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变法代表人物，与秦孝公之间的蜜月期持续了20年。
在这20年之间，秦孝公与商鞅作为改革的决策者与执行者配合默契，竟然秦国从一个被山东六国任意欺凌的国家，迅速崛起，奠定一统天下的基础。观当今国际局势，似乎只有俄罗斯的“梅普组合”有些当时的风采。
商鞅表明：小德在朝不在野，大德在野不在朝。这话翻译成为现代汉语的意思大体是：让党内的同志能支持自己仅仅算是小德，不算什么本事，姑且可以算作术术权谋；能让那些在野的反对党甚至远在山野之中的草民都支持自己才是大德，那才算是真正的本事。
自说自话地强调自己的正统性，就会与人民为敌，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只有在道义的支撑之下，才能让自己代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
在变法初期，商鞅在渭水河畔对712个罪犯执行死刑，令当时秦国的老氏族们胆寒，而且震惊了山东六国，也算是一举天下惊了，但居然百姓没有发起暴动，这让商鞅坚定了其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之决心。
在执行死刑之前，秦孝公跟商鞅争论了三天三夜，首先是这些人该不该杀，此次是即使有罪也罪不至死，然后说能否不都杀，能少杀就少杀，因为在死刑犯中，有曾经在战场上杀敌而立下赫赫战功的人，而
最终商鞅却落下酷吏的罪名，似乎商鞅是在滥杀无辜，其残暴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这不仅让他自己最终受到车裂酷刑，而且让后世很多当权者诅咒谩骂。
在秦孝公和商鞅先后故去之后，留给秦国
其实，当初商鞅在做出执行死刑的决定的时候，也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的。但毕竟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都是有限的。虽然事实证明，商鞅所执行的严刑峻法给秦国带来了强大，但毕竟是动了利益集团的奶酪，开始的时候公子嬴虔是全力支持的，但当由于太子嬴祀的犯罪而被株连，承受刑罚之后，就对商鞅变成了深切的仇恨了。
但反观当下，即使是恶贯满盈的罪犯，都很难被公开审理，并在公开场合被正法；即使是已经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都难以坚持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难道是我们的制度更为人性化了吗？难道是我们对生命更为尊重了吗？难道我们必须要给罪犯以幡然悔悟的机会，用怀柔手段让他们重新做人吗？
事实证明，商鞅虽然执行了严刑峻法，却是代表更为多数的民众的意志。其实我们是姑息了钱权交易与吏治的腐败，为执政者的前途增加了更多的敌意与反对。
在解放前的独裁者蒋介石曾经发出了“腐败问题，反，亡党；不反，亡国!”的焦虑之叹，那么从如今的贪腐问题的危害程度而言，难道就不需要再有如此的忧患意识吗？
虽然中国人对于儒释道法都兼容并蓄，对来自欧美的基督教、天主教都可以用包容的心胸去接纳，但依然有很多人说，中国人依然是自古缺乏信仰，这导致中国人在物质利益的刺激之下，难以保证传统与良知的传承的。这种论调难免让人感觉悲凉。
西方人面对来自自然与神秘世界的巨大力量，创造出了诸神，并用神化的思想去解释那些难以理解的事情。从人的骨子里，在没有深切地认知之前，总是认为人的生命与源泉都是神灵所赐予的，由此人需要对神灵感恩戴德。甚至由此放弃自己的能动性，把命运交给自己之外的超自然力量去决定。
巫师与祭司被认为是神灵的使者，是跟神灵对话的人。他们认为，人的行为、言论甚至思想意识都要遵循神灵的指引，否则任何叛逆与有失虔诚之处都要招致神灵的惩罚。但事实证明，巫师与祭司的言行与所发挥的作用，都是那些劝导人类放弃努力，而永远臣服于神灵的统治的言论，是跟人类的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
在神的统治下，人是不会有任何自我意识的，从这种角度而言，文艺复兴可以说是对神灵叛逆的开始，当人开始自主思维，距离神灵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而所谓的宗教是维系人类与神灵之间的纽带。
粗通历史的人都知道，神鬼对人的统治关系，在中国商朝就结束了。在那之后，经历了周公的仁德之术，并用天子、诸侯、大夫、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来一统思想。
从秦始皇的时代开始，中国人就喜欢用“奉天承运”的方式来解释自己所得到的权利，从这种角度看来，表面上颂扬孝悌之道，目的却是让人忠君，并对天子的统治惟命是从；表面上追求正统入主流，但实际上却是放弃对自身命运的主宰。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统治以儒家的方式作为软的手段去进行规范，用法家严刑峻法的硬性手段去惩罚罪恶。在统御之道中，是分阴阳两种手腕，而且两手都很硬的。假如人遵从正统，那么可以出将入相，封妻荫子，享尽荣华富贵；假如胆敢叛逆，就只有死路一条或者株连N族了。
人都有膨胀的私欲，这种私欲会让人对周围的人的利益有所伤害，对于社会道德准绳与国家的法制有所侵犯，并进而侵犯到统治阶级的权威性与利益。
究竟是为民谋利还是与民争利，究竟是应该造成国强民弱，还是为了民强而付出国弱的代价？这却是每个政治家所必须考虑的核心问题。
科学让人逐渐让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认识自然，用自己的方式改造世界，逐渐摆脱了神灵的控制，但人的创造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本能的实现，比如懒惰、贪婪、欲望、趋利避害，在这之中，必然会越来越深切地冒犯神灵的权威。
通常意义上，艺术是用来歌颂并传颂神灵的伟大的，但当这更多地用来进行政治上的歌功颂德，用来描写儿女私情，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护身符的时候，就会起到让神灵感觉自己的权威性受到背叛，用天灾人祸等方式来惩罚，并希望以此来重新得到人类的膜拜。
如果一个党派总是用绝对权威的话语权来封杀来自各方的异端，那么无疑是会遭遇“人神共愤”的，不仅招致民众与反对派的竭力反抗，而且会让自己失去基本的生存根基，定会加速灭亡。
政策的制订过程往往比政策本身更重要；制订政策的是谁往往比制订了什么样的政策更重要；制订政策的时候所面对的反对意见往往比赞成意见更重要，制订政策的过程披露往往比索制订政策的结果更为重要；政策制订的时候，如何面对反对意见，如何面对非主流的阴面，如何去展现出尽量宽厚的包容性，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也只有把政治跟宗教结合起来，形成统一战线，这才是精明的政治家所采取的手段。因为那意味着政治家给自己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从这种角度而言，宗教信仰是政治权利与政党统治的必要手腕。所以，宗教信仰的回归也是用来缓解党国腐化的政治现状的必然需求。
