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各界领袖:谁来推动彻底改进世界的最伟大变革?!(下篇)

肖均 原创 | 2011-06-02 18:14 | 收藏 | 投票

                                                                       总论:大道至简

构成宇宙的也就物质、能量、空间、时间、信息这五大基本元素。这五种元素构成了对生命而言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源。

人类是所有生命的一个很小的部分,因此对人类来说,这五种基本元素也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资源。物质、能量、空间(陆、海、空)这三种资源对于人类总在不停快速增长的需求来说,总是远远不够。因此,数百万年来人类对这三种资源的竞争从未停止过。稍微严重的情况下,就是冤冤不解的暴力斗争、甚至血淋淋的战争。

至于时间,上天很公平,给予每个人都是一样多,而且很充裕,但是时间就像无情的流水,总是一去不复返,很不容易留住。特别是有些关键时机更是稍纵即逝,造成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民族与国家民族之间巨大的差距。

而信息资源则非常非常独特而神奇。1、即使对于目前数量达几十亿之巨的人类来说也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反而愈取愈多;2、具备无限伸缩性和包容性,哪怕是一条信息也可供无数的人同时分享;即使供无数的人反复分享也不会减损半分,反而愈用愈新;3、来挖掘的人越多越广为好。因为每个人的角度总是有一些差异,挖掘出来的信息会变得更具多样性而且更丰富多彩。4、人类在挖掘这种资源时,欲望越强烈、开采面越宽、越深入当然收获越好,但不用担心破坏生态、引起失衡等等副作用。5、人类在开发、集成浩瀚无涯的信息时更愿意采用合作的方式,更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不足与责任,也真正能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种梦想般的原则来交换和分配它们。因此信息正是推动人类高效进行增量改革真正走向和平的巨大动力和最可靠保证。6、取用的成本最低却效益最高、见效最快且永久受益。

所以, 纵观整个人类史,只有信息交流传播的大变革才对社会进步具有最大的推动作用。最先、最积极参与信息交流传播大变革的国家和地区,不仅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明的程度都高。在国家、地区间的竞争中也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而且拥有的是压倒性的、居高临下的优势。这种优势也是不可逆转的!

信息交流传播的变革是所有变革中最重要的增量改革最需要合作的变革,是最能促进和平的变革,是大多数人最受益的变革,是整体共赢的变革。人类史上其它所有的变革只可以“救一时之弊”,而唯有信息交流传播变革可以称为“千秋定论”。

在展开所有变革之前,必须首先展开信息交流传播的变革。如果把顺序给弄颠倒了,则其它所有的变革都是劣质而且短命的!都逃不掉:陷入困境——被迫仓促革命或改革——再陷入困境——再被迫仓促革命或改革——再........,这样的恶性循环。这种历史例证太多而且清晰!(令人惊叹的是,在《周易》中,中华祖先早就有类似的阐述和告诫!)。

人类的信息交流传播史警示我们,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只有人性中的的信息精神才具备最大价值,一点也不能无人性地压制、扼杀人人的思想自由,必须要努力培育自己珍贵的宽容品质,竭尽全力创造宽松包容的信息交流传播环境。更必须要重视先进信息工具的大力发展、普及和正确运用,否则,国家付出的代价将是最为巨大的。

       我们已知道,信息交流传播状况决定着群体的整体认知水平。这里暂举两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封闭、落后的信息交流传播会造成怎样的认知代差

1.对科学的重要性的认知。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科技发明与创造成果的约70%都是中国人所贡献,古代欧洲的贡献相对而言就很少了。大约16、17世纪,经历了文艺复兴洗礼的欧洲开始推崇科学、崇尚知识、尊重思想。弗兰西斯·培根大声喊出“知识就是力量”,笛卡尔则认为人类的强大和存在的价值都在于人要进化思想。这些认知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牛顿去世的时候,全英国的贵族以给他扶柩为荣,全欧洲的名流蜂拥伦敦。来自法国的思想家伏尔泰也在国葬现场为牛顿送别。他更向社会发出呼吁:“凯撒、亚历山大、成吉思汗 、克伦威尔等撼动世界的征服者和政治家都远比不上牛顿这样杰出。牛顿这样的人物才真正应该站在最伟大人物之列”。

之后,更多的思想家不断地对科学对人类的影响和贡献进行研究。西方国家各界都对思想和科学的运行规律非常尊重,尽力为思想和科学创造最好的文明生态环境。即使在贫穷年代和各国不断进行战争的战乱年代,也是如此。所以,1945年,二战尚未完全结束,人类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已经拉开大幕。美国从1961年开始推出气魄宏伟的阿波罗登月计划。1969年7月20-21日,“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三名宇航员成功登上月球,首次实现人类踏上月球的梦想,为全人类迈出了历史性的一大步。西方10亿人通过电视屏幕观看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性时刻。

1968年,“20世纪屈指可数的几大思想家之一”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众多学者们长期研究的基础上,在人类史上更是第一次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伟大论断。

中国在这方面却落后很多,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开始有了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科学的知识得到普及,久被忽略的科学精神开始受到重视,那些有品质的学术活动,那些思想灿烂的时辰,一时激荡人心”。然而,这种势头很快因为日本的入侵而不幸夭折。之后是时间长达好几代人的全力以赴的战争和继续革命。

1968年时,在一个自我封闭的国度,几亿中国人还正手举红宝书,在“一句顶一万句”的领袖思想指导下,以无知者无畏的疯狂,畸形地进行着文化大革命。此时,绝大多数科学家正被视作“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开始被关牛棚、暴力批斗、游街示众,许多人因受尽凌辱被逼自杀 。用几十年时间好不容易才建设起来的科学队伍被整得七零八落,元气大伤,“文革”中,中国科学院工作一度全面停顿。

20世纪80年代初,哈贝马斯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学术界开始有了不小的影响。其时,人类第三次科技革命已基本结束。为了夺取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西方许多国家已经在研究和制定新的科技发展计划,把发展“高科技”作为国家强盛的战略重点和关键措施。当时比较著名的有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西欧的“尤里卡”计划、日本的“科技立国”计划等。前苏联也推出了研究计划。人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徐徐拉开大幕。

眼见世界高科技革命迅速发展的紧迫现实,1986年3月,中国著名的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人联名直接向中央最高层提出了建议和设想:“要全面追踪世界高技术的发展,制定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两天后,老人家邓小平作出批示,“863计划”于是得以诞生。但直至1988年初,老人家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予以充分肯定后,宣传部门于是才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到了1995年,中央进一步把科教兴国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这才开始全民大兴科教。

2.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智慧的认知。

中国能为21世纪的世界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中华文化——吴建民。

在世界所有民族中,只有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几千年中连续不断地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最为丰厚、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早在17、18世纪,就有西方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先进成分十分推崇,比如莱布尼兹、笛卡儿、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其后不断有更多的西方学者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梳理和研究。

1918年,梁启超远赴欧洲游学,满心热切地希望向西方学习强国富民之道。正在对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的欧洲学者却告诉他,倡导“和”与融合的中华传统文化更值得研究并加以发展、加以弘扬。于是在1920年,梁启超返回中国,从此逐渐疏远了政治与仕途,专心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并在1925年和陈寅恪、赵元任、王国维四位大师执教清华国学院,“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在当时,清华国学院一开始便声势浩大,震动海内外学术界。后来,却因为战争和连续不断的革命而化于无形。十年文革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毁损。1969年10月7日,这位“中国近三百年来最有学问”的大师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而在遥远的英国伦敦,1972年,英国历史学大师汤因比已经在与日本文化大师池田大作展开对话,这位曾经有点傲慢的汤因比大师代表欧美学术界宣言:要继续推动世界发展必须学习中华传统文明与犹太文明中的精华,此后,西方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的热潮。

但是中国直到1990年代后期,随着国家高层领导人在公开场合提倡学习传统文化,和进入21世纪后相关人士及中央领导层的推动,宣传部门才开始大力宣传,中国大众才开始逐步掀起国学潮。2009年,清华大学再次兴办起国学研究院,开始对自成体系的中华传统文化这座大富矿进行小规模梳理、探采。此时,距梁启超们开始振兴国学的时间已经过了70多年了!

类似的认知代差还表现在对以下问题的整体认知:人口膨胀、土地不足与粮食危机(洪亮吉、马尔萨斯18世纪就提出“人口论”,马寅初1957年又再次提出《新人口理论》但......),环境污染问题(1962年,蕾切尔·卡逊为人类奉献出《寂静的春天》,其中文版早在1979年就由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然而其遭遇是寂静的,直至199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寂静的春天》之后,才开始引发读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全球史观(西方学者上世纪中期就已建立学术体系,中国学者在21世纪才开始有少许著作出现),资源能源紧缺问题(《增长的极限》是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但中国1984年才出版这本书。形成较大影响则是在上世纪末。)以及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社会学、金融竞争、文化竞争、话语权竞争、创新机制、工业化、知识(创意)经济、全球化......等

                                                     结语:互联网的呼唤

几千年前的呼唤:

几千年前,全球只有中华民族的祖先对于人类的信息交流传播的重大意义认识深刻。中华祖先中的圣贤们早就对信息交流传播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知,最迟至商朝末年达到了最高峰。

“文王拘而演《周易》”时,周文王就已把他和周族知识分子共同探讨过的这个理论反映在《周易》中:他们对先贤们流传下来的《易经》64卦重新编排了顺序,把阐述交流传播(含启蒙教化)的《蒙卦》的顺序,排在《周易》的第四卦,紧跟在《乾卦》(天)、《坤卦》(地)、《屯卦》(万物初生)三卦之后。就表示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的原始洪荒时期,紧接着的当务之急就是要高度重视交流传播,通过提升交流传播能力来帮助人类提升智能、去除蒙昧、密切各种协作与强化情感联结 。该卦还生动地描述了人类之初(语言)交流传播及启蒙教化的情形、指导原则与伟大功用。《蒙卦》的后面一卦才是《需卦》(饮食之卦、等待之卦)。

《周易》是中华民族“哲学中的哲学,经典中的经典,智慧中的智慧”,在中华文化中地位最为崇高。所以《周易》中对于交流传播的崇高地位的推崇是高屋建瓴式的指导原理,是针对国家民族这个大群体的发展战略的,是“道”。而“仓禀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论述,则是针对个体、家庭的具体而细微的治理措施(也契合古时教育无法普及,文盲遍地的实际),是“术”。即使是管仲也认为两者并不矛盾,各有所指。

接下来,对于文字的产生,《周易》和《说文》里则写道:“上古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由于有了文字固定地表达,一切都有依据和规范,于是,)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中华民族的祖先还深刻地认识到当时文字的力量可以使得“天雨粟,鬼夜哭,龙为之潜藏”。这就是说,文字的伟大力量,可以让人民生产力提高,生活得到改善;让鬼、怪等邪、恶、虚、伪的势力惧怕、颤栗、哀嚎,社会得以净化;让社会变得透明(万民以察),使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有所敬畏、有所收敛。

对于文字的产生,古埃及人、古巴比伦人、古希腊人均把它归功于神。只有古代中国人将文字的发明功劳归之于人自己——仓颉。中国古代对"人"的定义是:有历史典籍、文献,并能把历史典籍、文献当作学习工具和镜子以自省的动物。那些没有历史典籍、文献的部族,虽有语言,能使用工具“劳动”,都只能算野蛮动物,其邦族称号在汉字中都从犬旁。因此,古代汉族知识界所称道的“人”实际上相当于现代话语体系中的“文明人”。而所谓的“非人”,相当于只按动物本能苟活的“野蛮人”。

因此,提升更多直至普天之下所有人的“文明”程度,用文明来“化成天下”,特别注重传承及反省、极为宽厚包容,倡导以人为本、“视民如伤”、天下大同,强调各民族文化及情感的交流融合与升华......。则一直是“社会的良心”——历代公共知识分子牢牢谨记、代代传承的伟大使命!

认知决定行为。正是因为中华祖先对文明交流传播的功用认识正确而且深刻,古时中国人对推动文明交流传播的发展高度重视,不断创新。并且以高水准的文明交流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全面领先:《周易》中尊崇文明交流传播的指导原则与竹简的研发使用开创了一个“百家争鸣,群贤并起”的大时代;汉高祖刘邦粗鲁却大气的风格与纸的研发使用,推动了大汉文明的出现;雕版印刷术与千古明君唐太宗的从谏如流及主动学习融合外来文明的宏大气魄催生出盛唐气象,旷世罕有的“三宽”皇帝赵匡胤与泥活字印刷术的研发使用让宋朝诞生了中华科技、文化的两个最高峰,成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文明王朝。

看看周、汉、唐、宋,您就会明白传播学大师们为什么要感概万千地说“古时中国人在传播的文明程度上是怎样的让西方人所望尘莫及!”了。

即使在”五胡乱华“的南北朝时期,虽然社会非常动荡,战乱不断,政权更迭平凡,由于人们的信息精神和思想自由未受到什么管制,当时“社会的良心”和“社会的大脑”们仍然创造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科技、文化的两座高峰。

可惜的是,到了元朝,在刚刚学会能造一点蒙古字,基本没文化的蒙古族权贵实行的等级制度的统治下,中华民族的文明交流传播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明朝,心胸狭隘、暴虐多疑的明太祖朱元璋实行的独具明朝特色的特务统治及其衍生出的蛮横专制统治再次给予中华民族的文明交流传播一记重击。自大的清王朝为了便于维护专制统治及为了处理好敏感的族别冲突问题而实行文字狱统治与之后的闭关锁国政策又第三次给予中华民族的文明交流传播一记重击。几百年下来,中华民族的文明交流传播与中华民族于是只好一路衰落,直至崩溃了。足以令人扼腕长叹!痛惜!所有这些史实,绝不是巧合。哪有那么多巧合!(更详尽阐述只能另用专题)

来自西方的回应:

几百年前,信息交流传播的变革在文艺复兴中的伟大作用则让西方人体会很深,有许多学者,如马克思、恩格斯、培根、马丁.路德、雨果.......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阐述。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人对这方面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深刻。

在二十世纪初,西方已经出现了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哈罗德·拉斯韦尔,库尔特·卢因,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卡尔·霍夫兰。集大成者则是“传播学之父”——犹太学者施拉姆。之后传播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崛起于西方学术的殿堂(由于已有相对极为宽松包容的交流传播环境,西方传播学主要着重于从技术层面探寻传播学)。于是,“西方学术界把(交流)传播放到人类第一等重要的地位去认识”,不断有大量的学者涌进来对它进行研究和完善、发展.......,一时之间著述多如牛毛。

1960年代,“继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麦克卢汉更是因早早作出“电子媒介(将)延伸人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整个世界成了地球村”的惊人预言,被尊称为“信息社会的先知”。随后,学者们指出,传播系统已经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三股社会的主要支撑力量之一。在上世纪末,许多学者更进一步,已经认识到信息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资源,呼吁把信息的交流传播作为引领社会发展的最大动力(比如《大趋势》系列的作者: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

西方人普遍把铅活字印刷术称为西方“文明之母”。1996年初,美国《华盛顿邮报》评选人类最近1000年的杰作,获选的最伟大发明就是铅活字印刷术。比尔.盖茨指出:铅活字印刷术西方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快速复制书籍的方法,而是提供了一种便利的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加快了西方文化知识的传播、积累,并打开了西方人的眼界,从而“彻底改变了西方文明”。为了快速推进和大力扩展全人类的信息交流传播事业,“互联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以拥抱全人类的伟大情怀放弃了可以和比尔.盖茨比肩的巨额财富及拥有庞大商业帝国的荣光,把他开发出来的万维网免费推广到全世界。

再次的呼唤:

“研究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首先要处理好那么大量的信息,哪一个信息也不能漏掉。”——钱学森。信息活动对于人类来说具有首要作用,由此也可见一斑。

“信息活动支撑一切,支配一切”是贯穿宇宙万物演化、生命进化、人类发展进步的重大规律。这个重大规律,西方国家已经有许多人看得很清楚。在中国,也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它看得更清楚。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人类的信息交流传播变革不断地推动人类各种变革的历史大潮浩浩汤汤,是不可违逆的。区别就在于你是被别人用绳索栓着拉进全面互联的时代,还是自己积极拥抱互联网,全面主动地参与进去。积极拥抱互联网、全面主动地参与进去,才既能充分为自己争得权益,也为人类,更为子孙后代作出应有的巨大贡献!

作为重要大国的一员,作为享有几千年悠久文明传承的中华十多亿子孙们,历史的荣耀早已经归祖先。当我们在“我以我的中国血统自豪”的时刻,请务必效法祖先的智慧,牢记祖先的教导,遵照“天下大同”的理念,向全球各个先进的文明,全面虚心地学习,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力争不要再做中华祖先的不肖子孙

比如向近几百年来最重视信息交流传播的犹太民族学习:仅一千多万人口,除了掌握的信息资源比多数民族多外,啥资源都没有,长期寄人篱下,饱受百倍于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大脑结构也没有不同;但却有着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及同族协作、情感联结的优良传统的高度尊重,甚至不惜用生命去捍卫;对推动先进的、良性的信息交流传播具有最独特的感悟和最高的智慧。这个近几百年来最伟大的民族在近两三百年来奉献出的大师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约二百位之多(马克思就是其中的一位)。

按人口比例,有几千年辉煌文明史的中国,以人口数量计算应该涌现上万名同级别的大学者、大师才对。(如果果真如此,不仅中国的文明和富裕程度与如今有天壤之别,全人类的文明程度也将平地起高楼,达至一个很高的高度。)但是,中国在近两三百年来,还没有出现过对整个人类有贡献的大思想。

没有互联网,我们的时代会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发展好互联网,我们的时代将会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界尊敬的领袖们,互联网都在向您们发出大声的呼唤:请感恩互联网!恳请您即刻参与进来,帮助完善这个论述;并通过书籍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一切信息工具、以一切方式展开立体密集的大传播,共同来对全社会再进行一次更有力、更彻底的大启蒙!恳请您带动更多的人,大家共同竭尽所能来推动互联网的大发展与全民普及,让这个世界尽快变得更为美好吧!!

中华祖先在历史的天际正看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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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互联网能彻底改变中国和世界!已经成为一种信仰。 从所有文明中吸取智慧。 从中华传统智慧中吸取最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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