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

实验课堂进入了中间阶段，学习小组开始“现代货币主义”的准备工作。每一届学生讲习现代货币主义，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的讲习总是很认真很投入也很有收获。我将这理解为弗里德曼及其理论的特殊魅力。确实，弗里德曼的理论总是干脆利落而清晰明了。尽管我所认同和不认同的弗里德曼的思想和观念超不多一样多，我还是喜欢弗里德曼清新的风格，还是敬仰他对现代经济学的卓越贡献。

在给学习小组作指导的过程中，我特别强调了“单一规则”的重要性。我们一般的理解，将“单一规则”作为现代货币主义的一项政策措施；但我想强调，就现代货币主义整体的政策主张而言，“单一规则”又是一个指导性的原则，是一项基本的政策观念。这样理解问题，涉及“权变”和“规则”的选择。在凯恩斯主义或者新古典综合的政策观念中，“逆风向行事”是基本的原则；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适时采取扩张或者收缩的政策；或者利用菲利普斯曲线，在宏观经济的跷跷板上施压或者减压。这就是“权变”的观念。就事论事随机应变的“权变”思路对于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会有一定帮助，经济过热给予降温，经济过冷给予升温；既然问题已经出现，就只能正视并解决。当然也可以坐视不管，任其自由发展。但这样的做法不会被凯恩斯主义所接受。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家应该对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承担某种责任，而不是事不关己地听之任之。

“权变”的观念不能被弗里德曼接受。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本来是一种自然现象，有扩张就有收缩，有高涨就有衰退。即使经济出现了过冷或者过热，市场终究会自我修复。“逆风向行事”本来是要稳定经济运行，但政策实施的结果可能是加剧经济的波动。比如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由于时滞效应，货币扩张的影响可能要在之后6到18个月才能显现，而那时候，宏观经济通过自我修复可能已经进入扩张时期；于是，前期实施而现期才发挥作用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就可能成为通货膨胀的推动因素。有鉴于此，可行的选择可能不是“权变”而是“规则”。根据对宏观经济增长的预期，确定一个不变的增长率，保证货币投入的稳定增长，这样，经济的平稳运行就有了稳定的基础，剧烈的收缩和扩张就可以避免。这就是现代货币主义所主张的“单一规则”。在一般的意义上，规则或者规则意识的存在减少由于各种人为因素导致的不确定性，从而可以降低用于应对这种不确定性的成本支出。在人们的行为由于规则而可以预期的背景下，相应的交易费用就可以节省。于是，规则可以成为效率的保障。

这段时间，我在网上断断续续地观看旅游卫视的一档节目《行者——一路向南》，讲的是两位华裔青年谷岳和刘畅从北美最北端搭车旅游至南美最南端的经历。我对这两位年轻人有点熟悉了，前些年他们俩曾经从北京一路搭车到柏林。在他们的那一段经历中，最难搭车的不是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也不是语言不通且人烟稀少的中亚，而是在中国。人和人之间的冷漠或者缺乏相互信任，似乎不是急剧的市场化或者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后果，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问题。在弗兰西斯.福山出版于1995年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就比较了华人文化与欧美文化中信任的不同存在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在福山的观念中，“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其存在的价值在于可以节省各种事务性成本及交易费用，可以推动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他说，欧美国家的企业之所以具有成长性，就在于在社会信任的背景下，人们愿意将自己的资本交给他人来经营。而在华人世界里，对他人的不信任使每个人都将自己的资本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于是，每个人都只能做小老板，也就没有多少大企业了。人们之间缺乏信任，可能与机会主义的民族性格有关，与规则意识的普遍缺乏有关。

在这次谷岳和刘畅的美洲旅行中，有几件事凸显了人们强烈的规则意识。在加拿大的一个盛产三文鱼的海港，谷岳和刘畅加入一艘渔船去公海体验渔民的工作。渔民的做法让两位华裔青年颇为费解。因为过了钓三文鱼的旺季，很难钓到很大的三文鱼，凡是不足28英寸的三文鱼，都被放生了；钓到不少珍贵的其他鱼类，也被放生了；好不容易钓到一条超过28英寸的三文鱼，渔民说他们不能享用这条鱼，必须捐赠给养老院。渔民解释说，第一，按照当地相关法律，小于28英寸三文鱼必须放生；第二，他的执照只能钓三文鱼，不包括任何其他鱼类；第三，当时已过了三文鱼的捕捞季节，他这次出海是为了配合两位旅行者才获得特别的许可，相关部门要求将钓到的三文鱼捐赠给养老院。在我们的观念里，这位渔民真的是死脑筋。又没有人随时监控，即使将不合规格的三文鱼钓起来又有何妨？即使钓回其他珍贵鱼类又有何妨？即使将钓到的三文鱼拿回家自己享用有人问起就谎称没有钓到又有何妨？但渔民的观念却不是这样的，规则就是规则，它不仅关乎鱼类的繁衍，关乎渔民的生存，还关乎人们的信誉、形象和社会责任。到了谷岳在波特兰的家。谷岳请刘畅一起去海边钓螃蟹。按照相关规定，只能钓超过一定尺度的公螃蟹。也可能是过了季节或者其他原因，他们虽然吊起了不少螃蟹，要么是母的，要么是不合尺寸。忙活了一天，没有钓到一只合乎条件的螃蟹。其实也没有人来仔细检查，他们即使将不合格的螃蟹，包括那些肥硕且更加美味的母蟹带回家享用，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规则就是规则。为了一时的利益利用或者破坏规则，这不是一个有着规则意识的人可以做的事情。

一时间有很多的感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着很多很多的规则，而且，同西方社会相比，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等级传统的社会，规则可能更多更详尽也更苛刻。由于人和人之间缺乏相互信任，由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相互隔离，离开规则，社会的运转似乎就会陷入一锅粥的混乱。因此，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规则的社会。可是，一个遍地规则的社会却不见得就是一个有着规则意识的社会，不见得就是一个有序运转的社会。规则得不到普遍的接受和尊重可能与规则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公众的参与程度有关，与规则对公众利益的关切度有关，也与规则对规则的制定和实施者的激励好约束有关。我们很多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似乎不是在服务于民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发展，而仅仅是在为规则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圈定利益范围，提供牟利渠道。比如违停罚款问题。对违停进行处理，是交警天经地义的职责。可事实上，违停罚款的目的在于罚款而不是维护交通秩序。对违章停车，很少看到引导和劝说，只看到拍照、贴罚单。为了罚款，执法机关甚至还会采取某些见不得人的下流伎俩。很多情况下，规则的制定似乎只是为了破坏。比如形形色色与规则并存的例外或者“特批”。在学校与利益分配相关的各种规则中，总有着令人深恶痛绝的“特批”，比如职称评定、奖励评选、住房分配，等等。规则的意义似乎仅仅是在约束多数人，而将可以通天的特权者排除在外，少数人总可以通过“特批”而规避或者利用规则。打个比方。为了买票你辛辛苦苦排了一个晚上的队，第二天早上第一个买到票的是在床上安安逸逸睡了一晚上的被“特批”者。你对此无可奈何。你可能会想方设法介入特权者利益的关系链，寻求某种庇护，获得某种“特批”。当然，这意味着你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包括时间和金钱，也包括正义和尊严。

一个规则的社会是我们所期待的。当规则和规则意识使人们的行为具有可预期性从而降低了不确定性，交易费用将被大大节省。因此，一个有着普遍的规则意识的社会不仅是一个有序的社会，也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一个规则有序的社会的建立，关键还不在于事无巨细地确立了多少规则，而在于人们规则意识的形成。一个能够得到普遍认同和遵守的规则，应该符合“一致同意”的原则，应该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反映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向。由此，群众对于规则制定的广泛参与，成为构建规则有序社会的前提条件。

2011/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