、缓缴赋税的措施，自觉减轻对劳动者的剥削，从县志的记述可见一斑。据记载：自顺治二年（1645年）至嘉庆七年（1802年）158年间，共减免赋税19次，其中全部豁免16次，其年份依次为：顺治二年（1645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十五年（1706年）、五十一年（1712年）、乾隆十年（1745年）、十三年（1748年）、三十五年（1770年）、四十二年（1777年）、四十四年（1779年）、五十五年（1790年）、五十八年（1793年）、嘉庆元年（1796年）、二年（1797年）、三年（1798年）、四年（1799年）、七年（1802年）。减免的原因大致有：朝代更迭、国家兴旺、自然灾害、兵燹战乱等。这样的记述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体察民情，宽怀民意，珍惜民力，减轻民负的资政策略；但道光以后，苛政繁冗，征饷孔亟，人民苦不堪言，纂者渴望和呼唤最高统治者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的理念潜伏在字里行间，只是不便说出而已。
其次，统治者要采取措施，积极作为，努力替百姓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县志对于水利的记述颇具详尽，尤其是对潵海堰（今三海堰）的记述体现了这一点。房县“地四塞，无商贾之羡”，百姓“依樵采而食，所出薄，不足以供，恒苦饥”，唯独县南三海一带2000多亩稻田，“号为肥饶”。其地分上中下三畈，水由上畈依次向中畈、下畈灌溉，日久必然产生上畈不供下畈水，下畈窃上畈水的矛盾，“其争能互为害而不能自为利”。针对这种情况，县令组织百姓修筑渠道，“环畈而潴之，无使旁泄”。又在山口出水处组织3330个劳力筑成潵海堰，“上溢则版以障之，下涸则启以泄之”。并与守畈者订立契约，从根本上解决了农田灌溉用水矛盾。潵海堰堪称当时最著名的水利工程，直到今天三海、炳公、白露三村的百姓仍得益于此堰。这里，纂者将“水利”单列一门，且对此堰的记述浓墨重笔，分析修筑的必要性，介绍修筑经过，说明产生效益，体现了统治者关心民生疾苦，帮助化解群众矛盾，改善百姓生产、生活条件的情怀。
第三，统治者要与民休养，博施于民。纂者在“秩官传”前小序中称传记收录标准有二：其一便是“与民休养，其德惠可传也”，可见，能否做到与民休养，是评判好官庸官的重要尺度。县志中有这样的记载：后唐房州都虞侯刘嗣“为政不苛挠，人颇便之”；清康熙县令沈用将“为政务在便民，缓追呼，减徭役”；同治知县袁镛“因公赴乡，不扰民一饭一宿”，因此，不扰民，轻徭薄赋，是与民休养的具体体现。此外，为官者欲得百姓称道，还必须帮助农民发展生产，富一方百姓。譬如，明万历知县朱衣“清丈田亩，亲历阡陌，稽匿辨壤，无少欺隐”；清康熙县令沈用将“浚筑渠道，山田灌溉得均”；康熙县令王璋“公务之暇，巡行郊陌，劝课农桑”，在“杂记”部分还记载了他帮杨妇换田，就近耕作的事迹，等等。对于生活无着或因意外致使生计受到严重威胁的百姓，为官者还要想方设法帮助其渡过难关，这更是与民休养的具体体现。如县志中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岁荒，牛瘟，百姓无力交纳公粮，县令王璋“代偿之”，并差遣役仆回家“取银赈饥”，且“卖牛为来春耕种计”，可惜，银子运输至均州时，王璋已去世。志书中详细记载了王璋路遇贩陶何老跌破陶器，想尽方法帮助何老募得十余贯钱，使之“饱暧以终”的生动事例。在本书中，县官扶持贫苦百姓，使之安居乐业的为政之德数王璋为垂范，纂者所倡导，所主张，所实践的德政思想也即在此。
（三）优先教育的重教理念杨延烈高瞻远瞩，认为“建国居民，学校为先”；看到学舍被水冲塌，迅即组织抢修；并呼吁“崇文教而培士风，诚切务哉”！
纂者将“学校”单列一门，详细介绍了学宫、育英书院、社学、穆清书院、校士馆、宾兴馆的兴衰历程。学宫，旧为州学，明洪武初由房州知州吉岳筹建，洪武八年（1375年）改为县学。到嘉靖十八年（1539年），颇具规模，其重要建筑设施有先师殿、泮池、棂星门、屏墙、明伦堂、藏书所、祭器库、启圣宫、名宦祠、乡贤祠、敬一亭、教谕宅、儒学门、训导宅、省牲所等。后屡经兵燹，数次毁损，但历任知县均努力修补、更新，重教之风得以发扬光大。据记载：明崇祯七年至十二年（1634—1639年）间，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学宫尽毁。清康熙六年（1667年），通判仇昌祚复修。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知县沈用将重葺。后知县董雱、李居临相继修补。雍正十三年（1735年），知县朱明渊抵任之始，恭谒学宫，看到殿堂、廊庑、门屏规制狭隘，形势荒凉，就决心修葺，对大成殿涂丹垩，增砖石，饰金漆，添建房屋；又移建启圣宫，置明伦堂，营学署，修补棂星门。乾隆十六年（1751年），知县李豫组织民力鸠工饬材，恢宏堂宇，建戟门，开泮池，缺者补之，朽者新之，使学宫焕然改观。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知县张珩看到学宫蛛网尘封，芹沦蔓草，两庑待朽，大殿将倾，以及笾豆典籍无一存者的衰落景象，深感责任重大。一日，忽闻大殿榱桷坠地，就决心修葺学宫。于是鸠工饬材，不日成焉。他认为此举不是沽名钓誉，只是尽其职责罢了。“夫岂掠美沽名，亦不过各尽其厥职耳。”自张珩修复学宫后，人文继起，甲第联绵，先后产生了7名举人，5名选拔，30余名贡生。至嘉庆初，由于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学宫再次遭毁损。嘉庆八年（1803年），总督吴熊光驻兵临房，劝谕知县孙捷三修建学宫。总督吴熊光认为“正人心，端风俗，必自学校始”，将教育的作用视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并率先捐资，监司、守令及士民之秀者，各量力以输。前后花费八个月时间，对学宫再次进行大规模的修整。
由县志中的大量记述不难看出，历任知县均从不同方面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或者认为教育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或者认为教育是端正风俗的重要手段，或者认为教育是凝聚人心的重要举措，或者认为教育是产生国家栋梁的重要途径，要之，均对教育的意义作用作出了正确的认识。历任知县到任的首要事情之一，便是察看学校，看到学校凋敝衰残的景象，无不忧虑重重，无不感到责任重大。然后便自觉地倡导、劝捐修葺学校，重教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二任何一部好的志书，除了实现其“资治”的功用外，必然对于社会的文化、风俗，对于人们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清同治版《房县志》从两个方面体现了其“教化”之功用。
（一）清同治版《房县志》是教育人们热爱故乡的地方文献房县居终南山底，汉江上游，虽然没有名山大川，然而“溪涧流清，峰峦环翠”，“林岚之胜甲于他邑”。尽管纂者只是“将旧志所未详者悉心广搜，略状山形”，但是对于“山川”一门的记述堪称苦心经营，独出机杼，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县志共记述了东泰山、青峰、十盘山、二郎岗、房山、望佛山、南山、定山、骥板坡、香耳山、羊子山等92座山陵，记载了佛洞、观音洞、连环寨洞等21个山洞，考证了沮水、粉水、独石潭、堵水、磬口河、蛮水、筑水、沶水、维水、北门河、珠藏洞、霍水、大汤池等大小120条河流、溪涧。对重点条目，则引经据典，求证释疑，博采杂说，赋诗作文，摹形状态，趣味横生。比如：对于粉水的记述，先介绍方位，“城东北五十里。”（今白窝境内。）接着，引《述异记》、《荆州记》考证其发源，认为当在永清谷（今丹江、房县分界界牌垭）。然后采传说：
如果说，对于山川、物产的记述仅是从自然地理方面启发人们热爱自己的故乡，那么，对于“古迹”一门的记述则意在唤起人们对先贤名人的崇拜，又是从人文地理方面给人们以深刻启示。县志记述了永清废县、昌魏废县、卢陵城等6处遗址；记述了望北台、梳妆台、熙春楼、忠孝里、尹吉甫宅、四箴碑亭等14处遗迹；记述了银线穿珠、粉河种玉、凤冈凝秀、龙堰潜灵、仙池月满、温泉雾蒸、潵海晴雷、宜阳曲水、西皋早稻、南枧晚霞等30道自然奇观；记述了丹朱墓、尹吉甫墓、黄香墓、世子墓、三王冢、曹肇墓等14座名人墓冢。通过对遗址的考证，增加人们对县邑历史的了解；通过对遗迹的的记述，激发人们对先贤名人的崇拜；通过对自然奇观的描摹，勾起人们无限神往。在“侨寓”一门，颇详尽地记述了房县自秦以来的帝胄王孙、名宦巨镇、文人墨客的迁流、贬斥情况，尤其是详尽记述了赵王迁、汉尚书黄香、唐中宗李显、南宋著名诗人陈与义等在房县的活动，均从不同侧面记述了房县引以为自豪，标之为榜样的历史人物，在客观上起到了教育人们崇拜先贤，效仿名人的积极效应，激励人们热爱故乡，开发故乡，为故乡多做贡献。
（二）清同治版《房县志》是劝导人们积德行善的良好壶范纂者在“人物”一门的小序中直陈己见：“人生于世，茹美扬翘，谨身笃行，尽其所以，为人之道，则地亦因之而胜矣。”极力强调修身养性，积德行善的“为人之道”。联系房县实际，坚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认为“矧里称忠孝，士多善良”。
在“孝”这一部分，纂者搜集了清朝19位孝子孝行，他们均能多年如一日地伺奉父母，照顾老人，事迹昭彰，生动感人，对于今人的教育意义颇大。但有一部分事例是父母患恶疾，子女刲股、割肝、剜臂肉作药使父母痊愈，这是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人民群众愚昧落后的行为，是志书中的糟粕部分，但古人尊老、敬老、养老、助老的美德却值得今人学而习之。
在“善行”这一部分，纂者记述了34位善人善事，均各有特点。如贡生袁纪，家庭殷实，慷慨好义。他捐资修西河堤，造福群众；修考棚、桌凳，支持教育；修校士馆；变卖田产，用于安葬无家的流浪汉；道光十三年（1833年）饥荒，出谷赈饥；路遇弃婴，觅乳妇哺之；遇有春荒，赈济平民菜籽，待菜长出后充饥，等等。大量的事实旨在教育人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多行善事，奉献社会的优良传统，形成巨大的亲合力，凝聚力，战斗力，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目标的最终实现。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清同治版《房县志》作为封建社会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痕迹，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其缺憾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以俟有志于研究此书的同仁作深入探讨。
注：以上引文均出自清同治四年版本《房县志》，知县杨延烈纂修。
Thoughts on The Local Chronicle of
of Tongzhi Edi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HONG YUN-jiu
（Local Chronicle Office of Fangxian County, Fangxian County 442100, China）
Abstract: The local chronicle of Fangxian County of Tongzhi edition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written by Yang Yanlie ,the Mayor of county, along with other people. This book comprehensively and truly reveals the history of
Key words: Tongzhi edition; The Local Chronicle of Fangxian County
［作者简介］洪运玖（1975－），男，湖北房县人，房县地方志办公室助理编辑，主要从事地方历史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