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高考制度”批判

裴中阳 原创 | 2011-02-22 15:19 | 收藏 | 投票
“后高考制度”批判
——裴中阳(金海湾咨询总经理、北京大学战略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恢复高考制度30多年来争议不断,学者、民众们达成的最大共识就是:虽有无穷弊端,但至今没有更好的制度取而代之。
就高考论高考,效果不会比上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之争好到哪里去。放眼“后高考”体制,我们看到的问题更加触目惊心、更加发人深省:现有大学只不过是高中教育的延续,而且正是这种教育制度长期误导着、强化着高考体制。
大学的本质精神是什么?大学的使命职责何在?
 
一、重新审视中国历史上的太学
西汉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经著名学者董仲舒倡导,汉武帝建立起太学院,董仲舒为首任“院长”。公元29年,东汉光武帝刘秀在洛阳建太学,规模迅速扩大。汉顺帝时兴建的“大学城”气势恢宏,“凡所造构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汉质帝时学生人数达3万人,堪称世界第一。经曹魏、西晋至北朝末期,太学体制逐渐衰落,共历时六、七百年。
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太学早于摩洛哥的加鲁因大学(创立于859年)、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创立于97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大学和研究生院。实际上,太学主要是干部培养、甚至是干部子弟的培养学校
首先,太学生的来源首先是官宦子弟。
太学学生多为官宦子弟出身,属于正式在籍学生,大多可享受国家俸禄。梁太后执政期间,曾诏令自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员皆遣子受业。
当然也有不少家境贫寒的求学者,但他们属于勤工俭学的“旁听生”,不仅衣食自理,连照明蜡烛也要自备。如庾乘,即是为诸生做佣工而旁听成就者。
由于学生出身不同,在待遇上也不一样。一些官宦子弟可享受国家俸禄,而贫寒子弟则不仅衣、粮自理,连照明的脂烛也要自行解决。
其次,毕业生的出路主要是当官。
太学学制一般为8年。东汉末年,中央政府对公卿子弟诏令规定了“升官路线图”:学习满两年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文学掌故满二年通三经者,擢为太子舍人;太子舍人满二年通四经者推为郎中;郎中满两年通五经者推为补吏,随才而用。
而贫寒生业满后多是回乡从事教学工作,运气好的可被地方征辟聘为官吏,“道德文明模范”可通过举孝廉等察举方式入京为官。
最后,教师本身也与仕途紧密相连。
太学老师称为博士,西汉博士但以名流任之,并无选试之法。东汉博士须选试而后用,博士官的选任最后要由皇上审定,而且要有官员保举。东汉时,明帝甚至亲临学校“兼职”讲课。
在仕途上,又可经博士入官。中央官员,初始可任尚书、谏议大夫等,日久可致公卿;地方官员,可任刺史、守、相。东汉时,多有由博士升迁者。
当然,即使太学有以上问题,但其教学方式之开放仍令今人汗颜:教授内容除儒家经典外,还有天文、历法和数学等,全凭学生自愿选修;教学方法包括博士讲授、老生带新生、“大班上大课”和郊游等;鼓励和引导自学,学生有充裕的时间自由研讨和向社会名流求教;学术气氛浓郁,教师之间论难成风,学生也可与名人论辩;除了教学,博士有义务参加朝廷的政治问题讨论,并出谋划策。
更重要的是,教育本身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在东汉,教授经学是一种崇高的职业。不少太学生卒业返乡后不愿做官,而是专心培养学生,门徒众者达万人。当时,“私立学校”的学生数量远大于太学的人数,官办太学、郡国学与私人讲学相映生辉。而且,正是由于私立教育的蓬勃兴起,构成了官办太学逐渐式微的一个重要动因,这就是当时教育界的“国退民进”。
宋代书院成为民办大学的乐土。书院远离社会,形成了不求功名、自由研究、居敬穷理的治学风气。朱熹订立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有这样的信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强调知行合一、学问相济及思辨结合。
 
二、欧洲现代大学制度再探讨
在欧洲中世纪初期,西欧各蛮族王国在教育方面一片空白,教会肩负起文化传承的历史使命,主要培养神职人员、医生、政府官员和律师。设立大学的批准权通常由罗马教廷掌握,教廷也可以委托各地君主设立大学。
伴随着工商业的不断发展,由逃亡农奴重建的城市迅速崛起,并通过战争获得了自治权。相应发起的各种手工业行会商会,也拥有相当大的自治权。
中世纪后期,欧洲大学日趋保守,经院哲学把持的大学沦为教会的附庸。此时,私立或半私立的学园成为人文主义的中心阵地。
如果以独立的学术团体或独立法人( corporate body)成立作为大学的标志,那么应首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as(大学)这一名词,就是1228年由教皇颁布敕令首先对教师和学生使用的。1988年,博洛尼亚大学庆祝建校900周年。
如果把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结成自治团体(faculty)作为大学起源的标志,那么欧洲最古老的大学则是巴黎大学。正是这种师生自治团体的形成,标志着有别于其他行业,以传授和研究高级学问为职业、并构成大学主体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
巴黎大学从著名的巴黎圣母院的教堂学校演变而来。至12世纪中叶,巴黎学校的规模越来越大,教师人数也随之倍增,他们自然形成了一种同业公会,争取维护自身的各种权益。为了获得追求学问的自由,特别是为了获得能够颁发学位或教学许可证的权力,广大师生与代表巴黎大主教的校长、地方当局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并于1208年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认可。 
虽然实际上仍是一个教会机构,但巴黎大学毕竟从教会手中取得了管理学校的自主权13世纪,巴黎大学的特权主要来自于教皇的特权敕令,包括师生居住权、罢课权、独立司法权和教师许可授予权。14世纪,法国国王不仅肯定了大学师生已有的特权,还增加了税收、赋役和兵役等特权。15世纪后,巴黎大学师生的特权逐渐受到限制或被剥夺。随后,争取恢复自治权成为巴黎大学风起云涌、持续不断的学运主旋律。
1810年,任职于德国内政部宗教和教育司的洪堡受命组建柏林大学。虽然像其他大学一样,柏林大学下设哲学、神学、医学和法学等四个学院,但建校伊始就被注入了独立的特性,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始祖。期间,洪堡提出了一系列大学教育改革举措,并明确宣布大学必须坚持的三条原则:一是独立、自由、合作相统一,二是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三是科学统一。从此,“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成为彪炳千古的大学基石。
1852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的红衣主教纽曼出版了《大学的理念》,系统阐述他对大学理念的理解:(1)大学是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2)大学的任务是提供博雅教育和从事智力训练;(3)大学教育的目的是训练良好的社会成员,提升社会格调。
纽曼提出的“培养绅士”的英国模式,与洪堡倡导的“培养学者”的德国模式,成为近代欧洲大学的两种主流教育模式。在创业活动中,他们都是以培养学生去开创新公司为主,而教授很少以企业家的身份直接组建自己的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如日中天,其中大学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美国大学一方面继承德国大学重研究之传统,一方面也继承英国大学重教学之传统。研究生院与本科的二重结构,就是由德、英模式相结合设计的,并成为今日各国大学的通行模式。在美国,大学不再仅仅是“知识传播与生产之地”,而是被赋予了直接服务社会的崭新功能。
以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创业型大学,摆脱了远离“世俗”的“象牙塔”,使大学从次要的社会支撑机构,迅速演变为促进产业提升乃至经济发展的社会主要平台。这不仅表现为大学社会地位的提高,而且意味着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模式”的形成。在知识经济中,美国大学起着绝对重要的作用,成为衍生新公司和新产业的母体,同时又是合作创新的主体,以及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
为了解决大学知识产权问题,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贝耶-多尔法案》(又称“大学、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案”),主旨是:实现大学研究所得收入的公平分配,一般规则是发明人、部门或研究单位、大学各占1/3;大学作为知识产权拥有者与某个公司相关,在与公司的交换中,大学知识产权被转交给公司,不需要交纳许可费。这样一来,知识信息得以在公司和大学研究群体之间自由流动,大学研究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市场交易和知识产业化得到了制度性保障。
 
四、大学基本精神归纳
不难看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起源于欧洲,发扬光大于美国,其本质精神与社会使命有以下几点:
(一)自治体制
作为一种教师从业者公会,大学首先要与宗教、政府及世俗社会相隔离,保持相对独立、超越现实的自治体制。否则,不仅大学本身不成其为大学,同时也无法保障其它学术自由、社会批判等功能。
(二)批判精神
作为知识聚集和文化传承的场所,各种思想观念和学术思潮在大学里交汇碰撞。如果没有自由探讨的批判精神,崇尚科学、追求真理从何谈起?专家之所以成为专家,就是其职业特有的对现实问题的科学态度和客观批判精神。
(三)宽容思想
批判的前提是宽容。历史证明,没有宽容精神的批判,往往演变为血淋淋的宗教迫害。
不论是在历史上的东方还是西方,大学产生的前提就是世俗社会的相对宽容、理解,以至于给予相应的“特权”。
(四)人文关怀
大学与中世纪神学院的首要区别,就是将“人”置于世界的核心。因此,大学必须体现人文关怀和社会关爱,并培养身心健康、关心社会和全面发展的人。
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凸显物质文明与人文精神相分离的不良后果,人文关怀愈加重要。
五)社会担当
众所周知,东汉太学师生不仅关心政治、服务社会,而且成为反抗宦官专政的一股重要力量。
而在中世纪的欧洲,滥觞于民间学派的文艺复兴运动、爆发于大学校园的宗教改革运动,更是对欧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没有美国创新性大学的推波助澜、甚至事先士卒,信息化时代的编年史真不知如何撰写。
总之,现代大学与精神自由、信仰自由、以致生活自由等个性发展联系在一起。如果只是传承知识,那么神学院就足以承担这一职能。
 
五、“伪大学”对高考制度的误导
不难发现,在当今之中国,泛滥的只是教育培训机构,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首先,大学的基本精神被阉割了。
众所周知,不仅设立大学需要政府部门审批,更重要的是公办大学领导人的任免权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中,大学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官僚机构和行政组织,谈何自治与自由?在人文社科领域,争鸣更是有前提条件的争鸣,宽容也是在仁慈基础上的宽容。
我辈接受大学教育时学费全免,还有一定的助学金,因而回报社会、贡献国家的道理不言自明。如今的大学生,自入校第一天起就要承受教育价格与国际并轨、教学质量却直线倒退的有偿服务。专科升本科、学院改大学,硕士教育基础化,博士生全球第一,这种产业化,不是商业化的“陷阱”、乃至“骗局”又是什么?又有什么可能要求学生具有人文关怀意识、社会担当精神呢?
其次,大学的基本功能被扭曲了。
综上所述,大学的本质和功能在于:不仅传授知识,而且探索未知;不是统一思想、固化精神,而是弘扬个性、砥砺意志;不是授人以技能(这是职业技术学院的职责),或养家糊口、或财运亨通,而是传人以精神,以引领时代、担当社会。大学与激扬文字、纵论国是、乃至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宏大抱负如影随形,如果仅满足于学富五车、倒背如流,那就只是私塾的延续罢了。
对跃过高考龙门的学子们而言,从跨入大学校门的第一天开始,最大的发现就是:大一只是高三的延续——高四!唯一不同的是,大多数学生的父母不在身边了。
君不见,指定科目、统编教材、标准答案,传授的是教条,考察的是记忆力,扼杀的是想象力、创造力;德智体全面发展,培养的是通才,消灭的是个性。
从相当程度上讲,当今大学的社会作用远不及职业教育更有价值——后者就是培养学生技能、提供合格的社会劳动者!其投入产出比相对合理,社会需求非常旺盛,以至于时有本科生“回炉”读技校的怪现象。
有这样的大学暨高等教育体制摆在面前,又如何要求高中教育进化、高考制度改革呢?退一步,“高考制度改革”本身又有何意义呢?
画外音:
Ø        2010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宣布:林建华担任重庆大学校长(副部长级),许宁生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副部长级),李晓红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Ø        中国青年报》2011年02月10日:我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引用率排在100名开外。
个人简介
深圳市金海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总经理,集团公司研究著名学者,战略定位理论体系奠立者。十年的企业管理咨询经验,为十几家大公司包括集团公司做过管理咨询,多家企业的常年顾问。
每日关注 更多
裴中阳 的日志归档
[查看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