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是共产党追求的最高价值
宋 圭 武
共产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最高目标就是正义，就是为了建设一个有正义的社会。共产党奋斗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质就是一个充满正义的社会，若共产主义社会不体现正义原则，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根本不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
共产党也是为改造旧社会而来。而以往的社会，最大的不合理就是不正义，其中不正义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三个方面。在政治上的不正义，就是特权，权力主要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权力是为少数人服务的。在经济上的不正义，就是虽然财富的生产是大多数人，但财富的占有主要是少数人，剩余价值大多归于少数人。在文化上的不正义，就是文化的主导权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并且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为少数人占有权力和财富提供合法解释的。当然，以往的社会并不缺乏效率，有时，在集权体制下，一些项目的效率可以说是惊人。但以往社会的效率是没有正义基础的。
共产党追求的社会，就是既要有正义，又要有效率的社会，其中正义是最高的目标。因为社会有正义，就肯定有效率，而且有了正义，效率就才是真正的效率，效率就是全局的效率和长期的效率，而不是短期的效率或是局部的效率。若没有正义，效率就只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效率，而不是为社会和为大众服务的效率。
共产党追求的正义，就是要建立政治、经济、文化三个层面的正义。
在政治层面，所谓正义，就是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具有相同的选择权利，而不是少数人具有特权。就是在选择的自由和权利方面，要更多强调机会均等，而不是一些人多，一些人少。首先，自由和权利并不是无限度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总是要受到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必须要考虑到自己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对别人的自由和权利的限制，所以，自由和权利是有限度的。其次，对于有限度的自由和权利而言，公正的分配原则就是大家均等，不能有些人有较多自由和权利，而另一些人有较少自由或权利。
在经济层面，所谓正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是社会应尽可能实现个人之间严格的按劳分配。劳动代表了一种贡献，按劳分配就是按贡献分配。这既符合公平原则，也符合效率原则。因为社会若不实行按劳分配，一些真正为社会做贡献的人，就没有做贡献的激励，社会发展就缺少了动力。同时，不实行按劳分配，也使少数人坐享其成，社会就是奴役性的，这也是以往不合理社会的典型特征。二是社会应尽可能保证先天资源收益的平均分享。对于人类而言，先天资源，就像一个没有失主的黄金，其公平的分配原则就是收益平均分享。比如土地，就是先天资源。马克思指出：从一个较高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做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代。这里笔者认为，对于先天资源收益，关键不在所有权，关键是要实现收益的平均分享。但由于在收益分配中，所有权具有强势地位，所以，国家要对所有权进行限制，要通过税收等多种手段，实现全民在先天资源收益方面的平均分享。三是人道原则。有些人由于遗传等原因，在劳动能力等方面具有先天的不足，但这种不足不能归结为个人的原因。所以，按劳分配也是有缺陷的。为了弥补先天资源收益平均分配和后天按劳分配的不足，就需要有人道原则做补充，其中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对这种不足的一种必要补充。
在文化层面，所谓正义，就是要有正义精神，就在要在人文价值中要体现平等、对他人的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并且要渗透到大多数公民的意识深处。
共产党如何实现正义？第一，要建立更加民主的体制。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没有人民的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就是一句彻底的空话。同时，让人民当家作主，也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步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共产党成立宣言《斯巴达克同盟想要什么？》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于大多数劳动群众不再是被统治的群众，而是自己的全部政治和经济生活的主人，并且是在有意识的、自由的自决中领导着这全部生活。但民主建设应考虑不同的人文背景。国情不同，民主的道路就不同，否则，民主就不能很好体现正义原则，民主就与民主的本质相悖。在中国，如何建设民主，笔者认为，由于面子文化和血缘关系文化浓厚，所以，在中国，应考虑要建设更多具有公开性和协商性特点的民主制度。第二，要大力发展经济，但财富的分配目标是要让大多数人富起来，而不是仅仅让少数人富起来。第三，建设具有平等精神的文化，反对官本位。
共产党要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具体责任人就是共产党员。但共产党员的素质是有差别的，这就决定了共产党在实现自己目标的过程中，道路是曲折的，也是充满斗争环节的。一方面，高素质的共产党员要与低素质的共产党员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共产党员也要与自身的缺点不断进行斗争。
共产党员的素质总是与特定的国情基础相联系。在中国，共产党员改造自身素质，重点就是农民性的改造。
而中国的农民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自私与浪漫。自私，就是没有国家意识和公共意识，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只看到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收益，而看不到合作和规模的收益，看不到国家的收益。浪漫，就是富有幻想情结，幻想有朝一日当上皇帝，或有朝一日被皇帝所提拔，来实现平天下的梦想。由于自私，就缺乏了德性的基础；由于浪漫，就缺乏了理性的基础。所以，自私与浪漫，是建设正义社会的大敌。
为了实现党的最高目标，要求共产党员既要改造客观世界，也要改造主观世界，所以，对一个具体的共产党员而言，任务是双重的。
宋圭武2011年9月1日写于兰州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理论和乡村发展及中国改革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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