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顾颉刚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纪念顾颉刚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其实，我今天完全是来跟各位专家学习的。接到参加这个会议的邀请，我当时很高兴，但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做过顾先生的研究，又没有什么渊源，我来参加这个会议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给自己找到这么几条：

      第一个理由是，顾先生是1920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是我们北大哲学系的前辈，这个应该是第一个能让我把自己联系到顾先生的理由。

      第二个理由，我粗略地看了一下顾先生一生的任教经历，我发现顾先生大部分时间在国学研究院所工作，像早年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后来到厦门大学的国学研究院，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后面到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所以，他跟国学研究的关系很深，这个是我找到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顾先生按说是和清华没有什么大的渊源的，他在北大毕业，应该说跟清华国学院也没有很深的渊源。但是我们也知道，顾先生受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王国维的很大影响，顾先生认为真正对他影响大的，不是胡适而是王国维。所以这样一来，可以说从20年代，他自己讲是从1923年开始，他在学问上真正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王国维，并不是胡适。胡适可以说是开了一个方向，但是这是个表象的东西，王国维在学术上对他的影响才是非常大的。这样一来，我就又多发现了一个条件，我来学习的条件又多了一条，这就是20年代他跟清华国学院的这几位前辈大师，有一个精神上的相互关系。

     《顾颉刚全集》这套书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为我们研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历史学者的顾先生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材料，而且我想也是对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全面的材料。刚才也讲了，他的这个材料，在家属方面是没有保留的全盘拿出来的，所以我们从顾先生的日记，可以看到很丰富的、他为人的各个方面，他的才情的各个方面。毫无疑问，他的这套书是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史的极为难得的一个素材。因此，这套日记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比如说写陈寅恪先生，陆键东写的那个书是影响很大的，但是材料仍然相对比较少，不像顾先生，我们能看到他一天一天的日记，所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要研究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顾先生是一个典型，因为顾先生是五四时代的人，又经历过这么几个大的时代变化，很值得研究。

      我刚才在翻《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这个书的时候，看到杨向奎曾劝他说，是不是多做一些纯学问。顾先生是不反对学术上提意见的，杨先生也是让他多做纯学术的工作，但他没接受这个意见，他坚持做他的一些自己要作的工作。这个根源在什么地方？根源就在他始终重视“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个话好像说起来是轻飘飘的，没什么奇怪的，但是在抗战那个时代，顾先生作为一个二十年代就要在史学界称王的人物，却做了很多的史学工作以外的工作，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心。这些工作很值得重视。我关心的就是这样一些工作。

首先，比如说顾先生抗战期间编写出版了大量有关国民道德培养的通俗读物，对此我觉得我们对这个方面的研究还不够，人们一般还是侧重于顾先生如何从倡导疑古到后来的古史学问，很少重视顾先生说在这个方面到底做了哪些？比如说国民教育的工作，顾先生编了600多套书，编的都是哪些书，起什么作用，我觉得都可以更好地去发掘。

      其次就是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其实我想顾先生关心的不是地理的问题，而是跟民族问题有关联的思考。顾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篇文章不仅在当时有重大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看起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去年北大的马戎教授写了文章，他不是顾先生学生，他是跟费先生的关系比较近的，但是新疆的事件出来以后，他写了一篇很深入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思考，其观点是和顾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完全一致的。顾先生本来是一个古史学家，不必谈民族问题，但是他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问题意义非常重大，顾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以前我们关注得不够。

所以我觉得顾先生是一个关心国家前途的知识分子，他关心民众的道德教育，关心怎么样真正唤醒民众，真正地关心中华民族。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关心这些现实的东西，并不是跟他作为史学家的责任相分离的，从这里正好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

我注意到，顾先生20-40年代待的主要的地方是国学研究院所。他的主要研究跟经学有关，我觉得这是他多在国学研究所服务一个原因。经学放在哪儿合适呢？就是放在国学研究院所比较合适。我想，今天有一个新的形势，就是我们国家的国学院和国学研究院在这几年里成立了好几家。特别是，有好几家的国学院都提出把经学的研究作为国学院的主要方向，这就把经学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上。但是经学怎么研究，这几家国学院的经学研究规划，也还没有提出很成熟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担忧的，就是说还不知道经学应当怎么研究，就要上这个经学研究的课程或者项目，这是需要大力改善的。

今年，全国社科规划办发布的重大的课题，也有中国经学史。在我看来，顾先生的经学研究似乎不是以写一部中国的经学史为目标，“写中国经学史”和“经学研究”，这两者虽然是要有交叉复合，但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的国学院如果要办好，特别是要将经学研究办好，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好好研究顾先生对整个经学的想法。因为顾先生很早是做古史的研究，但后期他说想做经学的研究。所以在1957年，记者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说今后想搞经学研究；这个问题反映到毛主席那儿，毛主席说他可以搁一搁。可以看出来，他后期是把经学研究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顾先生希望杨向奎先生跟他参加经学研究。甚至可以说，在经学上他是非常自负的，他觉得其他人都不能真正的完成经学的研究，只有他带几个人才能把这个经学研究做好。所以我们看顾先生学术的时候，不仅要看《古史辨》，还要看他后来做的经学的研究。就是说，他的这个经学的研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构想，他一辈子做这个经学研究，他的目标、方法、对象是怎么想的，我们应该加以研究。这是我们开展经学研究应该做的一个前提。顾先生搞了一个世纪的经学工作，我们不从这个地方开始，而盲目地做经学的研究，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