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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纲：
《丑陋的中国人》得以出版是服从于当时政治的需要
《丑陋的中国人》与五四运动的精神关联
柏杨思维当中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将阶级结构问题化作种族问题
中国文化是避免“窝里斗”的文化，是让每一个窝都变得团结的文化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根本分野：克制动物性还是放纵动物性
中国人的大树型人格与西方人的小草型人格：对于“死不认错”的另类解读
弱肉强食、奴颜卑膝的深层次性格使西方成为柏杨眼里的“西施”
视频导读：
1、引进《丑陋的中国人》是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是要对中国人已经形成的民族自信即所谓的“自大封闭”进行打击。
2、柏杨的短视之处：否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却迎来了西方弱肉强食的文化
3、柏杨“丑陋的中国人”话语背后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
4、克制人的动物性还是放纵人的动物性是中西方文化的根本性差别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学网为您带来的“大道师说”之“非常人”节目。韩老师好！
韩老师：各位好！
主持人：提起台湾著名的作家柏杨，大家可能会马上想起他那本非常有名的《丑陋的中国人》。在这本书中，柏杨列举了中国人种种丑陋的特征，比如说中国人脏、乱、吵；比如说中国人不懂得团结，只会“窝里斗”等等。他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有这些丑陋的特征，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他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有毒素的文化”，是一种“酱缸文化”。那么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像柏杨先生所说的那样丑陋呢？或者柏杨先生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观点呢？中国文化是不是真的像他所说的是酱缸文化呢？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将与韩老师一起就这些问题展开交流。
《丑陋的中国人》得以出版是服从于当时政治的需要
主持人：韩老师，像柏杨先生这本《丑陋的中国人》应该是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您能不能结合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来谈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本书？这样一本丑化中国人的书怎么可能在当时的境况下获得出版？
韩老师：《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我印象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准出版的，或者说推荐出版的。这本书对中国人进行了整体的否定，即“丑陋的中国人”，所以各家出版社都不敢接。但是胡耀邦总书记认为有助于推动改革开放，有助于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思想观念，因此他引进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来达到这个目的。
主持人：按照您这样说，这本书的出版应该是跟当时政治经济的变革有关联的。
韩老师：对，所以叫解放思想嘛！解放思想解放到哪里去呢？本来我们在1978年之前，中国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外交上我们是美中苏大三角之一；文化上我们当时有一个说法：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中国将引领世界革命的潮流，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那时中国上上下下具备比较强烈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但是这种文化自信被一部分人认为是自大封闭。为了打破这种自大封闭，就干脆引进了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对中国已经形成的民族文化自信进行打击。这本书它的出版和流行是服从政治的需要，不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作品。
《丑陋的中国人》与五四运动的精神关联
主持人：与《丑陋的中国人》前后相继的是在1988年央视推出了一部纪录片《河殇》，它讲到中国是黄色文明，西方是海洋文明。黄色文明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他与海洋文明相比在文化上有很多落后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去学习西方的海洋文明。《河殇》的基调和《丑陋的中国人》之间是否有前后相继的关系或者说是内在的关联呢？
韩老师：《河殇》与《丑陋的中国人》的关联点基本都在五四运动，这还真没办法，是避不开绕不开的问题。五四运动有重要的进步意义，提出科学与民主；但是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五四运动走向极端之后就对中国文化进行全盘否定。早在柏杨之前，鲁迅先生就有过类似的言论：比如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字里行间透过去看其实就是“吃人”二字；鲁迅先生建议当时的青年人，如果读书尽量不要读中国书，要多读西方书。《河殇》的观点，柏杨的观点其实就是五四运动的观点。五四时期还有更极端的观点，要放弃汉字，完全拼音化，或者是完全用西方文字，英文、德文，只要不是中文。那时就有这么一种强烈的否定中国文化的思潮。当1978年中国说要解放思想时，他是怎么个解放法？基本上是说从社会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否定中国文化，肯定西方文化的思想中去。柏杨的这本书就是其中一部重要著作。
主持人：这样讲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和《河殇》其实是五四精神在八十年代的回响了？
韩老师：这是不是叫五四精神还两说，因为五四精神是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五四精神中诞生了共产党，出现了毛泽东，建设了新中国，这一路的五四精神，是国强民富，是抗日救亡，是中国人怎么强大崛起的精神。但是这一路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五四精神就被认为是“否定了人权，压抑了人性”，所以1978年以后所强调的五四精神是“启蒙重新压倒救亡”。所谓什么启蒙呢？就是个性解放，人权高于主权；就是不顾整体利益去追求个人利益，这个就叫启蒙。柏杨的著作就是服务于这么一个大潮。他要否定的中国文化，无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强调个人的小我要服从于社会的大我，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息息相关。中国文化是这么一种文化，否定中国文化就变成了个性解放，即所谓自由、平等、民主，把个体利益置于整体利益、社会利益之上，这是启蒙的要害。柏杨否定中国文化是要干什么呢？其实是要为自私自利正名，为个性解放正名，无非起到这样的作用。
主持人：柏杨这本书里面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宣扬西方文化，其实为我们今天很多社会问题、矛盾危机留下了思想上的最初隐患，种下了祸根。
韩老师：五四文化是强调个性自由、人权、平等，它不强调道德，它认为道德都是假的，甚至道德是吃人的代名词。把道德否定之后，自私自利的人相互平等自由地博弈，其结果是弱肉强食，是1%控制了99%，这个恰恰是平等、民主、人权文化的必然产物。但是对这一点，柏杨当年显然是缺乏见识的，也就是说柏杨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我不知道他还活着没有？
主持人：他已经于2008年去世了。
韩老师：死了！死得好！假设他活着的话，他很可能会参加华尔街的游行。因为柏杨他应该是反官僚、反专制，这个没有错，但是真到了权力都集中到大资本家的手里去的时候，柏杨反不反？我估计柏杨也是要反的。如果说真的是像今天全球1%的人控制99%的财富，而用的名义是自由、平等、人权，那柏杨会不会去进一步反思这个所谓的自由、平等、人权可能是大资本操纵世界的那套话语？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是大资本统治世界的话语体系。但是柏杨缺乏这个见识。柏杨为什么缺乏这个见识？因为当时柏杨生活的时代主要是蒋介石、蒋经国时代，蒋介石、蒋经国时代的台湾，资本是受权力控制的。所以，柏杨所感受到的痛苦主要来自权力的专制压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柏杨认为中国文化为权力张目，为权力申辩，因此要否定专制的权力体系就要否定为专制权力服务的那个中国文化；但他不知道把中国文化否定了之后，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文化，真就好吗？可能更糟糕或者说同样糟糕！这就是柏杨缺乏见识的地方。
主持人：那好。在这本书里面，柏杨写到了中国人很多丑陋的特征，那么下面我们就结合这本书中的观点，请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看看应该怎样来评析他所说的中国人这些丑陋的特点。
柏杨思维当中的逆向种族主义倾向：将阶级结构问题化作种族问题
首先第一个，他说道“中国人的特点是脏乱吵”。他说“中国人为什么老是声音非常大呢？就是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别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就都跑到我这边来了！”而且，他又说“因为我们的脏乱吵，自然会影响到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完全是不一样的世界。”脏、乱、吵好像是应该分开来来说的。老师您怎么理解他所说到的现象？
韩老师：先说“吵”字吧！为什么声音要大？有权力的人是用麦克风说话的，那他自然可以声音很小，因为他的声音被麦克风放大了。他可以控制舆论、控制媒体、控制电台的时候，当然可以不吵了！那么无权无势的人怎么办？他没有麦克风去放大他的声音，只好吵了。“吵”字其实是西方文化的特点，这个特点就是广告。广告吵不吵？广告就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吵吵嚷嚷，都说自己的产品好，是不是吵吵嚷嚷？比如说杜邦公司他可以用铺天盖地的广告去吵，假设我是一家小公司或者我就是卖羊肉串的，我只能是大声嚷嚷，没有办法。就是有权的人他可以显得比较文明，那无权的人他只好显得吵吵嚷嚷。所以这不是中国人和外国人的问题。当初慈禧太后也不吵吵嚷嚷，因为慈禧太后小声一句话就被当做圣旨传递到全国去了。她需要吵吵嚷嚷吗？不需要。匹夫之怒以头抢地，那你要大王之怒他是流血漂橹，所以，实际上吵的问题是一个阶级结构的问题。处于社会上无权无势地位的人，要表达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主张，不得不吵吵嚷嚷。所以，柏杨是把一个阶级结构的问题化作一个种族的问题。这是他的问题。我认为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的那些工人们肯定也是吵吵嚷嚷，他不可能不吵吵嚷嚷。当老板要开除你的时候，双方讲道理讲不过的时候，他不吵吗？我看肯定是要吵的。当伯明翰的工人们要组织罢工的时候，工人们难道不吵吗？肯定是要吵的。集贸市场上要把自己的萝卜、白菜卖个好价钱，能不吵吗？我估计伦敦的农贸市场一定也是吵吵嚷嚷的。所以这个“吵”字其实反映了背后的阶级结构。但是，柏杨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他笼而统之地说中国人吵吵嚷嚷，这里有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就是忽视了社会的阶级结构，第二个就是以偏概全。一部分中国人的确大声吵吵嚷嚷，他就判断成全体中国人。我说这话的意思是哪怕在劳动阶层，也有人是很有修养安静讲话的；反过头来，统治阶级里头也有一些吵吵嚷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柏杨的错误是双重的，第一忽视了社会的阶级结构，第二呢，以偏概全。这是关于“吵”字。
第二个就是“乱”字。这个“乱”，你说它不好就是乱，说它好就是有活力啊！是吧？计划经济不乱，你说它缺乏活力；市场经济据说有活力，但市场经济多乱啊！是吧？我们今天什么产业都是产能过剩，只要有一个好的产业出来，都是一窝蜂地投资，这个很快就产生过剩。乱吧？但是你喜欢市场经济，你就说它有活力；你不喜欢，你就说它乱。是吧？这个就是你站在什么角度看问题了。我记得在柏杨这本书出版的同期，我正好是念大学，大概是二三年级。当时北航校园里的食堂中大家吃饭都不排队，都是插队，那些想守秩序的人显得很着急，喊着“要排队排队排队”。但有些人就插了，把你气死！但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大学校园里是学生食堂，按说应该是秩序井然地去排队买饭菜的。他为什么不守秩序？因为当时的学生受了柏杨或者说受了西方的影响，要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个叫竞争啊！这个叫有活力啊！大家都排队了不就没有活力了吗？你看这就是同一个事情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今天公共汽车上，至少在北京的公共汽车上，给老人让座已经是非常普遍自觉的现象。但是不是今天中国北京文明的程度提高了？其实人变得更自私更冷漠了，他这个帮助无非是一种风俗。你要问这些让座的人，他的内心世界可能只有房子、汽车，实质上都是非常物质化的人，但是他可能肯去让座；80年代那些青年人可能不让座，他当时是为国家进步繁荣而去插队、去抢、去乱。这个学生接受了这种歪理，就是说每个人自私自利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充分地竞争，社会就会进步，学生相信了这个之后，就不排队了。你看同一个词就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是不是？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叫强盗资本主义，洛克菲勒、摩根、卡耐基、梅隆这帮人都被称为强盗资本家。可是赞美的人说“那他是资本主义的进步啊！”辱骂的人说“那他就是强盗啊！”我不知道柏杨怎么看。柏杨看到十九世纪的强盗资本主义很可能就说：“啊，你瞧，资本主义多有活力！”他就不知道那个其实就是脏乱差的资本主义。当初跑到北美的意大利人，他是不是随地吐痰？我估计统统是随地吐痰。那是不是丑陋的意大利人？丑陋的英国人？不能这么说话啊！
主持人：老师刚才对脏乱吵的解读很有特点，因为你刚才提到了它背后的阶级结构的问题，也提到了它的社会地位的问题，所以你说，柏杨这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他把这些现象都归结为种族的问题。如果这样想的话，其实他讲到的其他那些中国人的问题，我们也就可以很好的去理解了。那么我们再看他讲到的第二个，也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韩老师：你等一下。你刚才有个词用的非常好，就是他实际上是把暂时的有条件的现象上升到普遍的无条件的现象，上升到种族问题，所以柏杨这种论断背后其实是带有种族主义的话语的。无非是当时希特勒的种族主义，说“我雅利安民族，我日耳曼民族，是世界上最高贵的民族”；而柏杨是逆向种族主义，说我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丑陋的民族。有这么说话的吗？
主持人：这就是一种“唯我独劣”的心理：人家是唯我独尊，他就觉得自己最差。
韩老师：所以，王小东就提出一个概念非常有意思，他说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得了一种叫“逆向种族主义”的病。正向种族主义是“我这个民族最高贵，我可以扩大我的生存空间，把别的劣等民族都杀了”，逆向种族主义是“我们民族最劣等，你们来杀我们吧！”柏杨的著作就起到这种作用。
中国文化是避免窝里斗的文化，是让每一个窝都变得团结的文化
主持人：那他第二个关于中国人特点的解读叫“窝里斗”。他说中国人不懂得团结，窝里斗是中国人天下闻名的重要特征。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就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所以说，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这个观点，老师您怎么看？
韩老师：柏杨当时有个形象的说法，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外国人呢，“一个外国人是一条虫，三个外国人是一条龙”，特别强调中国人的所谓窝里斗问题。这个现象有没有？绝对有。但是不是整体的？是不是长时段的？你要一看，按整体长时段来看，会发现，恐怕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善于团结的民族，西方人倒不善于团结。两次世界大战是在哪里打的？都是在欧洲打的。德国人打法国人，法国人打德国人；俄罗斯人打德国人，德国人打俄罗斯人。是这样的吗？整个欧洲，两次世界大战是不是西方人打西方人？是不是西方人的窝里斗？在此之前是什么？在此之前是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再往早了，你会发现，整个欧洲小国林立，相互争战不已。这是不是窝里斗？欧洲窝里斗的时候，中国在干什么？中国是大一统。在辽阔的版图上，长达两三百年的统一。这个说明中国人善于团结。是这样的吗？那就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后来是因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才变得窝里斗。西方文化往好听了说是叫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它把每个人的利益放大，让每个人的人权都高于主权了，那么我的人权践踏你的主权，我的自由践踏你的自由，岂不就是窝里斗吗？中国人讲相互合作，相互团结，要包容，要忍让，要相互体谅，是吧！这个相互体谅，相互包容，岂不就是能团结了吗？相互体谅的时候，相互的个性就都得到抑制了；相互个性张扬的时候，就相互斗起来了！因此，西方文化那才是叫窝里斗的文化呢！至于说什么时候西方人团结了，什么时候西方人的个性就得到压抑了，就可能不太民主了。比如说西方的军队有很高的效率，但是西方军队很高的效率是以人权为代价的，以自由民主为代价的。我们都知道有句名言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句话哪里来的？来自德国军队，来自俾斯麦军队。服从命令为天职，就是上级说的每句话都是圣旨，下级不得违抗，必须执行。这不是专制吗？这不是压抑人性吗？这不是不自由吗？哎，可是这个时候德国军队有强大的战斗力。我估计这个时候，柏杨对自由民主带来的窝里斗的内在逻辑没有体会。柏杨体会的是台湾官场的窝里斗，这是真的。可是台湾官场窝里斗的另一方面，恰恰是柏杨也需要认识的。比如蒋介石政府，在台湾，他一方面是内部官僚主义窝里斗，他有这个现象——这是不错的——派系相互倾轧，当初蒋介石在大陆的时候它就有这个特点，但这个特点是中国文化的特点还是中国文化没学好的特点？我们想知道蒋介石信什么？其实我看他啥都信，啥都不信。蒋介石入了基督教，那他信基督教吗？我估计也不一定信。只不过是用信基督教来拉拢一帮亲西方的百姓或者当官的。他也讲礼义廉耻，这是儒家的东西。但是他真信儒家吗？我看也不见得。儒家最讲的是以身作则，最讲的是你要真的大公无私。当你蒋介石不那么大公无私的时候，当你作为台湾的最高的领导者对自己的亲信比较纵容的时候，那台湾的窝里斗是难免的。但这是蒋介石没学好中国文化的特点，而不是蒋介石学好中国文化的特点，所以这里头要害的是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大公无私的文化，而一个人要真能做到大公无私，一定是最能团结人的人，也最能把周围人变成比较无私的人。所以中国文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恰恰是避免窝里斗的文化，是让每一个窝都变得团结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