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思想史从哪里开始？
这个问题的设定和解决避免不了主观性。在相当程度上，历史不是由历史而是由历史学家书写的。研究起点、历史分期及材料选择等问题的解决服从于研究者的主观意志；应该或者不应该之类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研究者的价值观、研究方法和目的、知识结构及兴趣等等，而这一切都很难体现出客观性。
现代经济学说的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为标志，经济学说的历史也应该从这里开始。可是历史的探索或研究，总要涉及学说或思想的渊源；追溯既往，就需要设定起点。研究斯密，总离不开重商主义，因为斯密是在批判重商主义的过程中建立其体系的。那么，重商主义又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重商主义的源泉又在哪里？回答这样的问题，就不得不涉及中世纪或者经院学派。再进一步，经院学派又是从哪里来的？其产生背景又如何？理解这样的问题，就不得不回到《圣经》，回到古希腊。对经济思想史而言，追根溯源并非为了罗列和铺陈，而是体系构建的必要。
有历史学家说过，历史是无法从头开始的研究领域。历史研究要求追根溯源，但就学说的源流而言，只有更早没有最早。即使我们将研究的起点确定在古希腊的色诺芬和柏拉图，他们的思想渊源还得往前追溯——赫西俄德、荷马、毕达哥拉斯、泰勒斯……何处是最早的起点？经济思想史就是经济思想的历史。在稀缺的背景下，有经济活动就会有经济问题，有经济问题就会有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思考从而就会有经济思想。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的出现远远早于文字的出现，但是，即使有文字记录的经济思想也不是都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这涉及到我们探索和研究历史的目的问题。研究历史总是服务于现实的。我们研究经济思想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更好理解现代经济学。或者如汪丁丁所说，是为了为现代经济理论提供知识的合法性。构建经济思想史体系，包括确定研究起点，划分时期，选择材料等等，都应该服从于探索现代经济学的源流及发展为目的。这样理解问题，“最早”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所需要的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思想源流，我们需要建立的是对理解现代经济学有意义的历史。
现代经济学本质上是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或观念体系，是西方文化的构成形式之一。探索经济学的历史，就只能在西方文化发展的框架下进行。西方文化的源泉一般认为有两个，一是古希腊文化，二是古希伯来文化。相对于《圣经.新约》的背景及成书时代而言，古希腊文化更早一些，于是我们的起点就选择在古希腊。以古希腊为起点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经济”的概念就在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那里形成。古希腊的思想家门关注经济问题，在他们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及历史著作中，留下了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虽然不系统不成熟不完善，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理解还有一些启示作用。选择古希腊作为起点的更加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就现代经济学来说，古希腊的思想家是有意义的——他们的经济思想成为后来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源流。比如色诺芬的“经济”概念就被亚里士多德所继承和发展，进一步通过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再通过重商主义和古典学派而进入现代；再比如柏拉图的分工理论通过亚里士多德再到西塞罗再到斯密的老师哈奇森然后被斯密所继承和发展；还有，亚里士多德关于私人产权的观念被西塞罗所继承然后再被中世纪的阿奎那所继承然后又被古典学派之前的约翰.洛克所发展再进入现代产权经济学；还有亚里士多德的价值思想……
选择从古希腊而不是斯密开始构建经济思想史体系还有着关乎经济学的精神和思想的某些因素。如果从斯密构建体系，则经济思想史的重点就不在古典学派，而是转移到新古典之后的发展；而新古典之后，经济学已经逐步走上了形式化的道路，经济学的精神开始模糊，经济学的思想开始淡漠。事实上，形式化主导下的经济学越来越丧失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性质，其注重形式忽视内容，注重数学而轻视思想的特点，使其既脱离经济学的传统也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其解释力日趋下降，其社会功用越发微弱。恢复内涵思想和文化，具有独立精神的经济学需要回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而从古希腊开始，有助于对古典经济学精神和实质的理解。
经济思想史研究起点的确定，看起来是一个主观的过程。但是，这种主观选择并不是随意的。尽管不同的研究者会有不同目的和志趣，从而在体系构建上会有不同的主张，但是，将经济思想史体系构建置于理解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则是一个不变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