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加里.贝克尔不再怀有敬意

赵峰 原创 | 2011-07-01 07:23 | 收藏 | 投票

 我对加里.贝克尔不再怀有敬意

 

对前人及其贡献表达敬意不仅是我们的义务,更是我们的需要。我们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展开的,前人的努力为我们今天的探索提供了至少是可选择的方向、路径、材料及信念支持;对前人表达敬意是我们认同前人工作的一种形式,其实我们也通过这种形式显示我们自己工作的意义——如果前人的贡献是有价值的,我们今天的努力也将是值得的。

学科的成长是一场接力赛。迄今为止,经济学的成绩还算不错,至少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学被看成是最接近“科学”的学科。我们应该感谢前辈参赛选手,从斯密到萨伊到约翰.穆勒到杰文斯到马歇尔到凯恩斯到萨缪尔森再到弗里德曼和科斯、诺斯、布坎南、施蒂格勒以及杨小凯和张五常,是他们的努力奠定了经济学今天的领先优势。

那些卓越的经济学家,以自己卓越的贡献为经济学大厦的构建添加了材料,如“斯密定理”、 “李嘉图等价定理”、“萨伊定律”、“马尔萨斯陷阱”等等;还有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马歇尔的“连续原理”、凯恩斯的“流动偏好”、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哈耶克的“知识分立”、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科斯的“交易费用”等等。不过,我对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却不怎么认同;在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中,我对加里.贝克尔及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缺乏足够的敬意。

 

加里.贝克尔被认为是最有开拓精神,创新能力最强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因为将经济理论扩展运用于非商业的社会关系和人类行为的分析而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经济学家中的创新者和开拓者,贝克尔是新家庭经济学、歧视经济学、犯罪与惩罚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及时间分配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他的这一系列贡献,被叫做“经济学帝国主义”。

学科要发展,就不能固步自封,研究内容的深化和研究空间的扩展是实现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贝克尔的 “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拓展经济学研究空间的贡献不能忽视。但是,过分强调或者拔高“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意义显然也是不适当的。经济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也许不如“经济学帝国主义”所表现出来的成功那样成功,而经济学在非经济领域的应用也许也不如经济学自以为是的那样风光。“经济学帝国主义”实质上不过是理性选择原理及成本收益分析在非经济领域的推广应用。在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面对:首先,经济学家将自己的努力延伸至非经济领域,是否意味着利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已经很好解释或者解决了经济领域的问题,或者,经济学领域的问题是否已经解释清楚,再没有深化和发展的空间?其次,将现代经济学工具运用于非经济领域的分析,是否能够提供更清楚更有效的解释?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经济问题需要回答,技术进步和经济组织的变迁会改变经济运行的环境,从而会不断产生新的问题,而且,老问题也会以新的面目出现。没有任何时代的经济学家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就今天的经济学发展而言,不仅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在所有经济问题上达成共识,就是局部的共识也成问题。相反,由于经济现实趋于复杂,经济解释本身也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多样性。也许,保持争鸣正是经济学发展的要求,多样性不能成为妨碍经济学对外扩张的制约因素。但是,现代经济学在解释和解决经济领域的问题方面,也还算不上成功。

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怀疑和批判在凡勃伦的时代就不绝于耳,但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问题在最近几十年才真正暴露,对其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也在最近几十年才充分展现出来。一个学科面临怀疑和批判也不是其缺乏生命力的表现,也不意味着其应该并即将被抛弃;有时候,怀疑和批判恰好可以激发其斗志的焕发,可以促进其发展。但是,面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怀疑和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确实没有为自己解释力的匮乏提供多少可信的解说。“黑板上的经济学”,不仅仅是一种嘲弄,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真实写照。现代经济学中数学应用越来越普遍且越来越精深,政策建议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但是,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力却越来越匮乏,经济学家辅助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的效果也越来越令人怀疑。经济学自诩的“显学”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虚假繁荣,在很多情况下,“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成为自大张狂和不切实际的典型。

那么,当代经济学家能够将经济学应用于非经济学领域,是否意味着他们比前代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凯恩斯等有着更广泛的知识空间,更丰富的知识兴趣呢?不见得。在这样一个高度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每个人所能获得的知识,只是人类知识海洋中的沧海一粟。社会发展和知识的专业化总是相互推动的,现在早已不是通才的时代。加里.贝克尔的研究进入了婚姻、犯罪等领域,但他对相关学科并没有比一般非专业人士更多的了解。实际上,当代经济学家不仅对他们所侵入的非经济领域缺乏了解,对经济领域的了解和认识也缺乏深度和广度,这是过分依赖技术的结果。

对前述第二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借以进行对外扩张的并不是对相邻学科基础知识的理解和相应研究范式的把握,他们所依赖的只是经济学研究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如理性选择原理和成本-收益分析。也就是说,他们并不理解和把握相邻学科的研究范式,而是希望将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强加于其他学科。科斯在其《经济学和相邻学科》一文中,表达了对经济学对外扩张的能力和效果的怀疑。“我很难相信,在其他学科工作的天分很高的学者不会获得或掌握这样高度数学化的工具。事实上,那些学科中的一些学者,比起大多数经济学家,或许更易于获得或掌握这类技术。”

“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一个依据是,作为理性的行为者,人们在经济行为和其他社会行为中具有行为动机和方式的一致性,于是经济学的某些原则可以成为理解人们非经济行为的一般原则。但是,“在不同领域,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尤为重要的是,当人们作出选择时,所处的制度框架迥异。”将人们的非经济行为的动机简单化地理解为最大化可能失之偏颇,而抽象掉人们行为的制度背景则可能失去基本的解释力。在理解人们的非经济行为的特征和机制方面,经济学家不可能具有任何优势。“适合分析其他某一社会体系的理论是需要包含一些该体系的重要而特定的相互关系特征的。”而“甄别和理解人们所求目标和所处制度框架特征的能力所需要的相关专业知识,似乎不大可能为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所掌握。”科斯断言,经济学的对外扩张最终会铩羽而回。其实,问题倒不在于“经济学帝国主义”仅仅是一种虚假繁荣,而在于这种虚假繁荣可能掩盖着经济学研究的某些深刻问题,并且可能败坏经济学的科学精神。

 

最近无意之间碰到加里.贝克尔的《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阅读的结果使我对这位大经济学家少许的敬意也消失了。由于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怀疑,我对贝克尔的敬意不如对斯密、弗里德曼、哈耶克或者科斯那样深厚,而阅读这本书使我失去对贝克尔的敬意,则与一位经济学家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有关。

看到这样的书名,还是有些期待的。贝克尔这样的新古典风格的主流经济学家讲“良知与社会责任”,在我看来至少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经济学越来越没有良知和社会责任了,更何况是新古典经济学。但是,浏览完整本书,却没有让我看到我所期待和理解的那种“良知与社会责任”,我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者的偏执和疯狂,比如人体器官交易、放开毒品管制、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等等。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让人惊异的。这些不过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一贯的把戏。所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政策主张,加起来也就这些。

不过,从斯密的时代开始,经济学家就总有一些让人敬畏的精神和品质,那就是怀疑和批判。经济学总是与自由主义相联系,从而总是与政府及其政策保持适当的距离和张力;其实,最初的经济学就产生于对重商主义的国家政策的质疑和批判。施蒂格勒说,经济学因为经常质疑政府而被看成是坏的信使,但敢于说真话,敢于怀疑和批判恰好说明经济学家才是好的信使。怀疑和批判,大概是经济学家最让人敬畏的品质和精神,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经济学立身之法宝。但是,从贝克尔关于“良知与社会责任”的这个文集中,我们很少看到那种独立意识和批判精神,更多看到的是对政府政策的附和与吹捧。这个文集中就有多篇文章是给小布什捧臭脚的。

更让人惊诧的是,这个文集中居然有两篇文章为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公开辩护。《攻击萨达姆不会使油价大幅上升》一文讨论了美国对伊拉克发动战争的合法性问题。这是赤裸裸地为战争辩护。按照作者的逻辑,有人反对战争,只因为战争可能提高油价;如果战争不会抬高油价,战争就具有合法性了。而作者预期,战争不会显著大幅度地抬高油价——当然只是美国的油价,因为美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性不是很高。《为什么对伊拉克的战争不是关于他的石油》仍然在讨论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仍然在为美国的对外扩张辩护。按照作者的解释,有人认为美国发动战争是为了伊拉克的石油,如果出于这样自私的理由,战争的合法性就应该受到怀疑;作者想要说明,美国发动战争的目的不在于获得石油,而是因为萨达姆.侯赛因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为了世界秩序,发动战争就具有合法性。

 

秉持怀疑和批判,独立和自由,这是经济学的精神和品格;起码,作为一个学者,应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在贝克尔这里,已经看不到一个学者的精神和品格,甚至看不到一个公民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我甚至觉得贝克尔的某些言论,对经济学来说是一种侮辱。为此,我要收回我对他仅有的一点点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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