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利奈尔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
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做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中庸》第二十八章“明道”
前面讲的是修身，儒家修身的根本目的，就是这一章说的“明道”。那么，明道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行道。所以，明道、行道，是儒家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过去称之为士，实际上，必须是有志于道的人，才能称为士。中国的传统社会分为士、农、工、商，士是最高一等人，一般是指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是，光有知识文化还不够，士的终极目标是“志于道”。要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传统知识分子，你的心思应该放在道上，必须在明道、行道上做足功夫。
中国传统文化离不开一个“道”字。道是什么呢？这个很麻烦，外国人学中国文化，最怕的就是“道”这样的概念，恍兮惚兮，说不清道不明，又到处都是，绕都绕不开。当然，我们从小生活在中国文化的这个“大道”中，耳濡目染，应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们理解这个道，当然就有大道、小道之分，所谓大道无形，小道可观，而且小道是可以贯通大道的。一般来说，世间百业都有道，比如下棋有棋道、写诗有诗道、练武有武道、经商有商道、喝茶还有茶道，等等，总之，这些都是世间的小道。这些小道都可以通大道的，哪怕你是一个杀猪宰牛之辈，你都能够由小道而悟大道。
我们看《庄子•养生主》里面宰牛的庖丁，他也能够悟道啊，悟得还很深呢！庖丁跟国君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我之所以乐此不疲地宰牛，是要通过这个过程悟道啊！我心中想要的是大道，而不是炫耀宰牛的技术有多好。我们看他宰完牛以后，是“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我们看庖丁，那么一个身份低微、贫贱的宰牛屠夫，在权贵面前居然能够“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显得无比高傲、目中无人，一点都没有低人一等的感觉。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在某些场合面对国家最高领导人、面对社会上最有权力、最有财富的人，会不会表现得如此从容、大气？我看一般人很难有这个自信。那么，为什么两千多年前，庄子笔下的这个宰牛匠能够如此自信，见王侯而渺之呢？就是因为他身上充盈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志于道”的精神。
所以，小道通于大道的关键是什么？就在于我们每个人能够安身立命于自己的位置，在我们从事的各行各业之中，能够排除功利心，不计较是非荣辱得失，把这些统统放下，一心一意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这样的话，你就能像庖丁一样，从世间小道中获得通达于大道的智慧。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真精神之所在。
现在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批评中华传统里面等级制度森严，说君臣父子、忠孝节义这一套儒家伦理是“封建糟粕”。这个就让人哭笑不得了！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权利和义务上的等级分工，这是一个社会和谐有序的基本前提。中国传统社会中所谓的等级制度，是任何一个秩序井然的人类社会的共性；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恰恰是在精神上的解放。从精神意义上而言，中华文化又是最讲究平等的，孟子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哪怕在最低贱的行业里面，哪怕是最低贱的人，同样能够领悟大道，同样可以成圣成贤。所以，中华文化的真精神，就是不管人的高低贵贱，不管世间的百业万象，都可以平等无碍地通向宇宙的最高真理——道。
这一章讲“明道”，站在儒家的角度来说，“明道”当然是有其专指的。中国古代士大夫都崇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从这句话里，我们能够看出，过去儒家最希望的还是兼济天下，通过内修其身，进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学修的根本目标。
冯老师曾经讲过，我们办书院的真正目标，就是重建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这并不是说我们一个个都变成封建贵族，高高在上，而是要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样的精神，在我们的身心性命中确立起来。
士大夫实际上是两个词，一个是士，一个是大夫。在古代，一个有理想、有文化、有操守的人，就可以称为士，哪怕他是杀猪宰羊的屠夫，或者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只要他有理想、有道行，都可以被称为士。只不过有很多人是隐士，他的道行本事不为人所知。当然，如果具备了士的精神，进入了社会管理的高层，在先秦时代，诸侯又赐予他一定的封邑，那就可以算作大夫了。到了后来，士大夫成为了一个专有名词，泛指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其地位的高低，反倒不是那么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