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关于设立“中国路径”栏目的起因，我们了解很少，听了你们介绍，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这里提出的问题的确很大，包含面很广，我想这个栏目至少先应该总结一个多世纪以来讨论的经验，看看前人对这个问题做过什么讨论，有哪些成果，有哪些经验，这是我们进入新的讨论的一个前提。有成果可以继承，有经验可以总结。比如，侯先生的讲法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来的，马克思的观点是说希腊人是正常的，其他民族是营养不良的，或者早熟的。这样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的视野，但这个比较的视野就和我们今天讲的平等的文化多元主义不一样，还是倾向于把西方看成是正常的，把别的民族文化都看成不正常的。当然，马克思没有很严厉地批评这个观点，这也不是马克思的错，因为当时整个流行的观点都是这样的，中国人自己也这么看。比如梁漱溟。梁漱溟也认为中国是文明早熟，梁先生不见得受马克思影响，但是梁先生和马克思的观点有近似的地方。当然，梁漱溟对中国印度和欧洲的文明，还是比较能平等看待。但是，毕竟是那个时代，梁先生说中国和印度文化早熟，早熟这个观念，多少还是和马克思差不多，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文化多元主义。今天，我们讲文化多元主义，应该是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不能说谁是正常，谁是不正常，你是正常的成人，我是小侏儒，不能这么说，或者说你是病态的，发育不良的。在今天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上，破除欧洲中心主义，不能这么谈。我们过去一个多世纪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在指导思想上，受到一些时代的限制，因为当时确实是欧洲文明一枝独秀，连梁漱溟这样的人都说，我们现在第一件事，是全盘承受西方的文化，然后再讲下一步。然而，今天这个时代，却给了我们更好的条件，让我们可以更彻底地贯彻平等的多元主义文化观。
第二，侯先生讲，“古典的古代”是进入文明社会的常态，但是他承认，从“前文明社会”到进入文明的社会，应该有多种形态，不是只有“古典的古代”一个方式。当时他的认识主要是讲还有“亚细亚形态”。
这个“亚细亚形态”是跟古典的古代不一样的另一种，它可以往前也可以往后，但是它是前文明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的另外一个路径。侯先生把这个看成中国发展的特殊路径，但是侯先生的讲法主要是从制度，特别是土地制度到底是私有还是国有，他是从这个方面来讲。
因为侯先生比较看重经济基础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他从土地所有制来论文明路径。在今天，我们显然是不能仅仅从早期的土地制度来判断。如果做历史研究的话，一定要更广，制度不仅是土地制度，不仅是国家官僚制度。从传统来讲，一个封建制度，一个礼乐体系，是西周的主要制度文化特色。西周的封建制度，与之相配的礼乐制度，到底怎么把握它？这两项都一直到春秋时代，影响到战国。我想，如果我们现在研究中国路径的话，就不光是仅仅研究土地制度，还要包括它的文化、思想、宗教、伦理，从综合角度来看文明发展的情况。
第三个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讲中国路径的问题，中国路径这个词是侯先生先讲的。但是我刚才提到，梁漱溟先生对此早已经有所觉察，即他的三条道路，三个路向的说法。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讲人类文明有欧洲的路子、印度的路子、中国的路子。这点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我要强调什么呢？梁先生的特点是放在“路向”上。“道路”是指实际走过的全过程，“路向”则是指道路的方向在哪，方向就和价值有关系。就是说，路径的讨论和价值还脱离不了关系。道路、路径、路向，这都脱离不了价值。以梁漱溟的经验来看，在讨论几大文明的路子的时候，不仅要看它怎么走过来的，还要看它的方向。这就是所谓的“迹”和“所以迹”的问题。顺着这条路走过来，这是“迹”，但是如果做一个更深入的思考，就存在“所以迹”，梁先生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你往这走？中国文化是走的三种路向中的第二路向，第二路向就是注重调和适中，要人际关系和谐。我想这样的讨论，对我们还是有意义。
第四，虽然，梁先生所讨论的路向的价值，是不可回避的。但是应该和中国当代政治经济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的讨论，还是应该有所区别。如果说，现在的人研究更多地关注近六十年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我们的关注应该在古代，这个古代一直到晚清。这样的话，论述的主题与中国经验的讨论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历史研究还是要实事求是。不管早期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或者路径路向和今天的发展有关系或者没关系，它本身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实施研究的领域。可能有些研究的动因是和今天的中国道路讨论挂钩，但是我们具体做研究的时候，我是反对牵强地结合的。我觉得还是要实事求是，客观地研究中国文明的道路和贡献。
第五，在本栏目研究中所涉及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问题，要很好地处理，既不能变成一个特殊论，也不能变成一个中心论。以前张光直讲过，他认为文明的早期发展，欧洲是特殊的，他觉得中国的、东方的是比较普遍的，反而西方是比较特殊的。这里并没有什么正常不正常的，就是发展不一样。我们今天要开放各种讨论，不要把这个变成“中国特殊论”，好像中国什么都特殊，什么都和别的国家不一样。这就忽略中国文明对人类文明的普遍性贡献。也不能都说什么都是中国最好，中国就是普遍的，其他都是特殊的或者不良的。在描述中国的特殊方面的时候，不能忽略中国文明和中国价值对人类文明的普遍性贡献。这一定要通过研究来给予肯定。比如从西周到孔子，到春秋战国时代，它在价值上提出的东西，和西方明显不一样，这不是特殊的，同样是普遍的。这就是对世界文明的普遍性贡献。我想，把这个栏目办好，就要处理好这些问题吧。我就先说这些。
（见光明日报2011年3月21日国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