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民前四年），年仅三十一岁的名记者黄远庸被革命党人狙杀于美国旧金山都坂街上海楼菜馆，三年之后，一度做过民国众议院院长、段祺瑞内阁内务总长的汤化龙（字济武）又被革命党人刺杀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唐人街途中，一时间，海内外舆论大哗。不过，在国民党美洲支部的革命党人看来，包括刺杀黄远庸在内，“皆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以卫共和，而彰天道，其爱国精神，殊堪敬佩”（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三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一版，页378）。然而问题在于，汤化龙其人究竟是不是“袁世凯之走狗”？即便是的，又何至于要遭到这样的政治暗杀？无论如何，刺杀之手段，难掩其中的血腥，有悖于政党竞争之原则，正如曾琦（慕韩）在同年9月4日日记中所言：“盖汤氏之为人，固有不足取者，然要是吾国之新人物，贤于旧官僚远甚，且政党竞争，自有其轨道，出以暗杀，殊非所宜，吾于是叹党祸之日烈矣”（陈正茂等编：《曾琦先生文集》下册，“中研院”近代史所史料丛刊（16），页1345）。
一，被推为湖北省咨议局议长、身与立宪运动
汤化龙生于清同治十三年，即民前三十八年，湖北蕲水（今浠水）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授刑部主事。为求新知，由北京进士馆选为官费生，东渡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受业于梅谦次郎。1908年学成返国，任民政部主事。归国前，曾与湖北籍留日学生相约设立“湖北教育会”，被认为是汤氏“合群谋国之发轫”。宣统元年（1909年），设立各省咨议局（即临时省议会），“鄂都陈夔龙以荐者言，奏调化龙还鄂，筹备自治事宜”（沈云龙：《汤化龙其人其事》上篇，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1期，页60），不久被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时三十五岁。
筹办咨议局是清政府于1908年宣布九年预备立宪时间表中的一项内容，即当年筹办，次年举行选举。清廷对咨议局之人选，有明确的规定：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一版，页389）。从客观上来讲，咨议局之设立，使立宪派人士获得议政的场所，又有了共同行动的机会，全国二十一个咨议局共选出一千六百四十三位议员，大多数当选议员为立宪派，其中湖北的汤化龙、江苏的张謇、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立宪派中坚人物，被推为咨议局议长或副议长。这些新旧参半的政治人物，一般都有传统士绅功名之背景，无论在学识、才德、清望等方面，皆为当时的舆论所推重。
此时的清政府，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既有来自革命党人武装起事的压力，他们始终坚持以武力“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孙文语），或谓“不革命决不能立宪”（汪兆铭）；又要面对自预备立宪公会以来不断请愿、要求速开国会的高涨呼声。实际上，清廷也意识到了“欲防革命，舍立宪无他”（载泽语）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只是不久的“皇族内阁”令立宪派人士大失所望。1910年4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北京成立，直隶咨议局议长孙洪伊为会长，汤化龙为湖北省支会书记；为进一步推动国会请愿，汤化龙与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等人共同发起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汤任为会长，各省咨议局议长参加者有湖南的谭延闿、山西的梁善济、四川的蒲殿俊、福建的刘崇佑等人，“汤与彼等相聚京师，纵谈大计，并到处演说、运动，冀有所成”（张玉法：《国民党与进步党的比较研究》，台湾“中研究”近史所集刊第十期，页89）。迫于形势愈发紧张，清廷下诏缩短筹备立宪年限，定1913年召集国会，然不少朝野人士仍觉其长，尤其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人，坚持要求翌年即开国会，从而留在北京，再筹请愿，以图君民共治的理想……（参见张玉法著：《辛亥革命史论》，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1月初版，页172—173）。未料，清廷因此震怒，令各省代表出京还里。代表们在失望之余，相约《国民公报》社，密议返省之后，即向咨议局通报“清廷政治绝望”，且不排除革命的可能性（《梁启超年谱长编》，页514），“……化龙自京返鄂，鼓吹国会事益力，舆论既激昂，复时发电与各省相呼应”（沈云龙语）。
1911年4月，清廷颁布内阁官制十九条，并组成“皇族内阁”，所任命的国务大臣十三人中，满人七席，汉人四席，蒙古一席，汉军旗一席，而皇族又占其五，世称亲贵内阁，士民哗然。此被认为是清廷的排汉政策，违反君主立宪之公例，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动议弹劾，要求另组内阁，汤化龙与副议长张国溶被推为湖北省军商学界的代表北上，从汉口出发时，送行者竟达万人，汤氏在火车站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可见汤氏当时在湖北各界中的影响力。
二，武昌起义出任民政总长，从立宪转向革命
一般认为，汤化龙是旧官僚和旧绅士的代表（张玉法语），在思想上与康、梁等人相一致，并不赞成革命，相信君主立宪是救国之道，即在不动摇社会稳定性的前提下，有心起而改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突然发生，先且不论成因和结果，此次起义在事实上十分仓促，初无全算，“革军既起，尚未得一首领，众议以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黎元洪当之”，黎初不应，理由为民意所向系在咨议局，应由议长汤化龙出面组织军政府。从各种史料记载来看，汤化龙对此有一回答，版本庶几相同，足以采信。汤氏这样说：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成，但是此时武昌发难，各省均不晓得，须先通电各省，请一致响应，以助大功告成。况瑞澂自遁走后，必有电报到京，清廷闻信，必派兵来鄂，与我们为难。此时正是军事时代，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参见曹亚伯著《武昌革命史》中册，收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六辑》，文海出版社，页36）。
我们可以将此言视作汤氏从立宪至革命的一种转变，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即汤化龙本是立宪派中的激进人物。激进者往往在某个动荡的时刻，最易出现态度和立场上的反复或变化。然此时置身于时代激流之中的汤化龙，看起来，好像已没有更多的选择，但终归表现出来的还是对清廷置改革于踟蹰、延宕之中的一种强烈不满。尤其当国会请愿代表团被迫解散，汤本人的思想正在悄然发生动摇，也开始倾向革命。所以，当武昌起义突然而至，正好应合了他在北京与四川蒲殿俊等人所密议的内容，即：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也就是说，汤氏的思想转变并非空穴来风，更多是因为对清廷政治上的失望所致。
军政两长人选既定，黎氏以湖北军政府都督名义，发安民布告及独立檄文，并约汤化龙同署。汤化龙则通电各省咨议局，请求响应。电文云：“清廷无道，自召灭亡，化龙知祸至之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名义，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华神明之裔，岂能与之偕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武昌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满酋瑞澂，仓皇宵遁，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一发千钧，时机不再，伫候佳音，无任激切。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暨全体同人叩。”
正如汤化龙所料想的那样，武昌起事，清廷必要反扑。他们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两镇，督师赴鄂，又令黎元洪的老师、海军提督萨镇冰率兵舰、长江水师提督程允和率水师赴援，此后就是重新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负责剿办。1911年11月10日，袁世凯派两位代表至武昌议和，谓：若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停战。此时的汤化龙对“君主立宪”已无多兴趣，他代表武昌方面给予答复，称：此次武昌首义，并非专行种族革命，实为政治革命。处现在二十世纪时代，君主国逐渐减少，民主国日益增多，如能按照共和制度，则满清永久立于优待地位，享共和幸福，较之君主时代之危险，至有世世子孙莫生帝王家之惨，胜百倍矣……（转引自张玉法：《国民党与进步党的比较研究》，页89）从这番话中，多少可以看出汤氏在湖北军政府中的地位，但放弃君主立宪、认同共和政体则亦同样一览无遗。
然而，让汤化龙没有料到的是，他在军政府中的地位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军政府组织系统确立之后，仍为军政、民政两大部门，军政部内设军令、参谋、军务三部，民事部下设外交、内务、财政、法制、交通、文书、编制七局，汤化龙任政事部长。未及旬日，复修改条例，政治部被取消，文书局归军政府秘书处，其余各局一律正名为部，直隶于都督之下，“而化龙仅领编制部长，事权削减，位同闲散，无复初起义时之重要矣”（沈云龙语），之所以这样，其原因不出革命党人对他的不信任：其中既有汤化龙主持政事部时，差不多所用人选均为立宪派人士，引起革命党人的大为不满；也有湖北的革命力量，原以共进会、文学社和当地新军力量为主，在革命初起时，需要网罗各方面的力量，汤化龙以立宪派首要受重用，包括黄兴以同盟会领袖身份出任总司令一职，这一切，在当时不过是暂时的合作而已。及至汉阳失守，黄兴即因内部意见不统一而辞职，东下至沪。也就在这时，被冷落的汤化龙与一些立宪派人士亦随之到了上海，准确地说，他们是不辞而别。
三，民初政党分分合合，国会遭解散出任教长
汤化龙之所以离开湖北，应当可说是受到当地革命党人的不信任和排挤所致，这反映出湖北军政府内部之间的派系斗争已然公开化。不过，就这件事而言，历史上还存有另外一个说法，足以让人将信将疑，那就是汤氏在当时向全国各省咨议局通电请求响应武昌起义之后，又复电清廷，表示自己“不甘心附逆”。后来此事被革命党人有所察觉，汤氏自觉不安，方才离开了湖北。革命党人据此认为汤化龙是一个阴险的两面派人物，他表面上拥护革命，暗中却在阴谋推翻革命政权。不过，此事的真伪并没有人来加以认真辨析，直至若干年后，大陆历史学家杨天石经过考证与分析，所谓汤化龙“密电”一案并不存在，不过是以讹传讹而已，其中有某些“真实”成分，但又有若干主观猜测和想象（参见杨天石著：《寻求历史的谜底》上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页250—264）。汤化龙所谓密电清廷一事，虽然见诸文字记载较晚，然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即有传开，对于革命党人来说，这绝不会是一件小事情，因此七年之后，汤化龙在海外遭到革命党人的刺杀，是否受其流言之害亦未可知也，但革命党人不信任汤化龙、乃至憎恨汤化龙则毋庸置疑，最终是死在他们手上的。
不管汤化龙当时为何要离开湖北，这都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但值得一提的是，汤化龙的政治生命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相反，迎接他的则是另一个更大的政治舞台，“此后他在政坛上的角色是全国性的，而非地方性的”（张玉法语），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吊诡，也注定要给汤化龙一生以悲剧的色彩。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初，在人事安排上未尽革命党人之意，以致引起同盟会内部的分化，武昌首义的骨干分子，如孙武、刘成禺、张伯烈等人，另组民社，拥黎元洪为号召，其后又与其他政团合而为共和党；章太炎则在民国之后，与程德全、张謇、熊希龄等人，组建中华民国联合会，继改为统一党。临时约法制订期间，蔡锷、王芝祥即联合参议员谷锺秀、张耀曾、殷汝骊等人，组建统一共和党，而清末立宪派之宪友会，此时也一分为二，既有共和建设讨论会，又有共和统一党，前者以汤化龙、林长民、刘崇佑为中心，后者为孙洪伊所主持，待羁迟日本的梁启超归国后再合为民主党。民国初年，结社自由，法所不禁，大小政团，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局面甚为可观，仅此而言，并非是一个不好的开局。
等到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政府北迁，参议院也随之移设北京。不久，即改选吴景濂（统一共和党）为议长，汤化龙（共和讨论会）为副议长。民国二年，全国举行普选，成立国会参、众两院，此时同盟会为扩大党势力，参与竞选，遂合并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而称国民党，推孙文为理事长，交宋教仁代理。以众议院席次总计，以国民党所占为最多，计有二百六十九席，共和党，一百二十席，统一党，十八席，民主党，十六席，跨党及无所党籍者，一百七十三席。很显然，共和党深知不足以与国民党竞争，乃事先谋划与统一党、民主党联手，允诺以副议长予民主党。民主党刘崇佑则坚持非议长不可，共和党不得已让步。正是因为藉三党之联手，两次投票，汤化龙当选众议院院长，共和党陈国祥为副议长。其后，统一、民主、共和三党正式合并为进步党，推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张謇、伍廷芳、汤化龙等九人为理事，以期与国民党相抗衡，从而形成国会中两党政治的规模。
在这之前，即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沪宁车站遇刺，年仅三十二岁。宋氏虽为国民党重要领袖之一，然其党见不深，“与其他政党首要多相友善，而于汤化龙、林长民私交尤笃”。宋教仁不幸亡命，汤化龙伤悲至极，即以挽联云：“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当与先生毅魄俱沉，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投笔向谁言。”上联中的“范巨卿”，即三言二拍《喻世明言》中“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之故事，寓重诺者；下联中的“来君叙”，典指东汉将领来歙，被人刺杀。从中可见汤化龙对宋教仁其人推崇备至，“而于主谋刺宋者，词意之间，尤深致愤懑，一时争传诵焉”（沈云龙语）。
宋教仁既死，国民党扬言以武力讨袁，此即历史上的“二次革命”。结果，国民党兵败，孙文等人不得不流亡日本，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以谋东山再起。袁世凯任命熊希龄组阁，坚邀梁启超、张謇出长司法、农商，以示对进步党之笼络，继又让国会选举其为正式大总统，然一月之后即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之资格（袁、熊二人发布告，指控国民党议员助乱）。虽然汤化龙对革命党人并无好感，仍进言袁世凯，以为是否有权罢黜议员，事须别论，但不能藉口消灭国会，“今宪法尚未成，竟寝罢国会，将何以处民国”？袁氏不为所动，至1914年初宣布停止现有国会议员职务，并先后召开有关会议，制订新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任徐世昌为国务卿，中央各部中，任汤化龙为教育总长，于此“民初稍具雏形之责任内阁政制，遂面目全非矣”。
四，反帝制促袁氏退位，入段内阁貌合神离
汤化龙出任教育总长，可以理解为袁世凯对进步党人所采取的一种拉拢手段，虽然，汤氏本人“抑郁非其所愿”，然以国家教育计，仍多有筹划，未虚其职，尽力而为。及至1915年春，帝制运动甚嚣尘上，袁氏与日本人签订了“二十一条”，不管是否出于被迫，抑或无奈，汤化龙深知兹事体大，欲离职出京，可又苦于找不到藉口。至八月，杨度、孙毓筠等人发起“筹安会”，梁启超公开撰文以斥之，汤化龙亦认为此事不可为，对袁世凯大失所望，于九月请假赴天津治病，旋以书面辞职，甚至于密谋以黎元洪讨袁，未遂。
袁氏称帝，民意不爽，非议骤起，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反对洪宪帝制而次第独立，蔡锷、唐继尧首先发难，以护国军名义，设军务院于广东肇庆旧端州书院内。彼时湖南的形势，关乎整个西南大局，汤化龙之弟汤芗铭时任湖南将军（袁世凯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作者注），素附袁，并得袁的信任。汤化龙数次使人赴湘劝说与策动，其弟最终审时度势，放弃拥袁，湖南遂继浙、陕、川等省于1916年5月28日亦宣布独立，汤芗铭在通电全国时谓：芗铭虽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但使有另途之悔悟，决不为箕豆之相煎。如必举全国而牺牲，唯有以我相见。情谊两迫，严阵上言……尽管湘人对汤芗铭治湘“严刑峻法”多有反感，甚至后来发生过“驱汤风波”，惟此事可评可议，不可一言以蔽之。
此时袁氏眼见全国形势愈发于己不利，欲复为总统，以求罢兵，汤化龙则联络国会议员通电以抨击：护国军志在申讨叛大义，求真共和，袁辞皇帝留总统，不得谓大义已申。……兵罢否，某固无能参与，假能参与者，方当力持不罢兵之议，一洗国民苟且薄弱之耻，义师若胜，某无纤毫干涉，若败，则虽身殉之，甘也……汤化龙反袁态度之坚决，亦可表明进步党人与袁世凯已告决绝。
未几，袁世凯患疾而死，黎元洪依法继任，段祺瑞再度出任内阁总理。为恢复旧约法南北各调，相持不下。汤氏遂以调停人北上，劝说段祺瑞，旧约法当以恢复。段本人似被汤氏说动，惟左右持异议，阻力颇大。汤氏即电告护国军军务院，再使压力，谓必可得。驻沪海军不久即通电加入护国军，声称若不恢复旧约法、重开国会，决不受命于北京政府。四日后，黎元洪下令恢复旧约法，国会得以合法召集。调解告成，汤化龙自京返沪后，未料先遭丧母之痛，又遇夫人在日本逝世，时间仅相隔一百余天，“化龙两遭家变，哀痛伤毁，有非人情所能堪者”。
1916年8月1日，国会参众两院重开，汤化龙复任众议院议长。惟此时汤氏对其党争之烈已憎恶痛绝，在沪上时就倡言“不党”之说。所以，北京敦迫再三，不得已于二十多天之后才到会。旧国会恢复后，不论国民党还是进步党，其内部均已分为多派，前者有客庐派（以谷钟秀、吴景濂、王正廷、殷汝骊等为代表）、丙辰俱乐部（以林森、居正、田桐、马君武等为代表）；后者有宪法讨论会（以汤化龙、刘崇佑、梁善济、李国珍为代表）、宪法研究同志会（以梁启超、王家襄、陈国祥、林长民、蓝公武为代表）、韬园派（以孙洪伊、丁世峄、郭同、温世霖为代表）。不久，客庐派、丙辰俱乐部、韬园派合为宪法商榷会，宪法讨论会和宪法研究同志会合为宪法研究会，主要领导人物为梁启超、汤化龙，此即历史上的“研究系”之由来。
此时院府之争愈演愈烈，至1917年，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段氏与黎元洪意见不一。段祺瑞胁迫众议院通过对德宣战案，众议院以内阁成员多辞职，且催议咨文乃用国务院名义，非总统提出，于法律不合，故决议缓议对德宣战案，而且必须先改组内阁。张勋通电响应督军团改组国会的主张，段氏对各督军解散国会的呈文，“决定不退亦不批”。段祺瑞不安于位，为黎下令免职。段不甘，认为免职令未经副署，不合程序，“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影响，一概不能负责”，遂离开北京往天津，此事引起反弹。安徽省长倪嗣冲称段祺瑞免职为非法，即行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陕、豫、浙、鲁等省及奉天张作霖宣告独立，粤、滇、桂、川、黔督军则通电拥护中央，声讨叛逆。在这种情况下，5月31日，汤化龙辞众议院议长，“与其隐忍苟留，不如自退”，由吴景濂继任。6月9日，张勋派兵两千自天津开赴北京；次日，孙文、章太炎电告黎元洪及西南各省，要求惩办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张勋、汤化龙、梁启超、熊希龄等人。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此距恢复尚未及一年。
张勋拥清废帝宣统复辟，黎元洪避走日本领馆，通电各省出师讨伐，电请副总统冯国璋入京代行总统一职，并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氏设国务院办公处于天津。汤化龙时在天津，发电对张勋复辟大加挞伐，认为多省独立，是为护法，复辟则民国且不保，何有于法？多谋的段祺瑞则力邀梁启超、汤化龙参与军幕，其重要文檄，皆出自任公一人之手。十二天之后，讨逆军收复京城，再组内阁，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等人入阁，梁为财政总长，汤为内务总长、林为司法总长。然而，段氏亲信徐树铮等人却深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梁任内务总长为较宜，汤氏应出长教育，其理由是汤化龙在袁世凯时代即为教长。实际上，梁、汤二人对入阁并不热衷（此时林长民尚在南方），曾面见段氏，坚辞不就。为此还征求过北京、天津党员意见，可商议的结果，竟是决定梁、汤二人入阁，梁、汤二人只好随段氏入京。不过，也有进步党国会议员认为，梁、汤、林等人入阁，虽为进步党全盛时期，但亦为失败之开始，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段内阁成立，冯国璋代行总统一职。因其张勋复辟，中华民国法统已被中断，因此，冯、段二人认为国会不宜恢复，参照辛亥之先例，召集临时议会，重拟组织法及选举法，再行新国会。实际上，这是来自梁启超的一个建议。然在召集临时参议院时，本由进步党开列名单，以内务部名义发电各省照办，段派人士则认为如此选举，其议员大多数将为进步党人；而此后的政府之一举一动，难免受其挟制，是为去一国民党，不啻又来一国民党。徐树铮私下向段氏陈述此意，段未表态，徐认为已默许，于是另开名单，分电各省将内务部前电予以推翻。及至新国会选举，全由徐树铮等人暗中操纵，做过众议院议长的汤化龙几不能过问；而币制改革对日借款一事，本应由财长梁启超主管，却由交通总长曹汝霖秘密办理，梁氏竟不得与闻。“计梁、汤自六年（1917年）7月17日入阁，至11月22日随同段氏去职，表面若相始终，而精神则早已分离矣……”（参见沈云龙：《汤化龙其人其事》下篇，台湾《传记文学》第28卷第2期，页80）
1917年11月10日，临时参政院在京召开会议（西南五省拒派参议员），四天后，段系王揖唐当选议长，那彦图为副议长。进步党梁善济竞选议长，果告失败。又两周，段祺瑞以四川、湖南用兵失败，与冯国璋发生府院主和主战之争，辞去国务总理，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以及外长王大燮、教长范源廉、农商总长张国淦被批准去职，梁启超表示从此不再过问政治，汤化龙则有点志气不衰，在他看来，中国尚未能有一个理想的政府和国会，若有一天能见诸事实，“则吾乃死心削迹矣”。
至此，汤化龙已与纷乱的中国政坛没有什么关系，等待他的却是革命党人“正义的子弹”。
五，偕友游日悼亡妻，命丧维多利亚唐人街
1918年3月，汤化龙偕友人林长民、蓝公武等人前往日本，在东京居住两月之久。曾琦等人多次面晤，汤氏与彼等推心置腹，畅谈国事，兼述心迹，曾琦有日记为证：4月5日，晴。……昨日汤济武君谈话有可记者，即谓十年以前，彼等但知当变法，而不知所以变之之道，是以国愈乱而术已穷。十年以后，国事当属少年，若再无素修，国将何言？言颇沈痛也。
其间，汤氏凭吊亡妻易箦处，不禁悲恸欲绝，令友人感慨至泣。汤氏为悼亡妻作七律五章，字字句句，缠绵哀艳，恻恻动人，试举一章：死别经年梦尚疑，羌无片语写哀思。却惊宿草封香塚，岂有飞花返故枝。清怨灵妃遗锦瑟，空名夫婿误金龟。思君一字千行泪，天上人间知未知。汤夫人是在日本照料子女读书，不幸患病而亡的。其时，汤氏正为国事所牵，无法亲行营葬，哀痛逾恒。
同年6月上旬，汤化龙自横滨搭日轮赴美考察，先抵加拿大，次日到美国。在美前后两个多月，汤氏数度参加留美学生、华侨商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其内容包括“科学与人生的关系”、“中美国民性之比较”等，与国内的政治无涉；汤化龙还参观了华盛顿大学、国会参、众两院，访晤美国副国务卿温波克、驻美公使顾维钧等人，在李鸿章手植树下留影，并留有《游美日记》。
8月22日，汤化龙抵加拿大多伦多，两天后至维多利亚，候轮回国。9月1日，出席汤氏之族于中华会馆为其举办的晚宴，晚八时宴罢，宾主四十余人，相携于唐人街中，“忽有人以手枪迎击，化龙中两弹，一自口入，一自腹入，立仆地死，霍坚（翻译）随行，晕而苏，视汤已绝气……”就这样，汤化龙一命呜呼，亡于海外，年仅四十五岁。凶手为一革命党人理发匠王昌，见众人愤怒追捕，知已不可脱身，当场吞枪自杀。
革命党人之刺杀汤化龙，说起来，言之凿凿，堂而皇之，“旨在诛锄袁世凯之走狗”，实际上，与秘密社会洪门会党在本质上并无二致，这是自兴中会成立以来暴力革命意识之余续，对于一个强调“民主共和”的政党来说，不仅有偏于正常的政争轨道，而且，每每冠以“正义”之名，“以血腥笼罩政坛，真不知人间何世”？从汤氏置身于清末民初中国现实政治的经历来看，无论如何，根本谈不上是什么“袁世凯之走狗”，他的死，确实有点冤，而那个刺客王昌，在国民党那里，则一直被视为“烈士”，如此血染的历史，有时让人无语。
刊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悦读MOOK》第21卷 （201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