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胜诉意味着什么？
让艺术与法律双重蒙羞
作者：叶匡政
因被批评“流水线作画”，画家范曾去年10月将收藏家郭庆祥告上法庭，要求郭庆祥赔偿精神损失费500万元。近日，北京昌平区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为郭庆祥文章中通篇对范曾的诗、画、书法、作画方式及人格分别做出了贬损的评价，如“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虚伪”等，造成其社会评价的降低及精神痛苦，郭庆祥的行为已构成对范曾名誉的侵害，要求郭庆祥向范曾书面道歉，并赔偿人民币7万元。
看到范曾胜诉的判决，我非常吃惊。对范曾的人品和画品，只要了解一些当代文化和艺术史的人，自有判断，不用我来赘言。仅从一个画家因一篇艺术评论就起诉评论者，并要求对方赔偿精神损失费500万元来看，范曾对艺术精神的理解，还是一个门外汉。艺术的灵魂只有两个字：自由。自由不仅是艺术诞生的动机和最后归宿，也主宰着与艺术相关的每个环节。我们说的自由，既包括艺术创作或艺术家精神的自由，也包括受众审美和批评的自由。就像范曾有自由去画各种人物一样，公众也同样有自由以各种方式来评价他的绘画，那怕是以贬损的方式。这是艺术世界一个起码的原则。即便是已成经典的作品，人们都有批评的自由，何况对范曾这样远未“盖棺定论”的画家？这是文学艺术界的常识，所以我们常看到对作家画家的各种批评，却绝少看到这类作家画家诉诸名誉权的官司。
我一直在揣磨，这个自称“坐四望五”的画家，为何会拙劣到以官司来回应对他作品的批评。我想无非两点，一是自视过高；二是他并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艺术，而是一种获利大、有品牌的商业活动。“自视过高”从郭庆祥引用范曾的的话就可看出：“画分九品……四品，已成大师，凤毛欧伯；五品，谓之巨匠，五百年出一位……我是坐四望五，以待来日。”这种自我评定大师，甚至公开宣称者，确属当世罕见。前些日子，我读到诗人安琪评论《范曾自述》的文章，文中也引了一段范曾自己的话：“我的艺术的进步简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使全社会震惊，我的画也以空前的速度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仅仅十年的时间，我像从激烈的地震颤动中，大地被拥起的奇峰，直插云天。”读到这段话时我哑然失笑，这哪里是在谈论艺术，分明是在谈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一种商品。我想可能正是范曾骨子里的商人意识，使他无法容忍别人对他的批评，因为这会影响到他的市场行情。
范曾的这些言论和行事风格，显然与中国水墨画的精神相背离。中国水墨崇尚的文化意识是“澄怀观道““含道映物”“渊静修己”“损己利物”，追求的是“腹中火候”与“豁达无所营”。至少我很难想像，一个平日执著于名声和金钱的画家，能画出体现中国艺术精神的作品。因为中国水墨讲的是发于心源、识心见性，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人品代表了画品，人格代表了画格。所谓“人品不高，落墨无法”，我想范曾肯定是早就懂的，如果一个艺术家连别人对他作品的批评都无法容忍，那他的人格和境界如何，我们也可揣测一二了。而郭庆祥的文章在我看来，写得理性平和，不仅未点名，甚至连“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等用词也非常温婉，批评的也是艺术界流行的市场意识与包装手段。如果这种文章都能对所谓的“大师”造成精神伤害，那这个大师的精神无疑太脆弱了。
范曾起诉在我看来，有一种人格的必然，并不让我惊讶。真正让我惊讶的，是北京昌平区法院竟会判范曾胜诉，这显然有违现代法律的精神。范曾是一个公众人物。当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与民众的批评权、知情权发生矛盾时，多以尊重民众的批评权、知情权为主，这体现的也是法律的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因为公众人物比普通人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当他们利用这种资源获得利益的同时，也应承担比普通人更多的社会义务。公众人物所具有的影响力，会对社会和民众构成影响和示范，所以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进行限制性保护，也是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这种监督自发地来自于社会舆论，一个人的影响力越大，他被限制的名誉权、隐私权也会越多。比如范曾所用的“流水线画法”，如果成为一种艺术常态或市场价格极高，就可能损害到真正的艺术精神和艺术市场。郭庆祥敢于写出范曾真实的创作情况并进行批评，应当说是对艺术市场有利的一件事，这种行为本身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我想无论是艺术家或普通民众，读到郭庆祥《文汇报》所写的《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都会觉得这是一种善意的艺术批评与舆论监督。作为公众人物的范曾，即便感受到某种伤害，凭借他在社会和媒介的影响力，也有足够的渠道对作者进行反驳，否则就只能对这些言论予以容忍。这是当下大多数有影响力的艺术家的一个基本行为规则。此案二审如依然这么判决，无疑是法律意识的一种倒退。章诒和先生在微博说“如此判决，中国艺术从此无批评”，并非耸人听闻。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评价范曾胜诉，我只能说，这是一个让艺术与法律双重蒙羞的判决。
来源：滨海时报·望海潮 2011-0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