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志：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述论
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兴工修建的武当道教宫观，是中国历史上由一个皇帝动议兴建的规模最大的道教建筑群。[1]从永乐九年到永乐二十二年（1411-1424年），耗费十四年的时间，役使二十多万军民夫匠，在湖广均州（即今湖北丹江口市）武当山修建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建筑群落，使均州南部方圆百余里的荒山野岭，变成了宫观林立、金碧辉煌的道教圣地。对于明初这一耗费巨大的土木工程，官修正史记载的过于简略，近世史家很少予以注意，迄今为止，国内还难以看到系统研究这一历史事件的文章。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明成祖大修武当道教宫观的原因、经过和宫观规模等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并借此就教于方家。
一、明成祖大修武当的原因和目的
关于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的原因，《明实录》的记载是：“武当山宫观成……上资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之福，下为臣庶祈弭灾珍”。[2]这种解释的确冠冕堂皇，但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真相。《明史·礼志》说：“北极佑圣真君者……及太宗靖难，以神有显相功，又于京城艮隅并武当山重建庙宇”。[3]这里只是点出了北极佑圣真君（即玄武神）与明太宗（即成祖朱棣）的“靖难之役”的关系。为了弄清楚北极佑圣真君是个什么样的神？它又为什么会在靖难之时有“显相功”？我们有必要首先考察一下这个神的神性特征及其影响。
所谓“北极佑圣真君”，实际上是玄武神在宋朝的一个封号。宋真宗时因避圣祖讳，曾改称真武。在先秦两汉的神话中，玄武是四方四神中的北方之神，其形象是龟蛇合体。由于龟蛇是常见动物，用龟蛇出现作为神显灵很容易，所以唐宋以后的道士为了适应统治者的需要，逐步抬高了玄武神的地位，不仅赋予它以人形外貌，而且还编造了一套玄武神在武当山修炼得道，功成飞升的经传。[4]根据道经和民间传说可知，明初的玄武神具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它是北方之神，根据阴阳五行理论，玄武具有司北方、司水、司冬等职能，宋元时期官方崇奉玄武，多与它司北方的特征有关，如元朝就是因为修大都时出现了龟蛇，认为“北方之气将王，故北方之神先降事以为兆”。所以在大都建昭应宫以崇祀玄武神。[5]第二，它是战神。据道经载，玉帝因玄武降魔有功，遂拜“北极镇天玄武大将军”，于是玄武“披发跣足、手握宝剑、躬披铠甲、蹑踏龟蛇，建皂 玄旗。”俨然是一个荡妖除魔，战无不胜的战神形象。正由于此，宋元明时期的行伍士卒很尊崇它，如永乐十七年，明将刘江在望海埚抗倭战役中“及临阵，作真武披发状……虽愚士卒耳目，亦可以壮士卒胆”。[6]此战明朝大胜，可见玄武在士兵中的影响，第三，它还是水神、福神和司命之神，民间为了防火、祈福和长寿的需要，对它极为崇奉，所以到元末明初，它在民间百姓中影响极大，实际上成了仅次于玉皇和太上老君的第三大道教神[7]。
既然玄武神有这样的神性特征和影响，那么它在朱棣靖难时有“显相功”就很好理解了。由于朱棣被明太祖封为燕王，常住北京、镇守北边，所以当他准备发动靖难之役时，经过博通儒道的和尚姚广孝参谋，就看上了北方之神玄武。很显然，朱棣知道他发动靖难之役是违背正统伦理纲常，大逆不道的，所以他要想动员将士，取得舆论支持，除了宣称靖难起兵是依据祖训讨伐奸臣外，还必须寻找其它的神奇力量来广造声势，愚弄士众。因此，他利用道教玄武神，一方面可以在靖难之役开始时为将士打气壮胆，另一方面又可以在他入继大统后，把这说成是君权神授的象征，从而为他取代侄儿建文帝制造合理的依据。下面，我们根据正史以外的资料，来勾勒一下朱棣利用玄武神的具体情况。
首先看靖难之役时玄武神的“显相”和“阴翊默赞”的情况。明朝高岱（1550年进士）的《鸿猷录》记载：“成祖屡问姚广孝师期，姚屡言未可。至举兵先一日，曰：‘明日有天兵应可也’。及期，众见空中兵甲，其帅玄帝像也。成祖即披发仗剑应之”。[8]又，傅维鳞（1646年进士）《明书·姚广孝传》说：
太宗因问师期，曰：“未也，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师”，又数日，入曰：“可矣”。遂谋召张昞、谢贵等宴，设伏斩之。遣张玉、朱能勒卫士攻克九门。出祭 ，见披发而旌旗者蔽天，太宗顾之曰：“何神？”曰：“向所言吾师，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披发仗剑相应。[9]
《明书》这些话基本是抄录李贽（1527-1602年）的《续藏书》的。《明太宗实录》不提此事，只说洪武三十二年七月癸酉（1399年8月6日）在朱棣靖难誓师祭 之时有天气之变：“时风云四起，人咫尺不相见。”所谓“神显相”，朱棣“披发仗剑”当是在这一时间发生的。《实录》回避此事，大概是“平生不曾用僧道”的总裁杨士奇[10]，觉得朱棣当时装神弄鬼的样子太不雅观，所以隐而不记。不过，朱棣本人对此并不讳言。他在对修武当的官员军民夫匠人等的敕书中说：“我自奉天靖难之初，神明（玄武）显助威灵，感应至多，言说不尽”，所以要发诚心修武当宫观[11]。
拨开上述记载中神秘诡异、荒诞不经的迷雾，注意朱棣在起兵誓师这样公开的场合披发仗剑、装扮玄武下世的用意是很有必要的。明代史学家王世贞（1526-1590年）对此曾有所揭露，他在《武当歌》中写道：“呜呼！英雄御世故多术，卜鬼探符皆恍惚，不闻成祖帝王须，曾借玄天师相发”[12]。对本朝史素有研究的王世贞，直接把这件事看作是成祖“御世”的权术，可以说是很有见地的。明史专家谈迁（1953-1657年）也指出，朱棣之所以大修武当宫观，“盖靖难时藉灵真武云”[13]。
朱棣不仅在靖难初利用了玄武神，而且还在靖难之役过程中继续宣传和制造玄武“阴佑”神话。“壬午靖难兵起……每两阵相临、南兵悉见空中真武二字旗帜，皆攻后以北也”[14]。这里所谓真武旗帜，肯定是燕军所设置的，因为燕军以北攻南，建北帝真武旗帜可在精神上压倒南军。再则，在靖难征战中，朱棣多次身临危境，所骑战马（即八骏）都曾中箭，但他本人一直安然无恙；另外，在南北军交战过程中，曾多次因北风突起、飞沙扬土，造成了南军的失败，如夹河之战，拒马河之战，藁城之战等都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些事都是朱棣注解宣扬玄武阴助，“辅相左右”的好材料，他在《御制（北京）真武庙碑》中说：“肆朕肃清内难，虽亦文武不二心之臣疏附先后、奔走御侮，而神之阴翊默佑、握掌机枢，乾运洪化，击电鞭霆，风驶云驶、陟降左右……”。此碑文对于玄武神在行阵间呵护嘿佑的种种事迹，可谓极尽描写之能事。“人间大小七十战，一胜业已归神功”[16]，朱棣把靖难战场上发生的所有偶然巧合现象及其取得的一切胜利，都说成是玄武的佑护，从而既夸耀了神的威力，又给靖难继统涂上了“君权神授”的神圣色彩。
其次看朱棣入继大统后，继续利用玄武神并着手准备营建武当宫观的情况。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六月，朱棣率军进入南京，即帝位，是为明成祖。同年七月辛卯，遣提点周原初“祭北极真武之神”[17]，朱棣一即位就遣使祭玄武，目的是向天下表明新皇帝与玄武神的特殊关系。敏感的武当道士得知这一消息，马上意识到复兴武当道教宫观的机会来了。于是积极帮助朱棣创造新的神话。永乐三年（1405年）、四年，武当榔梅结实，五龙高道李素希两次遣人上贡，朱棣赏赐甚厚[18]。因为榔梅呈实是“瑞兆”，象征太平岁丰，所以朱棣在御制碑中就把这宣扬为玄武神对他即位的赞赏[19]。与时同时。朱棣也开始进行大修武当的调查和筹备工作。永乐四年，召见武当紫霄道士简中阳，“问玄帝升真事迹，一一奏陈，赐以礼部护身符牒还山”[20]。朱棣要根据玄武修道成仙的经过来营建一整套宫观，召见武当道士询问玄帝事迹就是为此张本。
此外，营建武当宫观还与明初著名道士张三丰的预言有关系。张三丰是民间极有影响的游方道士，朱棣为了点缀升平，收揽民心，非常想把他延请诣朝，但多次派人寻找都没有结果。不过，由于张三丰也崇奉武当玄武神，并且在武当山还留下了预言：“（张三丰）尝游武当诸岩壑，语人曰‘此山，异日必大兴’”[21]。这一预言对要大修武当宫观的朱棣非常重要，因为张三丰在民间有“每遇事、辄先知”的仙名，所以皇帝当然会以实现仙人的预言为乐事，从而下定大修武当宫观的决心。
综上所述，明成祖大修武当的根本原因是与他发动靖难之役、巩固继统的政治需要相联系的。朱棣以藩王入继大统为了替自己不合礼法的行动寻找理论根据，有计划有预谋地制造了玄武神“辅佐靖难”、保佑燕王当皇帝的神话，而大修武当道宫不过是用物质形式把这一神话固定下来并广为宣扬让人信服罢了。与此相联系，朱棣大修武当，崇奉玄武还有以下三个目的：
第一，朱棣借大修武当道宫，用道教神学来掩饰自己武力夺嫡的阴谋，用“君权神授”的理论来对付维护封建礼法的舆论。朱棣用极刑镇压了骂他“篡位”、“夺嫡”的建文旧臣，但他知道要使士大夫阶层再不反抗，单赁武力是不够的，必须用道教的“神佑”之说使靖难继统合法化。
第二，朱棣借大修武当道宫，在民间更为广泛地传播玄武“阴佑”燕王的神话，并以此争取下层民众的敬服，巩固自己的统治。由于玄武神在整个中国南方有众多的信徒，四川、湖广、江浙、福建等省又有众多的玄武神庙，所以宋元以来，玄武是南方信徒极多、香火极盛的道教大神。朱棣用武力以北统南，为了改变南方群众对他的不良印象并收买民心，故大修武当道教宫观。
第三，朱棣大修武当道宫，制造他当皇帝是“顺应天意、玄帝阴佑”舆论，还有堵其它藩王之口的目的。这不仅关系着永乐一代的安稳，而且对他的嫡子嫡孙永掌大明江山有着重要意义。因为有神保佑，所以他们的皇统是合法的，朱棣以后，明朝历代皇帝即位或建元时都专门遣高官到武当山致祭，[22]这说明朱棣已把崇奉玄武当成了一条“家规”，朱棣及其后代把玄武神树立成了“明朝家神”，因此，武当玄武宫观也就变成了明皇帝的“家庙”。
二、永乐年间大修武当道宫始末
由于朱棣崇奉玄武神不是出于一般尊神敬鬼的宗教需要，而是出于靖难夺嫡和巩固继统的政治需要，所以他在兴工营建武当玄武宫观的过程中，不惜耗费长久的时间和巨大的人力物力，务使武当宫观建筑“宏壮坚固”、“万万年与天地同其久远”。[23]
朱棣大修武当山道教宫观，“十四年而成”。[24]这十四年的营建过程，大致可划为规划准备、主体工程营建和补充工程营建三个阶段。
（一）、规划准备阶段。从永乐九年到永乐十年六月（1411——1412年）。“（永乐）九年命（工部侍郎郭琎 ）往湖广督武当山宫观，事集而人不扰”，[25]郭琎是由朱棣一手提拔起来的工部官员，为人沉稳干练“以勤敏著称”，他首先被派往武当山负责征集军民夫匠，调运砖瓦木石。为修建武当宫观征调的工匠包括十五个工种，即木、石、土、瓦、画、铜、铁、锡、铸、五墨、油漆、妆鉴、捏塑、搭材等，各工种都有工匠作头三五人负责设计组织，另外，还抽调了医士、阴阳先生多人。[26]他们主要来自湖广、江浙、河南、陕西、四川等地。关于工匠夫役的人数，明代的记载不大相同，据山志记载；“军夫二十余万”，但《明史》说：“丁夫三十余万人”。[27]由于营建工期较长，所以这两种记载并不矛盾，前者当是指十余年间花费人力的平均数，即如王世贞所言“十年二百万人力”；[28]而后者当是指大营五宫时一年耗费的人力。不过，这里所说的匠役人数，仅仅是指在武当山从事营建的数万名工匠和作为工匠助手的十几万民夫。[29]并不包括在其它地方主为武当山营建服务的人力，如从事伐木、采石、烧造和运输等方面工作的夫役。山志云：“敕建武当宫观材木采买十万有奇，悉自汉口江岸，直抵均阳”。[30]“永乐十年，管运武当山琉璃诸物至襄阳，小舟万计泊（真武）祠下。”[31]由于武当山是神山，不能就地砍伐木料，所以只有从四川等地采买运来；而琉璃诸物也来自东南产地。这些建筑材料的运输都是沿水路，长江沿岸的材料首先集结于武昌，然后由纤夫挽船溯汉江而上，经襄阳运抵武当山。这其间所费人力也当以十万计。在征工备料的同时，测量规划工作也在进行，永乐十年三月，朱棣命道录司右正一孙碧云到武当山紫霄、五龙、南岩、遇真等处勘定宫址，“尔往审度其他地，相其广狭，定其规制，悉以来闻，朕将卜日营建”。[32]
（二）主体工程营建阶段。从永乐十年到永乐十六年（1412——1418年），共创建了五大宫以及其它二十多处宫观庵庙，完成了武当山营建工程的主体部分。“十年六月戊午，建湖广武当山宫观，命隆平侯张信、驸马都尉沐昕董其役”。[33]朱棣派往武当山的工程指挥班子是由他最宠信、最贴身的人组成的，隆平侯张信是被朱棣呼为“恩张”的靖难功臣、沐昕是朱棣女儿常宁公主的丈夫，后期派往武当山的礼部尚书金纯也是朱棣信任的人。由这些人督修武当宫观，那自然会完全体现朱棣的意志和思想，但是他仍不放心，除了告诫张、沐等人“竭力用工”、“不可有丝毫怠忽”外，还专门在永乐十年七月十一日对所有大修武当的官员军民夫匠人等下了一道“黄榜”，在这篇黄榜里，朱棣用通俗的口语讲述了他大修武当宫观的原因和官民军匠应遵守的纪律，并宣称：“（我）这件事不是因人说了才兴工，也不因人说便住了工。若自己从来无诚心呵，虽有人劝，著片瓦功夫也不去做；若从来有诚心要做呵，一年竖一根栋、起一条梁，逐些儿积累，也务要做了。恁官员军民人等，好生遵守著我的言语，勤谨用工，不许怠惰，早完成了回家休息。”[34]从这里，即可以看出朱棣大修武当的决心，也可以看出他强迫几十万夫匠长期为他劳作的专横态度。此后，营建工程正式动工，几十万军民夫匠在武当山周围数百里的崇山峻岭和沟壑溪流中，或搬砖运木、或树栋架梁、或凿石开道，或炼铁冶铜，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用非常原始的施工方式来垒砌武当山的巍峨宫观。经过他们几年的辛勤劳动，紫霄、南岩、净乐、玉龙、遇真、清徽、朝天等宫，太玄、元和、 龙、复真、仁威、威烈、八仙、太常等观先后建成，太和宫金殿也被运上了海拔1612米的天柱峰峰顶。
朱棣非常重视太和宫金殿的铸造和运输。“大岳太和宫……皇上独重其事，冶铜为殿，饰以黄金。”[35]永年十四年九月初九日，为运送金殿，他专门对都督何浚下圣旨：“今命尔护送金殿船只至南京，沿途船只务要小心谨慎，遇天道晴明、风水顺利即行。船上要十分整理清洁”。[36]由此可见，金殿是在北京铸造好后，经新疏通的大运河、长江、汉水，由水路运上武当山的。在当时运载和吊装技术尚不发达的条件下，把金殿搬运上山组装是一项极艰巨的工程，其施工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金殿安装好后，永乐十五年朱棣将武当山改名为“大岳太和山”，并给五大宫敕赐新名。“永乐十六年十二月丙子朔、武当山宫观成。……上亲制碑文以纪之”。[37]主体工程到此基本完成。
（三）补充工程营建阶段。从永乐十七年到二十二年（1419——1424年），补充修建了一些小庵庙，各大宫增设了一些亭台围墙等建筑物，如永乐十七年四月“敕建净乐宫紫云亭”，同年五月“敕建太和宫四围墙垣（即紫禁城）”。[38]与此同时，还铸造塑制了大批神像，垒筑了登山神道和桥梁，朱棣也给另外十一个小宫观敕赐新名。永乐二十二年二月，“敕湖广布政司右参议诸葛平，朕创建大岳太和山宫观……今工已告成完，特用敕尔、常用巡视，遇宫观有渗漏处，随即修理”。诸葛平虽为藩参，但“不管布政司事，专在大岳太和山提调事务”。同年秋七月，朝廷为宫观告成，在玉虚等宫建“金箓大醮”七昼夜。由此可见，朱棣直到死前（同月朱棣病死榆木川），仍在关注武当山。在大修武当山的十四年中，朱棣始终注视着这里的情况，据山志统计，他先后为此颁布的敕谕诏诰碑文共三十余道。其内容除上面已提到的外，还包括道士的选派、管理和生活安排，各宫观所用香烛灯油的采买和建筑余料的处理等问题，总之，事无巨细，都要由他安排决定。[39]
大修武当期间，营建费的消耗也是惊人的，用朱棣自己的话说：创建大岳太和山宫观，“工作浩繁，实皆天下军民之力、辛勤劳苦、涉历寒暑，久而后成，凡所费钱粮难以数计。”[40]明代朱国桢（1557——1632年）认为“成祖而于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则因嘿佑之功，竭两朝物力表其巅，至今奔走四海”。[41]关于钱粮耗费的具体数字，只能推算，以粮食的消耗看，三十余万军民夫匠若按修乾清宫的岁支工食米标准，[42]每年所需粮食近一百三十万石；至于工料匠资等银钱消耗，《明史》说“费以百万计”。明人王士性（1577年进士）也认为：“当文皇造五宫时，用南五省之赋作之，十四年而成，此殆不可以万万计者”。[43]这些估算表明，营建武当宫观的耗费是极其巨大的。
三、武当山道教宫观的建筑规模
经过明成祖十多年的经营，武当道教宫观被修建得精美异常，宏伟壮丽，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了全国各地的道教建筑群，而且在明清建筑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武当宫观的建筑规模。由于明末清初的兵火之灾和清朝以后长久失修的缘故，我们已无法看到当年武当宫观的全貌，但通过大量的明代诗歌游记的描述和志的记载，我们仍然可以了解当时整个建筑的规模和气势。从总体上看，武当道教建筑群是由东、西、北三路，数百里朝山香道串连着三十三处宫观庵堂亭台岩庙等建筑子群组成，香道多为巨石铺砌，山下部分平坦宽敞，登山石阶规则整齐，险陡之处有石雕栏杆或铁索保护；香道沿途共修有大小石桥四十七处，或单孔或多孔，风格特异，皆如飞虹卧波，凌空而渡，反映了明初工匠的高超技艺和风格。从均州净乐宫沿建筑线上行，但见五里一庵、十里一宫，朱户隐见，楼阁玲珑，几十处宫观建筑群与山势风景互为隐衬，把武当山装点得如同仙境。明代文学家对此多有描述，袁中道（1616年进士）把玉虚宫比作“海上三山，忉利五院”，[44]王世贞在诗中写道：“太和绝顶化城似，玉虚仿佛秦阿房，南岩宏奇紫霄丽，甘泉九成差可当”。[45]顾璘（1496年进士）认为：“凡宫殿皆拟天庭帝座之崇严，虽行寮寄寓皆费中人百家之产”。[46]诸如此之类的描述，不胜枚举。这些描绘也正反映出武当道教建筑群的宏大规模和雄伟气势。
武当建筑的精华是太和宫金殿，该殿面阔进深均为三间，高五点五米，面宽五点八米，进深四点二米，全为铜铸镏金重檐庑殿式仿木构建筑，总重要达八十余万斤；[47]金殿内神像、几案、供器等皆铜铸镏金。武当金殿作为我国古建筑中稀世珍宝，其工艺之精致、形式之优美，体现了明初工匠高超的铸造、装配和镏金技术，反映了十五世纪我国铸造工艺和金属建筑的辉煌成就。
关于明成祖大修武当宫观殿宇的具体房屋间数，由于明代的记载前后不统一，所以我们应作些考证。《明实录》说：“凡为殿观门庑享堂厨库千五百余楹”。[48]但永乐二十二年礼部右侍郎胡 对朱棣奏称：“敕建大岳太和山宫观大小三十三处，殿堂房宇一千八百余间。”[49]胡潆奏报的数字与玉虚宫提点任自垣编的《大岳太和山志》（明宣德六年钞本）的记载上大致相符，该志列出的各宫观房宇的具体间数合计有二千余间。但是，明代其它几种山志的记载不同，以方升的《大岳志略》（下简称“方本”）为例，仅七大宫殿宇间数就多达五千余间。[50]下面，我们仅将两书关于七大宫殿宇间数的记载列一简表，以资比较考证（见下页）：
考于任本以后的各种山志可知，永乐以后百余年中，除太监韦贵于成化间所修一迎恩宫外。别无扩建工程，而且成书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方本载明，各宫均落成于永乐年间，故可知，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不在于后世的扩建，而在于统计方式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任本的数字只包括各大宫宫内的殿堂房宇，而宫外的许多建筑物则未统计在内。如玄天玉虚宫“创建玄帝大殿、山门廊庑、东西圣旨碑亭……计五百三十四间，其宫外复设东天门、西天门、北天门、俱有道院”，又如“大岳太和宫……朝圣门外又建方丈廊庑寮室七十八间，其下复有一天门、二天门、三天门道房斋室灵官祠”。[51]从行文的逻辑顺序看，其宫外二个天门附近的道院房室并未包括在统计数中；第二，任本统计的只是一些大型建筑，而各宫观内外的一些小型建筑物则未包括 在内。而方本说玉虚宫“为楹大小二千二百”，这就包括了里乐城、外乐城、紫禁城以及东宫、西宫内外的全部大小建筑物。
正因为方本的统计数字更准确一些。所以后人续修山志都采用方本上的数字。据现代古建专家统计，武当宫观总计“殿宇房屋两万多间，达一百六十余万平方米”。[52]这个数字固然包括了明清两代增修的殿宇房屋，但其中至少一半建筑物是明成祖兴工修建的。
民间有永乐皇帝“南修武当，北建京师”的传说，这两处的确都是朱棣非常重视的大型土木工程。由于两处几乎是同时兴建的大型宫殿，而营建工匠又都是来自全国的名匠高手，所以它们的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和装饰彩画结构的风格是有相同之处的，都代表了当时最高水平，当然，北京宫殿的总体规模是全国其它建筑所无法比拟的，但武当工程的施工难度也是中国建筑史上较为罕见的。另外，从布局和设计看，北京故宫规则、严谨、宏大，是建筑史上群体布局的典范，而武当宫观不同，它的设计布局利用了峰峦的高大雄伟和崖涧的奇峭幽遽，将每个宫观庵庙都建造在峰峦岩涧的合适位置上，其间距疏密、规格大小都布置得恰到好处，充分体现了封建皇帝和道教所需要的庄严、玄妙和神秘的功能及氛围。
明代建筑是中国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高潮，而永乐年间所修建的武当宫观则代表了中国道教建筑的最高水平。“太和山高且奇，宫观伟丽，皆天下所无”。[53]在现存的道教建筑中，无论从建筑规模、从布局结构、从装修工艺方面来看，武当宫观都是第一流的，理应载入史册，但近人讲明清宗教建筑史时，多注意佛教、喇嘛教、伊斯兰教建筑，很少谈及道教建筑，实际上象武当山道教宫观建筑群在明清建筑史上是应该占有重要地位的，[54]因为，“无论从其建筑规模的宏伟、工程的浩大艰巨以及工艺的精美丰富，（它）都称得上是世界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之一。”[55]
四、小结
明成祖为巩固继统的政治需要，崇奉玄武，大修武当；其工程旷日持久，兴师动众，耗费巨万；宫观规模，颇为宏大，这对有明一代的政治、经济、宗教以及民众思想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前人治史，多注意明代极端专制皇权对政治、经济的影响，而忽视其对宗教民俗的影响，实际上明成祖大修武当道宫对河南、湖北、陕西等省的民俗和宗教信仰，影响是极大的，值得从社会史角度深入研究。
[注释]
[1]瞿宣颖：《中国社会史料丛秒》甲集，页二四二。
[2][37][38]《明太宗实录》卷二O七。
[3]《明史》卷五十，“京师所祭者”条。
[4][5][15]《正统道藏》册六O六。
[6]叶盛：《水东日记》卷三十七。
[7]小柳司气太：《道教概说》第三篇第一章。
[8]高岱：《鸿猷录》卷七。
[9]傅维鳞：《明书》卷一六O。
[10]叶盛：《水东日记》卷八。
[11][18][19][23][32][36][38][39][40][49]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之二。
[12][16][28][45]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二二。
[13]谈迁：《国榷》卷十六。
[14]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参见《元明史类钞》卷十九。
[17]《明太宗实录》卷十，上。
[20]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之七。
[21][27]《明史》卷二二九。
[22]王概：《大岳太和山纪略》卷三。
[24][43]王士性：《广志绎》卷四。
[25]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之十三。
[26][30]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之十三。
[29]《工部厂库须知》卷二“夫役旧制，一匠五夫”。
[31]方升：《大岳志略》卷三。
[33]《明太宗实录》卷一二九。
[35][51]任自垣：《大岳太和山志》卷之八。
[41]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三二。
[42]《续文献通考》卷三O，国用考一。
[44]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七。
[46][53]《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武当山部》册一九五。
[47][54]秦佩珩：《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页二五七——二七七。
[50]方升：《大岳志略》卷三。
[52][55]《古建筑浏览指南》（二）页一二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