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学方法的通信（3）
你提出的三个问题，我先回答前面两个与方法论有关的。
关于经济学中数学应用的评价问题。
1，问题。作为理论构建的一种逻辑形式，或者作为分析和解释的一种工具或表述方式，数学具有其他工具或者方法所不具备的优势，这一点很少有异议。近代以来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应用的风行，是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的自然结果，当然也是科学进步的表现，是理性化、形式化发展的产物，这一点也很少异议。经济学对自身“科学”身份确认的追求，无可厚非，这是学术市场竞争的内在要求。问题仅仅在于，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应该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应该深入到什么程度？如果说经济学的功能在于解释，数学是否是一种具有绝对优势的解释工具以致可以排斥其他一切工具的存在？
2，问题的表现。以上的担忧不是耸人听闻，不是杞人忧天；翻一翻那些主流经济学刊物可以发现，经济学研究中的数学应用不仅泛滥，而且日益绝对化。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学实际上成为数学的附庸。数学来了，经济学却死了。如果数学来了，经济问题得到更好的解释，那么经济学死不足惜。问题在于，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并没有因为数学的大量而精深的使用而得到更加清晰的解说；很多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只是在自说自话，在循环论证，除了华而不实的模型，内容空虚的形式，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比如《经济研究》，以往人们读它，因为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启示；可现在没有多少人读它了，因为除了大量的数学应用，其中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东西。经济学的精神丧失了，经济学的解释力下降了，这就是现在经济学研究的现状。科斯把主流经济学叫做“黑板上的经济学”。所以，问题不是用不用数学的问题，而是怎么用，用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这一切，最终都取决于对经济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
3，合理应用的范例。我最近在读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的《一个经济理论家讲述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文集，包含了8篇文章。其中的第一篇文章《“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应该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了。这篇文章的很经典，很重要，因为它奠定了非对称信息理论的重要基础。这篇文章的结构比较简单：首先是提出假说——非对称信息导致逆向选择，进一步导致市场机制效率的下降；其次，以汽车市场为例建立模型加以证明，其中包括非对称信息和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两个数学模型；再次，用保险、少数民族就业、欺诈的成本、欠发达国家的信贷市场为例进一步证明；最后是关于抵消或减少非对称信息及逆向选择的制度安排的例证。这篇文章的数学应用很简洁，但文章表述的思想很清晰很深刻。可以说，这篇文章之所以成为经典，与数学的应用以及数学应用的深度没有多少关系，关键还是思想的创新。该文集中的其他文章，有数学模型的，数学也大多简单，文章的解释力更多来自例证。再回头看看《施蒂格勒论文精粹》，其中那些成为经济学经典的论文，即使有数学，数学也仅仅是一种辅助工具。作者有很好的数学功底，却没有卖弄数学。当然，因为有思想需要表达，卖弄技术就成为多余的了。
关于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问题。
1，经济理论总是关乎利益及其实现的。“经济人”的自利倾向仅仅是经济理论与经济利益关系的一个表现，就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而言，我想说明的是——任何一种经济理论，直接或者间接，隐含或者潜在，都与利益诉求有关。我们把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非正式约束，把经济理论理解为意识形态的构建力量，就可以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之加以说明。设定技术进步或者组织变迁的背景，则要素相对价格将随之发生变化，从而利益格局也将发生变化。利益的增进或者削弱，都会引起某种意识形态的诉求——对自身经济利益合法性的证明。在现代经济学产生之后，经济理论就成为这种证明的有力工具。自由或者市场、放任或者干预，总是与某种利益格局相关，总是成为经济理论论争的对象。
2，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或者“辩护”性质的强调是一种历史现象，与十九世纪之后阶级利益冲突的加剧有关。在古典经济学的时代，在李嘉图那里，分配成为经济学的主题，事实上承认了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意义——想一想李嘉图对地主阶级利益的批判和为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辩护就会明白这一点。当然，极端强调经济学意识形态性质的还是马克思，他一方面谴责庸俗经济学的辩护性质，同时公开承认无产阶级经济学的辩护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我说马克思是一位真诚而坦荡的经济学家。进入新古典之后，经济学不再将分配作为主题，对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讨论似乎可以排除一切意识形态因素的干扰，于是主流经济学开始炫耀自己经济学的实证、客观和科学。似乎以价格取代价值，以效率取代公平，经济学就成为真正的科学。但是自诩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并不可靠，经济学还是一种意识形态构建的工具。对市场的信仰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宗教。即使是作为现代经济学核心的“效率”观念，也不可能排除掉价值判断，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其实，强调和重视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漠视或者否认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质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
3，思想或者观念总是现实的反映，同时受到所处时代既有意识形态的制约。近代以来，至少在思想界，理性、客观、科学、公正有了更高的价值，成为思想家立论的法则。人总是有社会或者阶级背景的，从而总会受到既有意识形态的制约。声称理性、科学、公正、客观是一回事，能否做到又是一回事。我倒是比较倾向于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人是不可能摆脱价值相关性的，但作为科学工作者，又要努力做到价值中立性。即使学者明确宣称自己研究的客观和公正，作为学习者或者旁观者也不宜轻信。我最近在看加里.贝克尔的《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就发现即使那些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他们所宣称的价值观也要保持怀疑——他们所宣称的普世价值其实不过是国家或者阶级的利益。再者，即使学者们确实在努力实现客观和公正，努力摆脱阶级利益和意识形态的纠缠，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也确实是个问题。还有，一个时代的某种理论或者思想被接受，以致得以流传下来，实际上受到了当时的意识形态的检验。一种思想或者理论得以流传这件事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作用的表现。更一般的说，给定经济利益、意识形态与经济理论的关系，只要有着经济利益的差异，就会有意识形态的诉求，从而有不同经济理论的出现以提供利益合法性的证明。
4，前人的阐述是一回事，后人的解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但这不能否认理论构建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存在你所说的不同的人对《红楼梦》有不同解读的情况，你想要说的是，后人可能利用前人的某种思想或者观点来为自己的利益辩护，刻意的歪曲或者误读与前人无关。后人的解读与前人著述之不同是一个普遍现象。即使是思想史上形象最为一致的斯密，也有着不同的面孔，比如迈克尔.佩罗曼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阐释》中就将斯密塑造成一个国家干预的拥护者。我想要说的是，即使后人的解读不同于前人的著述，或者后人利用了前人的著述以阐发自己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仍然存在。比如，罗伯特.巴罗利用李嘉图的著述，得出“李嘉图等价” 假说。在李嘉图那里，他所要阐述的是，为筹措战费，税收和国债有着相同的影响，都使生产性投资、国民财富和居民消费减少。巴罗解读李嘉图著述得出的所谓“李嘉图等价定理”，想要证明的却是，在理性预期背景下，举债融资和税收融资的后果是一致的，即都不会对实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巴罗作出这样的解读有着他的目的，就是证明宏观政策的无效性。可见，李嘉图的阐述，有他的意识形态背景，而巴罗的解读，也有他的意识形态目的。尽管二者的说法有不同，理解有差异，但在都体现着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点上则是相同的。
5，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渐进的，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认识的深化和进步，需要积累，需要过程。归纳不是简单地积累素材，需要在积累的基础上进行抽象。这就要求我们适时提高认识的高度，加深认识的深度。从具体的现象中首先得到的，只是事物映射在我们头脑中的印象，这种认识是表面的，局部的；深入而全面的认识，需要在归纳基础上对事物或现象的本质进行抽象，这就需要认识超越就事论事的程度。
PS；上午监考，利用空闲理出了一个简单头绪。不知道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希望继续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