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不安全，别拿道德当“替罪羊”

　　造假泛滥、诚信缺失等问题的结症并不在于“道德滑坡”，而在于社会管理的过于宽松，以及指导管理的政策标准和价值标尺太紊乱了。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管理中的“法治之手”必须硬起来，必须让“奸商”付出惨痛代价。

　　【侨报4月22日中国时评】继中国总理温家宝近日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批评后，有关社会道德与商人诚信话题再度引起社会舆论的共鸣。从报章媒体到专家学者，再到普罗大众，群起而攻之。“提升社会道德水准”似已成为大陆当前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压倒性”呼声和共识。

　　实际上，这存在一个认识误区。如果说今天中国人的道德水平滑坡了，那么，这应是一个与过去相比较而得出的结论。试问，中国人的道德水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分别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谁能回答？专家们做过定量化的比较分析吗？过去的道德水准若真的比现在高，那么人类的进化史和文明进步史又如何解释？显然，简单地给今天社会的道德水准打分和下结论，存在历史认知悖论。

　　以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这两个历史时期为例，必须承认，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社会管理还是相当严厉的，那时即便有人想干点“违背道德”的事，也会因为虑及社会压力、殃及家庭亲友而作罢。 

　　换言之，与其说改革开放前的那个年代，人们道德操守较高，不如说那时的社会约束严厉、利益诱惑较少。今天，经济发展了，国家开放了，价值多元化了，社会更宽容了，人性中曾经被压制的这样或那样的“劣性”全浮出水面了，于是给人们的感觉是道德水准“下降”了，事实可能是那些东西从来都“潜伏”在人的深层意识中，既没前进也没倒退。

　　其实，造假泛滥、诚信缺失等问题的结症并不在于“道德滑坡”，而在于社会管理的过于宽松，以及指导管理的政策标准和价值标尺太紊乱了。大陆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社会管理也应从“人治”转变为“法治”，但中国的这个转变太缓慢和犹疑了。

　　古人云“治乱用重典”，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管理中的“法治之手”必须硬起来。造假售劣哪能不付成本或成本太低，必须让“奸商”付出惨痛代价。李克强副总理21日在“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会上就明确宣示，要重典治乱，切实改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赞哉斯言。 

　　宽容的社会并不等于不要社会基本评判标尺，不等于法治之软弱不彰。中国社会法制体系已基本完善，但法律不是摆设，离开法治而痛批人性恶劣不是隔靴挠痒、不得要领之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