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掩盖不了今日中国思想精神的枯萎！
——真要写《毛泽东传》，作者得克服“三大致命缺陷”先
韩继东先生好！
谢谢你转发的邮件。
摩罗准备写《毛泽东传》，非常之好，他可是个大才子！
但是，如果他只是“把毛放在世界五百年殖民史的背景下去研究”，并没有超越1980年以前中学课本《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视野，果如此，摩罗大概充其量只能突出毛是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形象。
况且，1961年出生的摩罗，十分重视个体经验，他的少年时代的记忆，直到而立之年前的人生体验，显然不是阳光灿烂的（有他自己的作品为证——摩罗前期作品所有主题，不过是对多为共产党员的“有头有脸的人”的心理憎恨和腹诽式反抗），而如果他对自己定居北京成家立业，购得平价房且在2002年生儿子建立安乐窝，直至回老家带父亲看病体验到农村医保的壮年时代，感觉满意的话，应当感谢的对象，大概首先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萧规曹随”的后继者们，而这些人士，显然算不上纯粹的民族主义者。
这样一来，转换立场后的摩罗自己，如果也可以用民族主义（也许用政府主义更合适）来表述，那么，不管是受汪晖作品的影响，还是他读世界五百年殖民史激发的比较和联想，若是把功劳都归结到毛泽东一人身上（毛泽东当然是一个时代符号），就有失公道了。
更重要的是，如果还要尊重历史，而从大中华的角度看，中国人有的是宗法主义文化传统，而没有西方来的民族主义传统。
第一，中国的民族主义，象国家主权、社会主义、共产党、阶级斗争等等意识形态一样，不过是前有日本帝国主义者这一反面教员，后有苏联、共产国际给催逼觉醒的结果，与“世界五百年殖民史”有关联但不是直接关系，事实上中国也没有成为任何主权国家的殖民地。
第二，民族主义、主权国家等概念产生于欧洲世俗政权与罗马教廷的斗争，而于1648年确立，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殖民主义的兴起而作为一种国际地缘政治秩序扩展到世界各地。但当其来到中国之始，却遭遇天下主义、宗法国家观念的蔑视，只是借助工具理性（从船坚炮利到工商文明）的威力而迫使中国人（士大夫）在“亡国保种”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危机和政治诉求中最终全盘接受。
第三，要讲民族主义，伟大的民族主义者，至少还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和“三民主义”实践者蒋介石-蒋经国先生。毛泽东当然是个伟大的民族主义者，这是延安时期毛泽东与王明代表的“共产国际”“莫斯科派”太上皇的斗争中（至于斗争手段就不去评点了），连美国人都已经看出来了的事实。
因此，所谓“世界五百年殖民史”，依旧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亨廷顿“文明冲突”的实然视角，这一视角结合中国宗法文化传统和今天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运动（中国已然成为主力发动机之一），在思想观念上至少存在三大致命缺陷，即：
第一，依然是延续西方500年来将价值理性置于工具理性胁迫之下的思维定势（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是其不可分的两面，不管叫它是社会主义还资本主义），让本来异常重视精神价值的中国人，一下跌入极端工具至上（包括科学主义）的境地，这实际就是从曾、左、李、张，到康、梁，从孙中山、袁世凯，到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蒋经国都遵循的思维定势。
但是，在信息化、全球化、生态化的背景下，显然已经不能指望这种思维定势，解决工具理性主义500年来造成的历史性问题，更无助于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有朝一日，中国真的做了GDP世界老大，这种思维定势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世界老大只会扬眉吐气可不成）。
第二，民族主义的天然缺陷，是注重整体、集体、政权（假国家之名）的作用，而忽略个体、生命、社会的价值；宗法文化的天然缺憾，是注重血缘、亲情、自己人的教化作用，囿闭在“你、我”现世中“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而忽视“活生生的个人”生命自组织力，并将“他”（她、它、祂）者排除在外。
致使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态，在宗法文化欲望（权福欲、财禄欲、性寿欲）支配，只要自己活，不要别人活，把智谋（计谋、权谋、谋略）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最终陷入心忙、眼盲、身茫之维谷。西方来的民族主义与中国的宗法文化传统结合，在工具理性主义思维定势下势必导致文明的冲突，因而异常可能陷入两个极端：要么陷入极度的扩张主义，要么可能重新陷入孤立主义。
第三，由于民族主义走不出宗法文化的价值局限，工具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并不能帮助当代中国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因为这种思维方式首先就无从告诉我们到底要复兴什么？更不知道怎样叫做复兴，要复兴汉、唐，宋、明，还是先秦，夏、商、周？总不会是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元、清吧？就算小康、大同是复兴吧，那么小康、大同的价值参量是什么？莫非就是GDP的增长？
循此路线的最后结果，很可能是：对内，很容易掩盖并继续延续中国自身治乱兴衰历史的简单循环（毛泽东尝试用“大民主”超越“黄炎培周期率”经受对“五大红卫兵领袖”的失望而失败后，同样迷失了价值目标，而且造成当权者和既得利益集团对民主的误导性恐惧后遗症）；对外，无论现实中取得多么举世瞩目历史进步，对“先行者”都不会心存半点感恩之心，反而觉得无论拿了谁创造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甚至认为我学习他、拿他、偷他都是看得起他，学、拿、偷得有理），从而当所谓“拿来主义”再无前人、他人的东西可拿时，整个社会系统只能看着其熵值增加至最终走向死寂崩溃（这期间还不排除内外强大压力下，经历一场对外战争的可能）。
人观察、思索，离不开个体经验，但如果囿闭于个体经验，不管变换什么的视野，个体经验都不足以成为能供分享的人类精神财富。这“三大致命缺陷”的根源，不在外，而在内，在人的精神底蕴和思想力的匮乏——工具理性主义者的悲剧在于，以为只要能说会道，找得到理由、说法、说词就一切OK，不顾后果地山呼万岁，万事大吉了！
摩罗是我认的很少几个老乡之一（历史让我碰巧是个较少社会关系的人，几乎没有老乡、没有同学、没有战友），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有大才，心理能量超乎一般人，而且他忠于自己的感受，一向不大在乎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变，是他不变的个性，但自他有真正的家之后，在对儿子和父亲的幸福体验中，渐渐失去了变的动能，而现在的“变”（我倒不认为他是由什么“右”向“左”变），仅仅是表面上的异样，既不需要付出什么实利代价，也不存在和什么重要人物决绝的危险（稍微搞得出乎他原来朋友的预料），我想，摩罗这种玩孙悟空翻跟斗云式的变并不值得作为一位作家欣然自娱……
老实说，作为朋友，我希望他继续过去那种不断自我否定的勇气，哪怕是再体验一回少年时代那种“无知近乎勇”的变也好呀，而这种变，最有力的方式，还是人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中国，多么需要卓别林《摩登时代》、《城市之光》、《大独裁者》那样既能激荡起人们生活的勇气和反抗压迫的智慧，又能给人以心灵的抚慰的作品，而不是什么《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之类的印刷品，如果包括摩罗在内的中国作家继续自觉不自觉地继续中断文学创作，还自我安慰“后知后觉”，实在可惜！
所以，我有些武断地认为，中国当代出不了文学家，更出不了大文学家，并不能怪中国的政治体制，而完全是在现行体制下作家们自己的行为选择。说白了，还是精神底蕴不够，思想力匮乏，能说会道掩盖不了思想精神的枯萎！
当然，他如果感到自己在文学创作上前进乏力，或对自己现在的生活，已经自足常乐，作为一种个体人生，我们不能要求他太多，他有停留下来偷偷懒，做做摩罗式的学问的权利，也有设法赢得更多掌声的权利。
记得2008年我同意凤凰网给我开博客时，编辑曾开导我：如果要想点击量上去，一个办法，就是只要标题中出现“毛泽东”三个字，而这将是网络运营商和出版商，还有你自己，皆大欢喜的事！我告诉这位编辑说，我对毛泽东的研究始于1983年，当时，由于公审“四人帮”和《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们已经开始忘却毛泽东，我却不识时务地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半版文章，叫《精通国情的光辉典范——为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而作》。但1993年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毛泽东已经成了真正的神，我就只有微笑。他说，那么就重新把1983年的文章贴上去试验一下，果不其然，当天就达到浏览 77,947 次/评论 831 条的效果。
事实如此，焉能视而不见？于是，我再次想到“毛泽东精神”（不是“毛泽东思想”）的内涵。从我的亲身经历而言，我以为毛泽东是给中国人注入了一种精神力量的，这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种精神解决了一个“民不怕官”“弱可以胜强”的历史性问题。如今，中国内部依然存在两极分化，存在压迫、剥削、精神污辱而权贵们又“不知进退”，加上中国近年遭受种种国际压力，以及当局者尚不能拿出有效因应之道的情况下，人们拿毛泽东说事，显然可以帮助弱势群体从心理上缓解一下这种“内外交困”的张力！但毛泽东并不能代替当代中国人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
但是，为了克服上述“三大致命缺陷”，以我愚见，当代中国人，不管拿谁说事，包括拿毛泽东说事，都要有一种全新的处世观，这就是：
全球视野、天下情怀、善待他者、和合共生。
最后，如果写《毛泽东传》，我希望有人写出一个：一生都在企求书写历史，而不是被历史书写的毛泽东，而非民族主义者毛泽东。因为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处于又一次历史大变局的前夜，人类多么需要大慈悲、大勇气、大智慧来引领向前啊！
我们正赶上一个千载难逢的大时代，我们应当书写历史，重塑形象，切实解决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而不再是象过去一百年、六十年、三十年那样，心安理得地享受前人创造的文明成果，既不会感恩，又被历史书写！
我们需要大国智慧，我们需要历史担当，我们天下情怀，我们需要重塑形象！
祝春节愉快！
钱 宏
附件：韩继东转发
主题：摩罗准备写《毛泽东传》
特稿：后知后觉者摩罗
来源：观察者网特稿 作者：唐逸如 2012-01-17 11:02
被时代携裹前进的包括所有的人，不管是伟人还是老百姓，抑或更不独立的知识分子。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包括摩罗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又通过自我否定，走上新的道路。
稀疏的头发已有些许斑白，金丝眼镜后面藏着一双洞悉世情万态的眼眸——2011年初冬，已届“知天命”的“超龄文学青年”摩罗随意披着一件外套，坐在十平米左右的书房的两面覆没墙壁的书墙，以及书架下堆放的散乱的书籍之间，接受了《社会观察》的采访——离他书桌最近的地方，一套《毛泽东选集》赫然在目。
原名万松生的摩罗，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平时授课不多，每年只带一个研究生——他对学生的指导，很多时候是一种漫谈式的交流。其余的大量时间，他都在家中读书写作。这些年，摩罗不再囿于原本的文学领域，转而研究殖民史，并连续出版了《中国站起来》和《中国的疼痛》两本书。
这两本书让很多人自此把摩罗引为同志，但也让不少老朋友为此和他绝交，但摩罗并不以为意。他对自己现在的精神状态很满意。回首从十年前的“精神危机”中颠颠簸簸一路走来，摩罗说：“我还是太后知后觉了。”
幻灭
1998年，《耻辱者手记》出版。在书中，摩罗反复“咀嚼耻辱”，时刻无情地批判和反省着自己——
“前面已经无路可走, 每一条貌似路途的去向都布满了无限的耻辱, 被这耻辱摧残为非人乃是我们的宿命。我因为意识到无法摆脱这样的命运而万分绝望。”摩罗对自身精神死亡体验的悲鸣感染了那一代人。《耻辱者手记》出版后，摩罗一炮而红，被称为“精神界的战士”。
但此时，战士已陷入“精神危机”中。摩罗在《耻辱者手记》后记中透露了他的巨大精神危机：“当我面对内心那颗孤独的灵魂时，我对‘人’、‘生命’、‘真理’、‘正义’、‘价值’等等东西全都产生了根本的怀疑。”
摩罗对于世俗人生的幻灭感始于更早的1996年。这场知识分子的集体幻灭始于1989，成于1992。小平“南巡”那年开始，80年代弥漫在大小知识分子和大学校园的理想主义，被市场大潮淹没，官员、教授下海成了最大的时髦，“钱”成了整个中国的图腾。于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甚嚣尘上，80年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被迅速解构，“过把瘾就死”、“潇洒走一回”等成为流行语。众声喧哗之中，摩罗参透了其中的虚无。
摩罗的同事祝东力此时已经开始反思。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一文中他写道：“八九”之后，我骑车缓缓经过昔日熟悉的长安街。全副武装的军人沿街把守，每隔一两米一个，一个个，数下去，望不到边。..我不能不承认，知识精英这十年来对中国的判断全是错的，他们的知识和理论全是垃圾。
这种幻灭和反思不是个案。学者何新80年代末就投入了党和祖国的怀抱，90年代初，祝东力的思想也开始转变。“介于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他告诉记者，“变过来之后就没再变回去，‘否定之否定’是一种上层次的感觉，哪里会有痛苦，也没遇到什么精神危机。”
摩罗开始幻灭的1996年，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可以说不》也一炮走红。前一年，学者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写成，宣告新左派横空出世，正式与自由主义决裂。
但后知后觉者摩罗此时还在痛苦中煎熬。许纪霖评价摩罗的性格中有矛盾的地方，容易轻信，又永远在怀疑。祝东力也说，“摩罗是属于大喜大悲的那种人。”这是典型的文人性格，犹疑，优柔，情绪化。
1999到2001年，中国处在国企大面积停工破产、内地和农村异常萧条、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的异象中，摩罗的“精神危机”也到了最严重的时期。
摩罗停止了文学评论和思想随笔的写作，企图用小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业已变化了的思想和心态。从1999年到2004年，摩罗一头扎进了长篇小说《六道悲伤》的创作中。这是一部带有宗教情怀的小说。而在那几年，摩罗的确想皈依宗教。“我深刻地感受到个人的虚弱，老希望自己能成为基督徒，能以上帝作为依靠。”
摩罗最终没有变成基督徒，他说自己也不是佛教徒。他用自己的方式理解了个体生命和哲学存在之间的联系。“我有一套自己的宗教和信仰。”直到近年，摩罗还会在博客上贴些宗教感悟，而他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法华经》。
在妻子杨帆的眼中，自从2002年儿子万樟笑出生后，摩罗的变化特别明显。“他之前过得特别压抑，觉得别人不能理解他。”妻子杨帆说，“有了儿子之后，他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我喜欢他现在的样子。”
面对儿子时，摩罗不再是孤独的战士，而只是一个享有天伦之乐的父亲。记者采访时，万樟笑跟着妈妈去邻居家串门。摩罗一直记挂着时间，“该回来了吧？”听到门外儿子的声音，摩罗会趿着拖鞋小跑着去开门，见到儿子的第一句话是，“你怎么不和老爹亲热下？”
通过宗教和家庭，摩罗走出了自己的“精神危机”。但他并未立即在尘世中找到精神依托，2005年，摩罗又回到了书斋里。
从鲁迅到梁启超
2004年，随着网络普及，中国左派、右派、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各家各派，围绕着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前途命运以及种种社会问题，在互联网上充分交锋已有几个年头。在房价飞涨和大学扩招中失业、失落的大学生们不断参战，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国企改革”大讨论和“郎顾之争”中，第一次处于下风——世道人心已经变了。
但此时，对原始宗教文化，民间习俗颇感兴趣的摩罗却一直在书斋里研究人类学。在阅读人类学书籍时，摩罗了解了一些西方殖民史，并对其中的杀戮和掠夺大为震惊。他在读书笔记中记录道：
“20070831..最近常借鉴动物行为学方法和心态研究人类，一般都很洒脱，可是了解到中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殖民史的杀戮史和种族灭绝史，真是大骇，实在无法接受。”
摩罗至今都记得自己当时的感受。“这和我平时学习的东西完全不一样。不是落差太大的问题，是完全相反。我觉得我之前学的东西都不真实。”
由这巨大的震惊开始，摩罗动手清理旧识。他反复研读殖民史，得出了结论：80年代改革开放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对西方的叙说的那一套全是假话，都是西方编造的谎言。他有些恍悟：“我学什么不是由我决定的，是由这个社会决定的。”
是的，知识分子并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既包括看什么书，也包括怎么看这些书。随着2002年之后的中国的房地产和城市化高潮，中国GDP从世界第七一路赶超，到2007年已经超过德国位于世界第三。
这个巨大的变化，就连并不汲汲于功利的摩罗也无法避开。2007年的一天，摩罗在家中随意拿起了一本杂志翻看，发现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引述了美国前助理国务卿英德弗尔斯观点：到21世纪中期，世界经济大国将是中国第一，美国第二，印度第三。摩罗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他把杂志放下了又拿起来，翻了又翻，看了又看。
时隔多年，摩罗对此事的记忆依然很深刻，叙说中甚至有些语无伦次，“当时我的心情太复杂了，又不敢相信又希望这是真的。”震惊之余，摩罗提笔给杂志写了封信，述说自己的震撼。“我们也可以超过他们？之前从没有这样想过。”
摩罗开始关心中国的发展问题，对经济、政治等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像刚入学的大学生一样充满求知欲，买了教材扎扎实实地补课。“以前电视里报GDP是多少，我听过就忘了。现在会一直琢磨这个事情。”
摩罗庆幸自己这些年从文学的领域里跑了出来。“现代文学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展现当时中国的绝望。我年轻时一直在里面滚，特别苦闷，看不到希望。”
如今的摩罗对中国充满希望。“知识分子群体活得像模像样了，百姓也都温饱了。我们的城市建设不比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差。”摩罗坐在自家的小板凳上，摇摇晃晃、手舞足蹈地向记者演示他的一个非洲朋友对中国城市化的惊叹之情。“作为一个在读书中陪着中国近代屈辱史走了那么多年的人，我内心的感受是多么的强烈！”
一破一立之后，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号召，摩罗的世界终于从以国民性批判思想著称的鲁迅走出，甚至站到了对立面上，自我批判曾经是“逆向种族主义者”。摩罗告诉记者，自己年轻时完整地经历了鲁迅在精神上的痛苦，前几年又完整地经历了梁启超在精神上的巨大痛苦。“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最弱的时代，他想改造中国，但完全用不上力。”
1919年，47岁的梁启超出游欧洲考察。一年之后，梁启超回国发表了《欧游心影录》。梁启超在书中对西方文明社会和民主制度提出诸多批判，并提出要复兴和改造中国文化。
而47岁的摩罗在这一年彻底清理了自己。他认为梁启超是真正的巨人，在中国最绝望的时候，看到了中国的复兴和希望。“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幸运，能够陪着中国崛起，陪着自己的民族复兴。”
此时，另外一件切身的事，对出身农门的摩罗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
2008年春节，摩罗回到江西老家过年。和亲戚的闲聊中，摩罗偶然听说现在村子里的人看病都要出村，而之前乡村医生就住在村里。
“为什么？”摩罗觉得好奇。亲戚告诉他，现在村子里在推广农村合作医疗，每个村委会都搞了医疗点，乡村医生都去那里上班了。
摩罗突然觉得这个事情意义重大。他赶紧找到负责农村合作医疗的中学同学了解情况。同学告诉摩罗前几年政府拨款用于看病报销的钱几乎用不完，每年都有剩余。
摩罗很高兴：“农民世世代代从来没有得到这样的待遇。生病花钱了还可以到政府那里报销，以前只羡慕国家干部有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自己也有这样的待遇了。”后来，摩罗带着父亲去南昌看病，亲自体验了一把医药费报销的过程。他觉得这是政府在为底层百姓做实事。“从那时起，我对中国政府的印象变好了。”
摩罗印象变好的基础是对比：2000年左右，县乡财政困难困难，农民负担沉重，农村空前凋敝，除了自己，政府与集体没人会关心农民的生老病死、教育、养老、医疗卫生等所有社会保障问题。时任湖北监利县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甚至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
摩罗的朋友刘仰觉得，类似摩罗这样的人，对出身的阶级始终怀有朴素的认同感。“有朝一日，他一定会思考这些人的命运。”
摩罗非常认可国家最近几年在农村政策上的调整：2006年取消农业税；2007年，摩罗的江西老家万家湾村开展了农村合作医疗，最近几年还要搞养老保险。“我觉得他们确实是在做事，把这个不平衡的分配机制调一点到底层人民身上。所以我对政府的批评态度不像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激烈。”
争议摩罗
从2008年开始，摩罗对文化权力研究产生了兴趣，这是他研究西方殖民史后的延伸。在这一阶段，他写了五六万字的思想随笔，后来经过扩充，变成了《中国站起来》里的主要内容。2010年新书发表时，不少老朋友质疑他的转变，甚至宣布和他绝交。最初，摩罗还郑重其事地在博客上发文——“回复以《中国站起来》与我绝交者”。现在他说自己特别理解他们，“每个人对这个社会的诉求不一样。他们知道我在为谁说话，所以打压这种声音。他们做得对，当然我也做得对。”
尽管摩罗认为自己的转变是极其自然的过程，但面对中国问题有不同回答和立场的知识分子，未必都理解。
挚友萧瀚曾试图理解摩罗的转变。他写道，“摩罗是我遇到的人里最真诚的一个。他是真诚地认为自己观点正确，才写出了这种语无伦次的文章。”但他也批评摩罗的知识结构中缺乏坚实的社会科学。“看问题、分析问题时常常只能从感性出发，而难以用理性的逻辑工具分析问题。..在涉及社会学、政治学等公共生活秩序问题方面的研究，至今依然十分幼稚..”
就连和摩罗颇为投缘的祝东力也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历史上，西方除了殖民征服之外，也有传播技术文明的一面。我们不能把80年代的启蒙主义全都抛弃，好像一点价值都没有。”但他对摩罗很欣赏——“他是个热血汉子，说话、做事有担当。”
祝东力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见到摩罗时的场景。“2010年9月，我们单位评职称。摩罗自我陈述时说，他这几年一直在做系统清理殖民主义文化的工作。”祝东力说，“这种场合一般人都只说说纯学术、纯业务上的事儿。摩罗这样讲，一是他有思想，二是他有个性。他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在公开和私下各种场合，好像都没什么区别。”
人品好同样是孔庆东对摩罗的评价。《中国不高兴》出版时，摩罗多年的好友，曾经同为“黑马文丛”作者的孔庆东欣然为其撰写书评。“我是同情劳动人民，而摩罗就是劳动人民。摩罗始终为底层人民说话，他没有变。”孔庆东说，“那些和摩罗断交的朋友从来都没理解他。”
如今，到了“五十知天命”的摩罗，开始活得通透了。他从不与微博上骂他的人争论，也不喜欢参加社会活动，觉得这样就成了“活动家”。不过，近期他打算去贵州参加一个活动。“因为行程中安排了遵义。”摩罗告诉记者，“我准备写《毛泽东传》，去遵义拍点照片收集资料。”
“这是个很浩大的工程吧？”妻子杨帆问他。
“我是把毛放在世界五百年殖民史的背景下去研究，”摩罗说话的声调明显变高，“很少人能有我这样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