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桑德尔:我的威力在于引起公共辩论

王予 转载自 经济观察报 | 2011-09-10 22:51 | 收藏 | 投票
发布时间:2011-08-31 11:16 作者:桑德尔 |章乐天


 

  桑德尔:我只是一个教师

 

  前英超利物浦足球队主教练拉法·贝尼特斯有句名言,在他卸任之后依然流传甚广:“我要一个台灯,他们却给我送来一张沙发”,意思是他在转会方面缺少权力,俱乐部净引进他所不需要、不看好的球员。在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Sandel)访华前夕,我接到专访委托,心里在想:桑德尔,他究竟是台灯还是沙发?


  这种想法其实很不正确,百年来中国学人吃的一个大亏,就是林林总总地引进西方的东西,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发现了可以一剂定谳的良药,而事实上,远如马克思、列宁,近如罗尔斯、哈耶克,他们的理论都是有其适用的独特语境的,可能在某些时候,那边的言论触及了这边的敏感区,但细究起来,我们不是缺人家的土壤,就是少人家的耐心。


  桑德尔在他的《公正:该如何做是好?》课程在网络上流传开来之前,不过就是学人小圈子里熟悉的一个名字,一个共同体主义的倡导者,他著书立说,踩着理论的砖块蹚水,水里啼饥号寒的生灵都只能抬头仰望。在采访中,桑德尔坦言,他对社会的影响是很间接的,显然,到他这个年纪和社会地位的学者,都能认可理查德·波斯纳在《法律与文学》中的一句话:“人这种动物可以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但他知道,有生之年的人和努力,都收效甚微。”


  桑德尔在上海的公开讲座原定有两场,盛况可期,然而到最后时刻,其中一场被临时叫停,再次挑战了我们的容忍下限:连他这种很重视“社会和谐”的学者都被拦在“维稳”的铁栅栏外,我等连“收效甚微”都难以期待了。


  桑德尔是看重既有秩序的,他在十五年前出版的《民主的不满》一书中,批评美国式民主进入了一个亟须变化的险境:对于共同体价值的考量,强调集体利益之类,过去曾被视为是保守的、扼制个人自由的,而现在,被像桑德尔、麦金泰尔等共同体主义者认为是必须要重视的,他们的这些声音, 也在自由主义阵营里引起了深层的“不满”。此书的副题“美国正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也就是寻求一般所说的“公民共和主义”,它强调的是公民的德性、政治参与的义务、讨论的热情,指向的是“共同善”,而不单是依自由意志论者的主张,每个人只需管好自己,法律只需保障每个人的自由。他说,这种论调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自美国建国以来所恪守的共和之题应有之义,只是一个世纪以来,在占据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中被忽略了。


  “ 共同善” 一语, 在他的书中, 和他的访谈中多次出现, 共同善与“ 德性” 密切相连, 但是,桑德尔和麦金泰尔等人所说的“virtue”,与我们所说的“以德治国”、“八荣八耻”风马牛不相及,在他们眼里,公民社会的“德性”不是依靠权力机构推行的,而是来自于公民实践。桑德尔推崇亚里士多德依照城邦的原型策划的公民社会蓝图,这个社会是以共同的美德为维系人际关系的纽带,而非以政治权威或别的什么成文纲法。


  在中国强调“共同善”,可能很容易被联想为那些关于“集体利益”的说辞,即便不是这样,在这个无数人尚在为保护个人尊严而苦挣苦熬的国家,强调“共同善”也显得奢侈了些。桑德尔说得不错:美国建国时就确立有共和传统,这是他们的幸运,而在中国,孟子凭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把城邦传统给完全排除出了中国人的政治思维世界,漫长的皇权专制见证的是儒法两家如何各擅胜场,统驭“治术”。这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堵死了公民参与、讨论、决定公共事务的路。对此,风度翩翩的桑德尔教授如何置喙?


  《现代政治哲学》一书中写到桑德尔时,加拿大学者威尔·金里卡便问:你说你要尊重共同体的一些既有的观念、一些纽带,可是,莫非我们要把那些面目可憎的东西也一并接受?我们可以对那些共同体的习惯、信条提出批评,并加以“扬弃”吗?


  这质问看起来浅白,却代表了某种绕不过去的常识。本质上而言,桑德尔是个右翼共和保守派,倾向于保持纽带而非创造纽带——后者是汉娜·阿伦特左翼公民共和的路数, 她凭借更有现实感和良知感的思想撰述赢得了比桑德尔多得多的重视和崇敬。


  不过,桑德尔毕竟是个职业素养高超的教授,他不把个人的立场强加给学生,而是挑动学生自己去思考、权衡各种理论之间的冲突与共识,还设计了那些让人饶有兴趣参与其中的伦理学案例。他把他的课堂成功地变成了一个公民实践的微型演练场。他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成就和知名度,不知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栽花。


  采访中,迈克尔·桑德尔说起了他的理论,他的《公正》课程的目的。他对他所处的这个共同体保持了足够的谨慎。据说,在复旦大学的活动结束后,他小心地问中方陪同者:“我今天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吗?”


  对话桑德尔


  问=章乐天 答=迈克尔·桑德尔


  问:你被看作一个传递福音式的人物,引导读者和听众通过政治哲学思考问题,衡量个人的和公共的行为,判断政府或某个特定个体的行为的是非。你认为研习政治哲学对我们有益,可以让我们变得更有公共关怀,成为更好的公民,但这样的公民是否只能存在于民主社会?


  : 我从公民身份说起。在我的书里,我追溯了关于如何看待公正的三个传统,第一个就是亚里士多德,他发展出了一种有关公民身份的观念,他认为,做一个公民意味着要尽我们所能去思考共同善,一同思考、推导和讨论共同善和生活的涵义。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完善的个人生活,实现最高人性的生活,需要我们发出声音,讨论政治共同体的未来,因为只有投入到政治思索的实践之中,我们才能培养人性中这独特的一面——对好的生活、共同善的思考。


  从根本上说,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让我受益匪浅,我觉得很有说服力。亚里士多德的公民身份理念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往往只把公民身份看作是个体和社会的一个纽带,表明你是社会的一部分,但亚里士多德提到一些更高层面的东西,例如在讨论一个社会的未来时拥有发言权,例如一起研究共同善、好生活的涵义,等等。


  可能有许多途径都可以给予公民一个有价值的发言权,参与决定政治社会的未来。不必只有一个问题,但是,在世界上,有太多不一样的制度安排,以不同的途径让公民发出声音,让他们能就如何被统治进行有意义的发言。并不必然只有一条路。但是我的确认为,就像亚里士多德说的,人的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发出声音,不管什么途径,都得有一些可操作的安排,用各种方式让公民能够发言,能够针对政府发言。选择并不是单一的,但我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言是对的:不管以什么方式,人性要发展,就必须能够说话,必须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说话。


  :成为一个公民的前提是你可以相信并且支持某些东西,例如一部宪法、一个法律体系、一些民间机构等等。没有这些,你会觉得自己身处不安全。假如你不是一位学术明星,或者不是小布什政府的生命伦理委员会顾问,你能够仅凭所掌握的正义理论感到自己强大有力吗?


  :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多强大,因为我从没领导过什么政治机构,也没有加入过任何政府,成为其一份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丝毫谈不上强大。


  我得澄清,虽然我确实在小布什政府期间加入过生命伦理委员会并担任顾问,那不是因为我赞同小布什,在很多地方我并不赞同他。在委员会里,我们讨论的问题是核武器、医疗保险、克隆、太阳能、干细胞研究等等领域的伦理问题。小布什聘我做的事远比为他服务更多。


  回到问题,我并不拥有什么可以拿出去给人的东西, 我的威力在于引起公共辩论,通过我的书、我的课,以及像现在这样的访谈。这种威力,如果可以称之为威力的话,恐怕是极其间接的。我很幸运,能够对公共辩论有所贡献,能帮助公众了解那些伦理问题及争议,体会那些道德上的两难困境。我觉得我很幸运地能够对公共讨论有所助益。但我不想夸大。


  我只把自己看作一个教师,很幸运地可以写书,可以到各个国家去访问,可以接受访谈,我的书译成了好多文字在各国发表等等。但我仍然是个教师,我不想夸大自己的作用。


  问:你在公正课里举了一些非常极端的例子,也时常引用名人为例,例如迈克尔·乔丹、比尔·盖茨,听说你曾与乔治·索罗斯对谈过。你是否觉得现代社会里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是正义思考的一个很重要的出发点?


  :是的。我想政治哲学或正义理论有许多出发点,对每个人而言,正义的问题都是从他一出生就存在的,他还是个孩子,甚至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我们的第一次人生经验就可能是不公平的,可能在学校里,可能老师或父母对你做了什么,有了这第一次经验,以后你就会从这一点出发去思考。这至少是个起点,由此我们开始进行严肃的关于何者公正、何者不公正的思考。


  在那些讨论公正问题的哲学家那里,贫富差距也是一个讨论的出发点。在我的书里我写到了一些当代哲学家如何看待贫富问题,他们指出,假如贫富差距是出自自由市场上自由自愿的物物交换,那么它并不必然是不公平的——这是自由意志论者,像罗伯特·诺奇克、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观点,因为每个人都是自愿参与到自由市场体制之中的,所以不管结果造成了多么大的不平等,其都是起源于自愿交易。


  我本人不赞同这一点,在书中我分析了自由意志主义者提出的对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秩序的论证不符合正义要求。接着我用约翰·罗尔斯的自由平等主义的正义理论来做对比。罗尔斯论证说,平等的唯一目标是给最缺乏机会的人以正义,他质疑自由意志论者的主张,他说, 人们认为在自由市场体制里所有人都有某种基本的平等,他们都有机会去购买、接受、选择什么,但罗尔斯问,这种选择真的是自由的吗?每个人由于背景不同, 付出同样的努力,获得的财产却严重不均等。


  我在书中讨论了他们的论争。我自己提出的是第三种关于正义的推理方式,我关心的是过多的不平等会损害人的共同体的感觉,会损害一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这三种推理论证都有各自合理的地方,都启发人们去思考,假如能够获得睿智的回应,则有助于在现代社会的贫富之间建立沟通的桥梁。


  问:这三种思考路径之间的讨论仍在进行?


  :当然,而且与现实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哪里有市场经济,哪里就有不平等,就有贫富差距,不管在美国还是中国,任何社会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我们就必须思考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对策。


  问:在美国,顶级富人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和他们保有财产的自由之间是否已经达到了一个良性平衡了?


  :不,这方面的正义在美国还远没有实现。我认为我们要在以富济贫方面做得更多,激发更多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共讨论,要在扶助底层方面达成共识,还要努力强化富人的社会义务。我的很多想法还只是停留在思考中,不过也有很多在沃伦·巴菲特的行动中已经有所体现。他是自愿把财产的一半都捐献出去的,而且很重要的是,他也说服了其他亿万富豪自愿加入到他的慈善计划里。巴菲特是在税收体系和政府行为之外捐献可观的一部分财产,我想至少沃伦·巴菲特知道给社会做贡献的意义,他在这方面是履行了富人的社会责任的。他应受称赞,我希望他能说服更多的人采用和他一样的做法。


  比尔·盖茨也加入了他的“50%计划”,他还建立了基金,我也很佩服他。我觉得缩小贫富差距的系统必须深入发展下去,不仅仅是对最富裕的人课税以支持穷人的教育和医疗那么简单。


  问:作为一位共同体主义者,你是否认为一个地方性的习俗有时应该优先于某些普世的规则?


  :不全是。我不会说一个共同体的习俗优先于普世原则。不能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共同体的习俗,就说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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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对价值问题非常感兴趣的人。 A man who is interesting about the value problems very much. 1988年“闯海”,有近20年的商战经历。爱好阅读、观察、思考,尤其热衷探究社会经济方面的问题。现为王予工作站价值专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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